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过历史隧道——天南地北说康巴 康巴藏族的形成（下） 藏民族的形成大致分为几个阶段：一是从悉补野部到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诸部时期，这一时期是吐蕃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逐渐形成并向周围扩张的时期；二是吐蕃王朝阶段，在这一时期吐蕃利用政治军事统治的优势，通过和诸部上层的联姻，将诸部军队纳入自己的军事体制，以及在帝国内人员的广泛交流，使数倍于吐蕃的高原诸部开始以吐蕃为中心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三是从吐蕃王朝到13世纪以前，这一阶段是藏民族最终形成的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的诸部往来还是在吐蕃军事力量的控制下强力推行的话，在这一阶段，诸部之间民间的往来和文化的自发认同开始进行。其间，后弘期藏传佛教在整个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对藏民族的形成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文化凝聚内核的作用，它应是青藏高原的居民在其共同的地域以及共同生活基础上已经形成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的标志，也应是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  从左到右，分别是尺尊公主、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图片来自网络） 具体就走廊地区的情况来看：吐蕃在强盛时，除了它的本土卫藏地区外，还控制了阿里和西部游牧走廊的地区，在当时的政治语言中，总称为曲喀松，意为“三个方面”，即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和下朵康六岗。三区又分为十三部：即上阿里三围的布让、孟域、桑迦为一围，象雄、上下赤德、多麦为一围，黎、祝夏、巴底为一围；中卫藏四如（翼），即卫之伍如、约如，藏之冶如、如拉。下朵康六岗，以后对康区依据其山川地貌又有四水六岗的概括，四水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六岗为色莫岗、察瓦岗、芒康岗、绷波岗、马杂岗和木雅岗，其中金沙江和雅砻江之间偏北地区为色莫岗，怒江与澜沧江之间为察瓦岗，澜沧江与金沙江间偏北地区为芒康岗，金沙江与雅砻江间偏南为绷波岗，青海省黄河以南至雅砻江上游以东为马杂岗，雅砻江中游以东为木雅岗，就是指游牧走廊一线的东部西藏，即现在的青海、甘肃、阿坝、昌都、甘孜、迪庆地区。 以后，由于在吐蕃分裂后几百年间政治和地理的阻隔和过去部落来源的差异，在西藏逐渐形成了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区，过去地理上的上阿里三围由于和卫藏沟通较多，形成了以拉萨话为主的卫藏方言区。而过去吐蕃时期的“朵康”（ 所谓“康”，习惯上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一带地区。其含义据《白史》解释：“藏所言康者，系指其边也”），以阿尼玛卿山和黄河上游为界，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原来基础部族和语言的差异，又逐步形成了北部的安多方言区和康方言区。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但卫藏、安多、康方言之间差异较大，彼此不能完全沟通，如在浊塞音上，安多和康方言相同，而与卫藏音不同，声调上，卫藏和康方言同，而与安多不同，卫藏和安多差别最大，康大体是两者的过渡。当然几大方言内部也有许多差异，如康方言中康区的东南西北都有差异。加之几地的出产和人文也有差异，如因卫藏地区当时藏传佛教已盛行称为“卫藏法区”；康地因人口众多并以英武剽悍著名而称西康人区，因甘青盛产良马而称安多马区。由此，藏文史籍又将原来的朵康地区分为“多麦”和“朵堆”，即大体相当于安多和康区的范围，于是具有地理、语言和文化概念的卫藏、安多（简称为“多”，元明时译作“朵”）和康（元明时转写成“甘思”或“甘”）三个概念便逐渐代替了原来单纯地理和政治的阿里、卫藏和朵康的概念。 以后历代中央政府都大体按照新的西藏三大地域来设置政权机构，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在元、明、清三朝和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安多和康区单独设立管理机构并主要通过土司进行管理，对于卫藏地区则在不同时代设立不同的地方政府管辖——元朝时委托萨迦法王治理，明朝采用分封法王和王爵的办法管理，清朝在卫藏地区通过册封达赖、班禅，设立地方噶厦政府来进行统治。在清时，这三部分地区又各为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四川、云南总督的管辖区。民国时以康区为主建立了川边特别行政区和以后西康省的称谓，则是以中原为中心，在康前加了一个“边”或“西”的方位词。  明正土司末代土司甲联升及其子，其眼纵目，有三星堆人遗风（作者 供图） 尽管有上述历史、地理、语言和统治方式的不同，但安多和康区仍然形成了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一致的经济、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 从地域上看，卫藏、安多和康区都属于青藏高原，有着大体相同的经济生活方式。从历史上，在吐蕃统治东部诸部以前，尽管他们分为不同的部落联盟和邦国，但在吐蕃政治军事统治下的两百年时间内，由于政治的统一，吐蕃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相对于游牧走廊尚处于奴隶社会初期的各部更为先进；从文化上，吐蕃已创制了文字，还有正处于上升势头的佛教的传入，加之共同作为游牧民族以及族源的接近，因此对该地区的社会产生了较强的吸引力。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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