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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比我年小，伟岸英俊，才华横溢，一生勤于执教，笔耕不缀。正待息止颐养天年之际，却遽尔先我而去，令我扼腕叹息。好友的离去，引我思绪蹁跹。肃杀环境下，志同道合的理想、高谈阔论的学术切磋、抵足而眠的友情、为世界语的命运和发展共同奋斗，一幕幕的往事，一齐突然出现在我的脑际。图：1974年纪念柴诞左至右：扬宗琨、徐道荣、扬宗琨女公子、张丹忱、黄启生、胡国柱。华中师院外语系资料室1967年冬“夺权风暴”后，各地各单位内部的头头们都在为夺权而打内战，甚至武装冲突。多数群众无所适从，无所事事。中央号召运动转入单位内部的“斗批改”。我和李军都一直挂念者世界语运动，一心想利用这个时机，借口在武汉市世界语小组内部搞“斗批改”，把世界语活动搞起来。1968年3月我们两人，一个个地走访和通信联系市世界语小组的成员和武昌汉口两个讲习班结业的学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按当时的通行做法，成立一个“革命群众组织”，6月3日成立会在我的系资料室举行，到会的七八人。大家同意成立“毛泽东思想武汉市世界语者联络站”、编印散发《红色世界语者》油印刊物，这些与会者就成了我们活动的基本队伍。那时一切必须政治上穿靴戴帽，否则后果是灾难性。红皮绿心，但干的是我们的事业，要干事，这种自保必不可少。重要的是，在大帽子底下干我们自己的事。事实上，我们从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世界语者，却是联系他们，尊敬他们，把世界语一息尚存的信息，传送给他们。今天看来这些政治上的穿衣戴帽不可理解，但当时不这样是不能生存的。，国柱、道荣和我三个素昧平生，在大动乱中突然走到了一起。他们都是武汉人，一个在郑州，一个在东北工作，文革前夕调回了武汉。我们不问对方的身世和年庚，不谈个人的家庭和个人际遇，我们之间的其实都不甚了解；但我们有永恒的而且谈不完的话题，那就是世界语。正是这，让我们从天涯海角走到了一起。国柱和道荣都如饥似渴的拼命快读我身边的一切世界语东西。我在国际通信中收到不少西欧各国寄来的世界语杂志、书籍、单张。其中有著名诗人Bulton签赠诗集；第一次读到并知道了中国诗人苏阿芒，读到李军（Li Jun）的长诗《L’Espero》时，他们忘乎现实，憧憬着国际世界语大会在中国举行的种种细节。我和李军的联系即使在文革高潮中都没有中断过。丁及还有杨志泉都是63年武汉市世界语小组讲习班结业，此后数十年从未离开过世界语。一年多后，又增加一位奇人——扬宗琨（Jaricx）。当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告诉我文革开始后他还在与国外通信。这令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我很惊奇，他的这种行径怎么能够平安地活下来？！而我却不停地被整。最后加进我们团队的是黄启生（Qinson）。道荣在过江渡船拿着一本世界书，被眼尖的黄启生盯着了。他们个个都是奇人，个个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团队，在那个政治、群众互相揭发、举报、批判的时期，一个与当前政治格格不入的小团队，不讲阶级、不讲政治观点、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只讲世界语，只讲柴门霍夫的理想并认为世界人类就是兄弟姐妹，他们要通过世界语来相互沟通，实现人类的友爱和和平。这个松散的团队都有自己的单位和岗位，单位里运动紧张或遭到审查而失去自由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我们大家都主动、自觉地工作。大家都把我这里，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叫学院）外语系资料室作为团队的“家”。好几次的柴诞节是在我的资料室里闭门进行的。这是因为，我是63年教育部指令开世界语课程的教师，又是市文化局属下的世界语小组成员，打着结合专业实际搞斗批改，无可指责，我乐意将联络点设在我这里，让我们这些唐吉坷德们保存火种。李军、国柱、道荣和我，组成这个团队的工作核心，还有丁及、杨志泉、稍后有扬宗琨和黄启生等。这时，北京老前辈方善境是毛泽东诗词翻译组的成员，这是当时的国家大事。方老鼓励国柱和道荣尝试毛泽东诗词和中国古典诗歌。国柱因此也研究了西方的诗词格律，国柱想到，中国的格律诗是否也可以译成西方的格律诗呢？这就出现了把中国古典的格律诗引进西方的想法，从此国柱进行了长期的尝试。早期道荣也尝试了。这个尝试经过多年的坚持，逐渐为国际世界语界说接受，国柱和道荣是这一业的开创者，幸有当时全国联系上的同志、魏以达教授接棒，多年的努力使《三色堇》越来越茁壮。用中国古典诗词格律和词牌写诗的国外世界语者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诗人群体。。国柱和道荣曾多次建议甚至引诱我写诗，可我另有想法：我的使命就是为世界语“救亡”，锁国期间与国外的联系、甚至用外语进行活动都是政治禁忌。为此，要为一息尚存的微弱力量，创建一个可以让他们各施所长的平台和环境。我有正规高校世界语教师和市文化局正式批准的世界语组织的成员，专注这种工作理所当然。这是我一直坚守不忘了的任务。尽管如此，69年起我的世界与活动列入政治审查，交代会和内查外调虽无任何问题，我却受到惩罚，从农场回来后，仍被列入另册，放在一个专设的“打字室“里，可悲的是，这些都发生在我的世界语班的学生当革委会主任期间。