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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宁，1992年生，河南新乡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清代经学史。 内容摘要：上海图书馆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稿本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颇具学术价值。据稿本可知此书初名《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是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而稿本的修订部分则完成于乾隆八年（1743）或稍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首次付梓此书，字体清晰，内容完整，讹误较少，堪称精美。《四库全书》本以李氏刻本为底本，二者基本一致。《贷园丛书》本和《皇清经解》本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影响了版本价值。《墨海金壶丛书》本和《守山阁丛书》本则经增删改动，错讹之处较多，版本价值最劣。比勘《春秋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发现二书内容存在诸多差异，故李氏刊刻所据的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且多种迹象表明，李氏刻本似未经惠氏最终修订。如整理此书，应当选择李氏刻本为底本，以稿本、《四库全书》本等为参校本，还要参考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卢文弨批校本。 关键词：惠栋 《春秋左传补注》 稿本 刻本 惠栋（1697—1758）《春秋左传补注》是清代《左传》学著作中的杰出代表，集中体现了惠氏精研诂训、尊古崇汉的治学思想，开启了考据学求实征信的学术风气，可谓发皇之作。惠氏此书完成后并未立即刊刻，而是以钞本形式在学人间流传，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首次付梓，其后又出现一系列刻本。鉴于该书至今仍无标点整理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惠氏手稿本，故笔者以此稿本为基础，收集相关刻本，对其版本系统进行考察，釐清各本之间的关系，并选取合适的底本和参校本，为日后整理此书尽绵薄之力，以期对惠氏经学之研究有所裨益。 一、《春秋左传补注》稿本探微 （一）稿本的基本情况 上海图书馆藏惠栋《春秋左传补注》（简称“《左传补注》”）稿本一册，四卷。全书无界栏框格，无页码，正文以墨笔大字书写，半叶十行，行二十字，整齐利落，清晰醒目，首页首行顶格题“春秋左传补注卷一，东吴惠栋”，其余九行皆上空一格书写。卷首右下方有“虞山李氏”和“卷盦六十六以后所收书”两方朱文藏印。书内有大量删改、勾抹、增补的笔迹，整段删除用“┗┓”或“（）”标注，整行与个别字句删除用竖线、长方框或圆圈，而更正的内容则直接书写于原文旁侧，或左或右，补增的内容则位于天头、地脚和页间，皆为墨笔小字。首页有丁祖荫跋云： 《左传古注》，定宇先生手稿，原系四卷，后分六卷，清稿首页附有“可分六卷，请孔兄（当指顨轩）酌定”之语可证。《四库提要》乃云《九经古义》刊本目作四卷，此本实六卷，后又有所增益。不知此书以页数多寡分卷，四卷、六卷均在草稿之时，非成书后再足成六卷者。以《经解》本对勘，首尾完具，签补各条亦多采入，李刊本当亦相同。于《古义》外单行，《古义》未入此书也。红豆藏书素重海内，况此为先生写本，而又为先生专门著述，不愈可贵乎！戊午岁除得之，为之狂喜竟夕。次年元旦，初园居士跋。[1] 丁祖荫（1871-1930），字芝孙，号初我、初园居士，江苏常熟人，近代著名藏书家。书室名“淑照堂”，藏书处名“缃素楼”，共收善本古籍数万卷，精品颇多。又近代藏书家潘景郑曾见过惠氏《左传补注》稿本，亦称是丁氏旧藏，其《著砚楼读书记·惠氏<古文春秋左传>稿本》云： 惠先生《春秋左传补注》稿本，予曾见之贾人之手，以值昂未能置，数月来耿耿于怀。迩者伯兄邮我《古文春秋左传》稿本一册，盖自苏辗转得之者……眉端行间，先生手迹殆遍，与余所见《补注》稿本，当同出一时……此书及《补注》稿本，俱为故人丁初园先生旧藏。此本有虞山李氏藏印，初园先生盖得诸乡里者……戊寅七月十八日。[2] “虞山李氏”为清末常熟藏书家李芝绶（1813-1893）钤印，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二十《人物志》云： 李芝绶，字缄庵，昭文人。