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王朝（十二）：高丽睿宗2（3）应付辽金睿宗在位前期继续保持与宗主国辽朝的宗藩关系，与辽朝往来密切。继位后便派金缘赴辽告哀，辽朝派耶律演、左企弓来祭奠肃宗，并归还了肃宗朝征伐女真时逃入辽朝的高丽散兵12人，赐给《大藏经》。睿宗守丧期满后，辽天祚帝派萧良、李仁洽来高丽册封睿宗为守太尉兼中书令高丽国王（后加封为推诚奉国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太尉兼中书令上柱国高丽国王），这是乾统八年（1108年）二月的事。乾统九年（1109年）二月，睿宗派李汝霖出使辽朝，奏报讨伐女真、修筑九城之事，后又派李国琼去辽朝奏报归还九城，辽朝对这两次奏报都予以嘉奖。 随着女真的迅速崛起，辽丽关系进入尾声。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在宁江州、出河店先后打败辽军，势力大增。是年十一月，辽朝派遣的横宣使耶律谘（一作耶律咨春）、李硕来高丽，要求高丽“速整戎士，取便拣取要路，迎迓相助，除灭其贼”，获得高丽答应。次年春，辽朝回诏于高丽，令其先行练兵。八月，辽朝再次督促高丽出兵助攻女真，高丽已经在之前的曷懒甸之战中与处于上升期的女真对仗，尝到苦头，自然是吃一堑长一智，不可能再次横挑强邻，但又无法违抗宗主国的命令，因此睿宗命重臣讨论此事，睿宗再三询问，还是没讨论出结果。十一月，辽天祚帝欲亲征阿骨打，第三次催促高丽出兵，高丽依旧迁延不决，终究还是按兵不动，最后仅空洞地表示“乃缘地塉以民贫，实愧兵疲而力弱，虽未能于应接，庶小助于荡除，然不待王人之就观，预令将卒以分发，东邮勾集，御寇贼以遮屯，北鄙防闲，俟奸凶之闪入”。很快，辽军便在护步达冈之战中惨败，局面一发不可收拾，高丽派到辽朝的节日使尹彦纯、进奉使徐昉、贺正使李德允及探询三使下落的郑良均被辽阳的反辽渤海人高永昌扣押，高丽使者们被迫上表称贺，并把给辽朝的贡品送给高永昌后被遣回，睿宗得知情况后将他们下狱治罪。天庆六年（1116年）三月，睿宗派人给处于金军围困中的辽朝保州（今朝鲜义州）守军送去粮食1000石，但被守将辞退。同年四月，阿骨打派使者阿只来高丽，睿宗获悉辽朝崩溃之状，乃接受中书门下省之建议，停用辽朝年号，改用干支纪年（但除公文外多用宋朝年号）。庚子年（1120年）七月，辽朝派乐院副使萧遵礼来高丽，重申出兵助攻之命，此时高丽与辽朝的宗藩关系已绝，自然无从听命。 与此同时，阿骨打也在拉拢高丽。他在天庆五年（1115年）建元称帝，国号大金，丁酉年（1117年）春以“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一说“大金国皇帝寄书于高丽国皇帝”）开头的国书送致高丽，申明两国结为兄弟的修好之意。然而，大概是出于高丽对女真的固有优越感，绝大部分高丽大臣都反对与金朝称兄道弟，甚至还有人提出斩了金使，唯独御史中丞金富辙（后改名金富仪）上疏主张顺从金朝要求，遭到宰枢大臣的嘲笑排斥，不报其上疏。两年后，阿骨打再次遣使报聘于高丽，并告知其连破辽军的消息。高丽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面将千里长城加高三尺，以加强对金朝的防备；一面派中书主事曹舜举报聘于金，因国书中强调完颜氏源自高丽而被阿骨打拒绝受理。 在辽金战争的混乱期，高丽趁机取得一大实利，就是夺取保州（又作抱州、把州）及来远城。这两座城池是高丽契丹战争期间契丹（辽朝）为监视高丽而在鸭绿江东岸修筑的，对高丽来说如同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骨鲠在喉，多次请求撤城而未果。丙申年（1116年）金军围攻两城，睿宗一面派人招谕辽朝守将耶律宁，一面派人去金朝告知该地本为高丽土地，阿骨打予以原则上的同意。丁酉年（1117年）春，睿宗以宰相金缘判西北面兵马使，负责北部边防，同年三月，耶律宁等因缺粮而向高丽借粮，高丽要求归还两城人物才能借粮，耶律宁等只好率官民弃城逃走，将两城移交高丽，金缘派崔弘宰接管两城，并奏报睿宗。睿宗闻讯大喜，感慨道：“历代有心鸭渌为界，而势不可得，今则不劳兵革，一旦收取二城，拓地开疆，施设关防，不为不广。”遂改保州为义州，至此高丽疆域才真正抵达鸭绿江（之前只达到鸭绿江口）。但是，金朝又要求高丽必须上表请求才能许可保州归属高丽，直到仁宗朝，保州问题才获最终解决。 （4）对宋交流睿宗在位时，高丽与宋朝的交流到达了最高潮。从乾统八年（1108年）到戊戌年（1118年），睿宗向宋朝派了八次使节，宋朝则在睿宗在位时期向高丽派了五次使节。