我们的导师方善境不顾一切地在北京力求启动全国的世界语活动，他个人以通信和油印材料联系了全国的世界语者，包括我们这些晚辈。通过他的帮助，我们扩大了全国的·通信联系。道荣同志对语言有特殊的天赋，他对世界语的精髓和灵活性有特殊的理解。语言的高级表现形式是诗歌。国柱、道荣和我少年时代起就喜爱上中国古诗，国柱更在此前就开始将中国古诗译成世界语，并收集了当时几乎所有译成世界语的中国古诗，我将其编成64开的册子，由李军印刷装订。道荣开始世界语诗歌的原创，我则成为他们世界语诗歌的最早的读者。道荣的世界语诗歌特点是语言运用娴熟，例如将副词词尾加在名词性词根上，语言简练的不能再简练，但内涵宽广，提供无限遐想的意境。道荣力求在诗歌中创造特殊的意境，特别像宋词那种婉约的气氛。往往取得意想不到的欣赏效果，特别是国外那些读者。国柱和道荣在方善竟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出版新的油印小刊《El CxinajEsperantistoj》，当然挂在我这里；代替了《红色世界语者》。这时外界环境有所改善，这个刊物的主要内容就活泼多了：政治的保护性套话少了，大量的是世界语诗歌和散文。国柱不但集采、编于一身，而且是钢板的刻写者。道荣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李军负责油印。他和我挖空心思搜罗国内的一切世界语者的地址，把刊物寄送出去。几年后，许多外地世界语者对我们感慨地说：“你们寄来的小刊，成了我们灯塔。我们多年没有得到任何丁点儿的世界语消息，收到它，我轻轻轻抚摸着，心里燃起了希望。”1978年夏，武汉的绿色铁杆们模拟UK大会的模式，举行了一个叫Uhana Kolokvo的活动。议程和发言全用世界语。我将个人的发言编印成一小册子。深秋。道荣工作出差江苏，拜访了上海、苏州等地的世界语者，讨论中国世界语前景。回来后，道荣对国柱和我畅谈了他的这次行程和收获。在国柱的倡议下我们三人每人作诗一首庆贺道荣此行，由国柱综合著文，复写，读者大概只有我们三人了。1979年，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刊《Esperanto》已显著的版面发表道荣关于此行报道。报道中，道荣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各地的世界语者，正在跃跃欲试，恢复世界语运动。这是多年来中国世界语沉默之后，第一次从中国发出的信息。该刊还在封面上刊登了中国世界语者Tikos和武汉Kolokvo的世界语活动等照片。在此前后，《Esperanto》杂志发表了当年度的世界语文学创作奖，道荣名列其中。这个报道和得奖的消息一出，中国世界语界为之一惊。其中反映酸的、甜的都有；我们是大喜，感到震惊或不安的也有，他们担恐上边追查个人向国外投稿的大罪。政治正确的是反对的。不管怎样，改革开放的思潮正在中国大地孕育，道荣的此举对世界语运动即将进行的解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过我们不断向当局的申请，终于在改革开放几件启动时实现了，很烦恼1975年的设想在会被实现了：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在1979年5月1日首先成立。各地反应热烈，纷纷提出：“走湖北道路，成立组织！”有人把这期间世界语运动的蓬勃发展称为中国世界语的复兴；也有人说它是“一哄而起”。不管怎样，迄今为止中国世运的骨干，大多是这个期间学习世界语的，影响至今。这是事实。不过，不到两年，我们这些危难中走过来的绿色世界语者，全部被排除在“协会”的门外。道荣生性刚烈，遇到有人耍阴谋诡计，独断专横，他往往拍案而起，不顾情面，当面斥责。我们在省世协的共事中，他的意见和批评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可能不够柔性·。我和国柱、宗琨都是支持的。事实上我们当年在协会主张的运作原则的民主和科学有序管理的原则，正是后来颁布的社团法所规定的原则。我们之间本着‘’说得对，就支持；不对就不支持或否决”。其实，我们之间是对事不对人的，我们只看事情的曲直，没有个人的考虑。1981年秋，这个全国第一个成立的省级世界语协会工作班子里，最早和随后涌现的骨干们，除薛诚之一人外，全部被清除了。幸好国柱和力源在黄石市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开办了世界语函授班，道荣担任高级班的主任教师，国柱和我担任了初、中级班主任，培养了不少世界语者。林力源教授的经营管理才能，为湖北世界语的大型活动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丁及和道荣还多方努力，建立了湖北科技世界语协会，团结了一大批的青年和科技界的世界语同志；黄石世协胡国柱和林力源等联络其他世界语组织在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了中国第一届科技世界语者大会，规模大，影响大。省世协1986年换届后，领导阵营焕然一席，道荣仍然被选为常务理事，一直工作到他去广东工作。多年后，道荣回到武汉工作，忙于本身的工作，联系日少。不久前，争鸣告诉我道荣近况，并期望我们近期见面叙旧。我满怀喜悦等待着争鸣给我进一步的信息。但是，等来的却是他的噩耗。我呆住了，久久地凝望着窗外的天际，无意识地轻轻自语道： 编辑：武汉世界语协会会长 李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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