原名蔚宗，字升兰，道光己亥举人。一再赴礼部试，同游多海内名士，居乡又与罟里瞿氏善。精于鉴别古籍，所藏日益富汇，编为《静补斋书目》。[3] 今考李氏《静补斋书目》，著录有“惠松崖《左传补注》草本一本”，即是惠氏稿本[4]。“卷盦六十六以后所收书”为近代著名藏书家叶景葵藏印，其《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载有“《春秋左传补注》四卷，清东吴惠栋定宇撰，稿本，一册，民国丁祖荫跋”[5]。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勾勒出惠氏《左传补注》稿本的流传情况：清末曾被常熟藏书家李芝绶收藏，后于民国七年（1918）被丁祖荫购得。丁氏逝后，藏书陆续散出，此书落入商贾手中，潘景郑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曾得一见，后又入叶景葵藏书，今藏上海图书馆。 （二）稿本的撰作时间 《左传补注》稿本对我们推测此书的撰作时间意义重大。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左传补注》成书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6]，其主要依据是此书刻本首页题“戊戌冬日（1718），东吴惠栋定宇序”。然此时间并不确切[7]，今据稿本考察如下。 1.《左传补注》初稿的撰作时间 （1）《左传补注》初名为《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是同一系列之作。 赵四方对上海图书馆藏惠栋《九经古义》稿本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此书曾历经两次更名，最初名为“某某经考”（合称《九经考》），后改名《九经会最》，最终定名《九经古义》[8]。笔者发现《左传补注》初名亦为《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 首先，《九经古义》稿本所引《春秋左传考》的内容皆见于《左传补注》。如《九经古义》刻本卷十六《论语古义》“不使胜食气”条云： 《说文》曰：“既，小食也。从皀，旡声。《论语》曰‘不使胜食既’。”栋案，“气”本古“饩”字，详见《左传补注》。“饩”又与“既”通，《礼记·中庸》云“既廪称事”，郑注云“既，读为饩”。是“既”与“气”同。[9] 此“详见《左传补注》”，《九经古义》稿本作“详见《春秋左传考》”[10]。翻阅《左传补注》稿、刻本，确实有“气为古饩字”的解释，见桓公十年“齐人饩诸侯”条。 又《九经古义》刻本卷四《尚书古义》“苗民弗用灵”条云： 《墨子》引云：“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礼记·缁衣》引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否，古“不”字。“否用练”，未详，或传写之误。“折”与“制”古字通，《古文论语》云“片言可以折狱”，《鲁论》“折”作“制”。“虐”与“杀”亦通，见《春秋考》。[11] 此“见《春秋考》”，《九经古义》稿本同。关于“虐”与“杀”之互通，《左传补注》稿、刻本亦有相关论述，见宣公十五年“虐我伯姬”条。 其次，《左传补注》最初为《九经古义》之一种，各书之间多次互引。《左传补注》刻本卷一称引“辨见《诗古义》”（僖公十八年），卷二“详《易考》”（僖公二十四年），卷四“辨见《论语考》”（襄公二十八年），卷五“详见《尚书考》”（昭公二十一年），检《左传补注》稿本原分别作《诗考》《易考》《论语考》《尚书考》。又僖公十六年“吉凶由人”条，《左传补注》稿本作： 《汉书》“由”作“繇”，是也。“由”训为“生”，古文“甹”字，《尚书》、《诗序》皆然，辨见《书考》。或云“吉凶生乎人”，故云“由人”，亦通。 而《左传补注》刻本作： 《汉书》“由”作“繇”，是也。“由”训为“生”，古文“甹”字。“吉凶生乎人”，故云“由人”。 《左传补注》稿本原有“辨见《书考》”，刻本删去。另据赵四方统计：“今本《九经古义》中，卷四、卷七、卷十二称引《易古义》，卷五称引《易考》，卷二、卷六、卷七、卷十四称引《尚书考》，卷二、卷十称引《诗考》，卷十三称引《礼记古义》，检《九经古义》稿本原分别作《易考》、《尚书考》、《诗考》、《礼记考》。”[12] 由上可得，《左传补注》亦历经更名，初名为《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并与其余《九经考》多次互引，当是同一系列著作。 （2）《左传补注》初稿当撰于《公羊考》与《穀梁考》之前。 关于《九经古义》稿本先后次序问题，赵四方亦有发现：“《论语考》先题‘九经会最卷四’，后将‘会最’改为‘古义’，下又书‘此卷当附三传后’七字，则可知书名改题《九经会最》之时，全书卷次尚为《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及至改题《九经古义》，方将《论语古义》移至末卷。”