宋徽宗给予高丽莫大的恩宠，于乾统十年（1110年）和丁酉年（1117年）两次御笔亲制诏书颁给高丽，睿宗也亲制表文谢恩。而且，此前由于高丽国王并非宋朝册封，所以给宋朝的表文中均称“权高丽国王”（或权知高丽国王），而宋徽宗则去掉“权”字，以示尊重，其后更将高丽使节升格为“国信”级别，地位抬高到西夏之上，与对辽邦交同归枢密院管理（之前为鸿胪寺）。天庆五年（1115年），睿宗派遣金端（《宋史》作金瑞）、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五人去宋朝太学留学，宋廷设置专门的博士来教导他们。丁酉年（1117年）春，宋徽宗亲策高丽进士，赐权适等4人上舍及第，同年夏送其回国（康就正、甄惟底二人先后在宋朝死亡）。宋朝颁赐给高丽大晟乐及各种祭器、药物、书画和奇珍异宝，并且派遣七名医官来高丽治疗疾病、传播医术（《宋史》记载为两名），宋徽宗还曾赐御笔匾额“能仁之殿”，太师蔡京赐亲笔匾额“靖国安和之寺”，睿宗死后，宋徽宗又亲制祭文。总之，睿宗时期是宋丽关系最密切的阶段。 在宋朝与高丽的蜜月期之际，高丽也看出了宋朝的外强中干。天庆元年（1111年）金缘出使宋朝，宋徽宗待高丽使节甚厚，但金缘看到宋朝“丰亨豫大”、奢靡浪费的场面反而感到寒心，将情况如实报告睿宗。天庆六年（1116年）六月，宋徽宗向高丽颁赐新制的大晟乐，高丽于同年七月派李资谅、李永去宋朝谢赐大晟乐，宋徽宗在睿谟殿亲自赐宴，命李资谅赓和御制诗，并予以嘉奖，临行前徽宗密谕高丽协助宋朝联络金朝，李资谅谢绝道：“女真人面兽心，夷獠中最贪丑，不可通上国。”宋朝大臣反而认为高丽为了独占与女真的贸易而说了谎。依高丽世子王楷名义的请求，宋朝于戊戌年（1118年）派遣七名医官来高丽，两年后医官们回国，高丽通过宋朝医官给宋徽宗捎话说女真不可交，应顾全兄弟之国的情义，联辽灭金，而非联金灭辽，但为时已晚，宋金最终还是达成了海上之盟（宋朝方面的说法是两名医官，据说他们回国后被毒害）。 值得一提的是，睿宗时期，宋朝的道教臻于极盛，并影响了高丽，睿宗也成为高丽诸王中与道教走得最近的国王。乾统七年（1107年）闰十月十八日，睿宗开始在玉烛亭供奉道教三清之一的元始天尊，命令每月斋醮。睿宗一朝十七年间，见于《高丽史》的斋醮有30次，其中国王亲醮20次，甚至睿宗还曾在讲论儒家经典的清讌阁破天荒地命大臣讲《老子》。宋徽宗听说高丽兴起道风，于乾统十年（1110年）所派的王襄、张邦昌使团中附带两名道士去高丽传教。受到睿宗宠幸的李仲若也去宋朝学习道教，学成归国后建议设立道观，于是睿宗下令营建高丽的国家道观——福源宫，置道士十余人，填补了高丽道教的空白，使高丽像宋朝一样具备了儒释道三教鼎立的格局。据说睿宗生前还想大规模推广道教，使之取代佛教而成为高丽国教。但这显然是夸大之词，睿宗虽然崇尚道教，却从未受过道箓，反而七次受菩萨戒，佛事活动也不曾中断过，并且还将宋朝传来的舍利迎入宫中供奉，可知睿宗并不可能因为道教的流行而改变佛教信仰。 （5）实行新法睿宗在位时期，高丽继续受宋朝“新法”的影响，改革更加深化。与此同时，也有反对新法的声音出现，如参知政事高令臣认为“祖宗成宪具在，不可纷更，但守而勿失可也”，肃、睿两朝的首相崔思诹“不肯轻变祖宗之法，又不肯作为新法，以扰风俗”。但是睿宗仍然进行了一些改革，如官制改革、教育改革及社会改革等。睿宗即位之时，吏治比较腐败，导致“流亡相继、十室九空”的状况出现，为此睿宗实行殿最考课之法，整顿吏治，又在一些州县设置“监务”一职，强化对地方的管理。天庆二年（1112年），睿宗设置惠民局，负责给贫民施药，翌年设置礼仪详定所，负责整理高丽的典章礼制。这些举措都可能是借鉴或模仿当时宋朝的做法，如宋徽宗设立安济坊等福利机构、热衷于“制礼作乐”等。 睿宗朝最引人注目的“新法”在于文教方面。自从崔冲兴私学后，私学日益兴盛，与之相对的是官学的衰落，这时宋朝实行“三舍法”，给了高丽很大启发。于是睿宗起用宋朝福州人胡宗旦，展开教育改革。乾统九年（1109年）七月，睿宗在国学设置七斋，其中六斋分别讲授六种儒家经典，另有一斋为武学。丙申年（1116年）设清讌阁和宝文阁，睿宗在那里与儒臣讲论经史。己亥年（1119年）设养贤库，储存奖励学术的基金，同时广设学舍，置儒学60人，武学17人，起用近臣进行管理，选取名儒作为博士，以求培养人才。 壬寅年（1122年）三月二十三日，睿宗在香林亭与宰枢大臣宴会，忽然发现背有微瘇，便赶紧回宫，由于内医崔思全的误诊而恶化，到四月病重，遗诏传位于太子王楷。四月初八日薨，死后庙号睿宗，谥号文孝，后累朝加谥为明烈齐顺文孝大王，葬于裕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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