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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周，当人们还在为法国尼斯恐袭惊魂未定时，德国也陷入了暴力袭击的漩涡。 战胜恐惧的前提是直面恐惧。 让我们看看在过去短短一周内，德国接连发生的四起袭击案件： 7月18日晚，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在开往维尔茨堡的火车上持斧头和刀肆意乱砍，导致21名乘客受伤，其中有4名为香港公民，这一事件属于受极端思潮影响的“独狼”式袭击； ▲ 7月24日，人们聚集在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外为遇难者祈祷。 7月22日，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10人死亡、20多人受伤，调查结果显示，这是有精神问题的德国本地年轻人的一次蓄意袭击； 7月24日下午，在西南部城市罗伊特林根，一名男子在一处公共汽车总站与一名妇女发生争执,后用砍刀将该妇女砍死,并砍伤另外一男一女，目前看来这可能是有精神问题的叙利亚难民的情杀事件； 7月24日晚间，在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市的一家餐厅内发生严重爆炸，至少1人死亡，9人受伤。目前“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出来认领责任，这起事件也已被定性为恐怖袭击。 高密度的袭击，已经使安全成为德国社会高度关心的议题，甚至有人开始重新思考德国难民政策的正确性。 被利用的“恐惧” 事件发生后，德国国内有不少政客和媒体利用这一系列暴力袭击博取眼球，“伊斯兰国”组织也借此机会加重欧洲的恐怖情绪，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开始大行其道。 穆斯林好像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而这四起袭击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自作自受”。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四起袭击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只有两起袭击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 可是一些媒体报道中统称这四起事件为“恐袭”，并且突出作案者的“穆斯林背景”。这种对国籍和移民背景的渲染，无形中为德国右派与极右势力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标签化的基础，也成功加剧了德国社会的恐惧，甚至是对难民的不满。 ▲ 今年5月7日，近千名德国右翼分子走上柏林街头，呼吁赶走难民，集体声讨默克尔。 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安全事件，似乎都要难民来背锅，甚至是整个穆斯林群体来背锅：这已经不是什么“政治正确”，而是纯粹的无端猜测与一概而论。 在慕尼黑枪击案中，社交网络上还出现了一个奇观：右派的政客与媒体非常“期待”这个袭击是难民所为，有“伊斯兰国”的背景“更好”；而主流大媒体如《南德意志报》和《镜报》基本上援引警方的信息，措辞严谨，但也在猜测袭击的背景到底是“极右”还是“伊斯兰国”组织。 也就是说，对这些袭击的报道一开始就被政治化了：我们来不及悲伤愤怒的时候，政治就已经替我们想好了悲伤和愤怒的理由。 这种本末倒置，事实和观点的混淆，为政治动员提供了绝佳的土壤，也模糊了进行实质性政治讨论的意义。 恐袭是非理性行为？ 在对恐怖袭击的讨论当中，一些媒体和评论人一直以来的看法是，恐怖袭击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动是非理性的——而这个观点在很早以前就被推翻了。 如美国学者安德鲁·基德（Andrew H. Kydd ）和芭芭拉·沃尔特（Barbara F. Walter）在2006年指出的那样，恐怖分子的行动其实是非常理性的，就拿18日的阿富汗难民砍人事件来讲，这种“独狼”式的袭击实际上又给“伊斯兰国”组织做了一次免费广告，目的在于引起德国社会的恐惧甚至是仇恨。 ▲ 而就在慕尼黑枪杀案的第二天，法国埃菲尔铁塔亮起了德国国旗，但就在同一天，23日，“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制造了一场更为血腥的恐怖袭击，约80人因此丧生。 为什么埃菲尔铁塔不亮阿富汗国旗？国旗是为欧洲而亮，还是为恐袭带来的悲剧而亮？这种“区别化”的待遇和西方媒体一直以来的选择性报道，实际上也正是“伊斯兰国”组织希望看到的“欧洲中心主义”：媒体对于恐怖组织在中东肆虐的事实忽略得越彻底越好。 而如果西方的军队因此宣布军事打击中东地区，“伊斯兰国”组织就更开心了：这种军事行动难免伤及无辜，更加可以突出西方的双重标准，极端组织可以借此机会更好地控制当地人民，甚至激起年轻恐怖分子的“爱国心”。 “伊斯兰国”组织实际上比西方的政客还会运用媒体，每一次的情绪调动都能完美地触动社会神经。极右政客最想让“伊斯兰国”组织为所有的安全问题负责，而这个恐怖组织最求之不得的恰恰是越来越多的骂名。 症结在哪里？ ▲ 7月22日德国慕尼黑枪击案发生后，大批德国警察在街上警戒。 在极右势力渲染恐怖情绪的时候，左派坚持事实就是事实，这些作案的嫌犯都有反社会的倾向，但只是个案，而不是整个穆斯林群体的过错。 但是左派忽视的是，并不是所有民众都能够将四场袭击的性质分清楚，而且在德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底层民众得到的福利越来越缩水，迁怒于难民群体也很“顺理成章”。 左派就事论事却提不出解决办法，“理中客（即所谓的理性、中立、客观）”般的道德感在现实政治中显得苍白无力。 而真正的政治思考的核心是什么？ 德国政府提出了三个思路：一，如何管理难民，如何使他们更好地融入；二，如何去从根源上解决难民问题；三，如何从政策层面平衡本国人民与新移民的利益，调节族群间的情绪。 要想回答好这三个问题就需要细致的政治设计，需要不同群体间的辩论，而不是将所有移民当作二等公民，将战机送到叙利亚丢炸弹就能够解决的。 很重要的一点是，如德国著名的左派学者Bernd Stegemann此前所说的，建制政党必须正确对待本国的底层人民和难民：他们不是一个可以被颐指气使的“群体”，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声音必须被尊重。 抚平社会伤痛的方法不是一味指责，而是去直击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国家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漏洞。将暴力袭击作为国内社会问题，考虑如何防范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如何防止有精神问题的潜在犯罪行为，才是真正需要关心的问题。 而恐怖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历史性的问题，不是老掉牙的“文明冲突”理论所能解释的，更不是闭关锁国和鹰派打击就能解决的。 撰稿：杨祺轩 发自德国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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