[13]由此可知惠栋早年撰作“《十经考》”（《九经考》和《春秋左传考》合称）的先后次序，“此卷当附三传后”标明《春秋左传考》应位于《公羊考》和《穀梁考》之前或之后。另《九经古义》刻本卷前目录依次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与赵四方所述一致。其中《左传》下题“一名《补注》，总四卷，另编”。此处尚作四卷，而非刻本六卷，可见保留了惠栋撰作时的次序，故《左传补注》初稿当作于《公羊考》《穀梁考》之前。 （3）《左传补注》初稿尚引《古文尚书》及伪孔传，当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之前。 王欣夫先生曾论《九经古义》云：“此书既称古义，则不应诠释晚出《书》……可知撰《古义》时，于《古文尚书》真伪之辨，尚无定论，此早岁之说也。”[14]《左传补注》初稿亦尚信奉《古文尚书》及伪孔传，如隐公八年“因生以赐姓”条，《左传补注》稿本作： 王充曰：“因其所生赐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则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则姓子氏；周履大人迹，则姓姬氏。”孔安国云：“谓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赐之姓以显之。” 而《左传补注》刻本此条已删伪孔传。 惠氏《古文尚书考》云： 甲寅（1734）夏秋间，偶校《九经注疏》，作“疑义四条”，“辨《正义》四条”，继又作“《古文》证九条”，“辨伪《书》十五条”，又先后续出两条，共为一卷。[15] 惠栋于雍正十二年始作此书，书成之后《古文尚书》之伪得以确证。由此可见，《左传补注》与《九经古义》二书初稿皆撰于雍正十二年以前。 此外，苏州博物馆藏有惠栋《周易古义》手稿本一册，不分卷，半叶九行，行二十六字，初名《周易考》，又改作《九经会最》卷一，最后定名《周易古义》。此稿本卷端有《述首》（上海图书馆藏《九经古义》稿本无《述首》），其内容与《九经古义》刻本《述首》有两处不同，一是手稿本“作《九经古义》二十卷”，而刻本“作《九经古义》一书”；二是手稿本题“乙卯春日，松崖惠栋识”，刻本无此信息[16]。由此，惠氏于雍正十三年已定名《九经古义》[17]，且言“二十卷”，显然包括《左传补注》初稿四卷在内（《九经古义》共十六卷），亦可得二书初稿应撰于此年之前。 综上，惠氏于雍正十二年之前撰作了包括《左传》在内的《十经考》，皆为其早岁之说。 2.《左传补注》稿本修补部分的撰作时间 清人萧穆《敬孚类稿》卷八《记惠半农、松厓两先生阅明北监本〈汉书〉》云： 前有松厓先生自记云：“此先曾王父百岁堂书也。硃笔为先君阅本，墨笔及注乃栋参也。余家世通汉学，尝谓乱《左传》者杜预，乱《汉书》者顔籀。故《左传》扶贾、服，《汉书》宗古注。一经一史，紊乱已久，他日当为两书删注，以存古义，以诏后学。”[18] 由上可得有二：一是惠栋称“先君”，惠士奇于乾隆六年（1741）去世，故惠栋此次校删《左传》当在此年之后。二是惠栋称“以存古义”，可知此次校删《左传》是以“古义”思想为指导。惠栋早岁初撰《春秋左传考》，“古义”思想尚未成型，书名亦未改动，而雍正十三年已定名《九经古义》，其尊崇汉儒的“古义”思想已渐趋成型，势必会对早年观点进行修正，故《左传补注》稿本订补部分很可能发轫于这一时期。 又惠栋《古文尚书考》云： 癸亥春，于友人许得太原阎君《古文疏证》，其论与予先后印合……阎君之论可为助我张目者，因采其语附于后。其博引传记、逸书，别为一卷，亦间附阎说，后之学者详焉。”[19] 惠氏于乾隆八年（1743）始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而《左传补注》稿本增补小字部分却引阎氏此书。如闵公二年“遂灭卫”条，《左传补注》稿本作： 《诗·载驰序》云：“卫懿公为狄人所灭。”郑笺云：“灭者，懿公死也。君死于位曰灭。”阎百诗曰：“下文‘狄入卫’，盖方是入其国都。孔疏：传言‘灭’而经书‘入’，引《释例》为从齐桓告诸侯之文。”殊不然。 再如哀公二十五年“褚师声子韤而登席”条，《左传补注》稿本作： 阎百诗曰：“壬子过阳曲松庄，傅山先生字青主者适读《左传》‘褚师声子韤而登席，公怒’，下问曰‘古人既脱屦，复脱韤乎？虽杜注“古者见君解韤”，然书传中仅此一见，无别证，何也？’余不能对。久之，读陈祥道《礼书》，始用以报曰：《礼书》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韤’，又谓‘梁天监间，尚书参议案礼跣韤，事由燕坐。今极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既绝常礼，凡有履行者，应皆跣韤’。盖是时有不跣韤者，故议者及之。