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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写别人容易，写自己最难。我就遇到了这样的创作困境。前段时间上文学课，我举手提问，“怎样才能写好自己？” 老师回答道：“把自己当成别人。” 又说，“莫言获诺奖后，一时众说纷纭，面对各界声音，莫言说，‘那是别人说别人’。” 我恍若醍醐灌顶。近来读莫言新作《晚熟的人》，我又有了新的认识。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写道：“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 所有的小说都是心灵的自传，莫言也不例外。只不过，《晚熟的人》这部小说集，莫言既是作者，也是小说里的人物，强烈的代入感和在场感，更能引人心理共鸣。 当莫言从幕后走到台上，这故事就有意思多了。所有的写作，都是童年的回返。 书中莫言讲的这12个故事，都与家乡往事不无关联。 《晚熟的人》中，他陪同日本作家鹤田泽庆回到家乡，参观自己的故居和青杀口战役纪念馆，品尝当地的美食。 昔日的同学蒋二变身公司老板，特意安排了高密东北乡首届滚地龙拳擂台赛，最终变成了中日复仇生死大战。 当年被蒋二爷爷蒋启善杀死的渡边陵的儿子渡边一郎输得体无完…… 打败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发小常林的儿子——外号“五毒”。原来，这是蒋二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小说结尾极具讽刺意味： 蒋二给莫言打来电话，说公司过去是滞洪区，为非法用地，面临拆迁。同样的，其他几个故事也运用讽刺手法。 他写村里的“五保户”武功，年轻时干了很多突破底线的坏事，暗地里在猪圈投毒、玉米地里放火，甚至装神弄鬼吓人，他受尽了别人的欺侮，那颗被仇恨和屈辱浸泡了半辈子的心，并没有找到平衡。 “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 一个凶残的弱者，映照出人性的微光。 莫言回到家乡，追述过往，那支被岁月打磨的锋刃之笔，紧贴着“人性”二字自由飞翔，笔下缓缓流淌出的故事也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他回忆柳卫东的异事，80年代东北乡的首富偶然失踪，妻子马秀美带着三个孩子四处张贴寻人启事，找寻十多年无果，有人猜他被人害死。 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又急遽反转，35年后柳卫东奇迹般回来了，改回原名柳摩西，变得有些精神异常，这就是小说《等待摩西》。 读后让人唏嘘不已，又发人深省。 我不禁想到，“小说就是讽刺的艺术，它的‘真理’是隐藏起来，不说出来的，而且不可以说出来。”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是《贼指花》和《火把和口哨》。 前者围绕自己首次坐轮船，与一帮文友去松花江参加笔会时发生的曲折故事，映射出文坛的乱象和浮躁，同时也凸显人心的诡异。 文友胡东年钱包丢失，多年后莫言第二次乘船游长江，在豪华游轮上邂逅尤金，叙旧中得知当年大家怀疑偷钱包的不是别人，正是莫言本人。 到了1989年冬，莫言在文学培训班上邂逅武英杰，用百度搜出他的诗作和视频，看他高大的外表怎么也不像小偷的模样，何况他上演过徒手捉苍蝇，还是公安局反扒能手，曾有小偷见到他直接用西瓜刀把食指剁了下来。 莫言反而觉得那个贼就是自己。到底谁是小偷呢？余味悠长，似乎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个响雷。 而《火把和口哨》，故事前半部分并不吸引人，讲述“我”陪着三叔去开蜡烛铺的三婶家送嫁妆。 三叔是口哨王，能吹出四个八度，抬嫁妆时与几个爱吹口哨的小青年结成把兄弟。 后来，三叔在矿上死于瓦斯爆炸，腿有残疾的三婶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清灵和清泉。 老天似乎要捉弄三婶，冬夜清泉被狼狗叼走失踪，接着清灵说不清缘由自尽，强忍悲痛的三婶打着自己制作的火把，去狼窝里找寻清泉的下落，最终只寻到孩子一只鞋。 三婶的口哨吹得出神入化，又荡气回肠。 她在三叔坟墓前吹出的哨音，“起初无节无奏，听来仿佛是北风吹进空瓶发出的呼啸，又如冷风掠过电线时的叫嚣，也似深秋的虫子悲凉地哀鸣， 但接下来便无比婉转与抒情，让人产生花前月下之联想。然后又变调成急促的旋律，仿佛一只小鸟看到巢卵遇险时在低空盘旋嘶叫……” 三婶杀狼复仇引人落泪，合上书页，三婶的口哨声又令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这两个故事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对人性的深刻刻画。 莫言不再是以前的莫言，他头顶“诺奖”的光环，名人效应和身价倍增； 莫言还是那个讲故事的莫言，他的生命根脉深扎高密东北乡，字里行间满溢着红高粱的粗粝甜味，所呈现的仍是家乡“邮票大小地方”的人间浮世绘—— 他歌颂和赞美的仍是大地上的普通劳动者，而他本身也是劳动者。 这一点与路遥的切身感受高度契合：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 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 不得不说，莫言的手法和语言日臻成熟，就像茫茫田野间晚熟的谷穗一样，迎风挺立，饱满丰实，足够迷人，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果实香味； 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愈加富有弹性，轻盈，穿越，迷离，令人沉醉。比如，反映生态题材的《天下太平》我是第二次读，小说中有段话： “小奥发现那只麻雀大概是死了，因为它蹲在瓦楞上一动不动。它一定是气死的，小奥想，麻雀气性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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