可见六朝时犹然。而尤妙者在‘案礼跣韤，事由燕坐’二语。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脱履，以非坐故。惟登坐于燕饮，始有跣为欢。后则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处，因怪杜注‘见君解韤’。‘见君’字不确，要须易为‘古者燕饮解韤’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真可以正杜注，补孔疏，为刘泫、赵汸所未及’。” 以上二条皆出自阎氏《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上第六十七条[20]，为惠氏所转引。由此，《左传补注》稿本修订部分完成于乾隆八年或稍后。 综上，就现有材料来看，《左传补注》初名为《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为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以前。至乾隆六年左右，随着“古义”思想日趋成型，惠氏又作相关修订，乾隆八年惠氏得见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又进行增补，故《左传补注》稿本修补部分完成于乾隆八年或稍后。 二、《春秋左传补注》刻本系统考论 查阅现有古籍目录[21]及各大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可知惠氏《左传补注》的刻本主要有六种，现一一分述于下。 （一）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校刻本 惠氏《左传补注》的最早刻本为乾隆三十九年李文藻校刊本（简称“李氏刻本”），又称乾隆三十八年潮阳县衙刻本，乾隆三十七年胡亦常刻、三十八年张锦芳续刻本，乾隆三十九年顺德张锦芳刻本。此版是初刊本，流传不广，较为少见，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有藏。以南京图书馆藏本为例，该书一函二册，六卷，封面镌有“惠定宇先生著，左传补注”，并有牌记“潮阳县衙锓版”。首页首行顶格题“春秋左传补注卷第一”，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黑口。书内钤有“卢文弨”“弓父手校”“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记”“钱塘丁氏藏书”“钱塘丁氏正修堂藏书”“甘泉书藏”诸印。书末有李文藻跋云： 惠定宇先生《左传补注》六卷，向在京师假阅，未及录。乾隆壬辰冬，历城周书昌寄副至羊城，乃戴东原先生手校本。予覆校其半，将归潮阳，以付顺德胡生亦常刻之。明年癸巳三月，胡生书至，云“刻未竣而病”。久之，始知其是月已死。其冬，予再至羊城，属顺德张君锦芳蒇其事，而胡生不及见矣……甲午二月益都李文藻记。 南京图书馆藏本为卢文弨校跋本，且经丁丙收藏，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卷首丁丙跋文云： 《左传补注》六卷，卢抱经校刊本。前有东吴惠栋定宇自序，称曾大夫朴庵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常因杜氏之未备者作《补注》一卷。元凯《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又其持论间与诸儒相违，于是乐逊《序义》、刘炫《规过》之书出焉。栋长闻庭训，每谓杜氏解经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益都李文藻以戴东原手校本付顺德胡亦常，后胡病，属顺德张锦芳刊竣。卢抱经学士谓误字猥多，复加校正，且记交游、酬酢杂事于校语之后，有“卢文弨”“弓父手校”“武林卢文弨家经籍”诸印。 书中每卷末皆有卢文弨跋语： 乾隆癸卯十月，访孔葓谷继涵于曲阜，赠余此书。余向亦有写本，不在行笈中。十一月戊子朔，舟过高邮，阅此卷竟，因识。东里卢文弨抱经氏。（卷一） 癸卯十一月朔，阅，舟已过邵伯镇矣。（卷二） 癸卯十一月二日，晤扬州同年秦西巗黉、张松坪坦，时歙吴涵斋以镇、丹徒蒋春农宗海、丹阳吉渭厓梦熊咸在扬。谢未堂前辈溶生得孙，以是日召客观剧，知余至，使人见邀，入夜始归舟。次日，西巗作主人，同年六人，合成四百七十三岁，饮散登舟，候潮退，半夜解维，东北风大作。初四日过由闸泊，阅此卷。昨汪容甫中过余于西巗家，言及《墨子》，云校勘有年，惜不及取其本以来。又见高邮进士李惇，余女夫所取士也，向在钟山作一夕谈，别久不相识矣。（卷三） 十一月五日，阅，丹阳舟中。（卷四） 癸卯十一月六日，江阴舟中阅。（卷五） 此卷误字猥多，癸卯十一月八日，舟过浒墅，校适竣。东里卢文弨记。李君笃嗜古学，师友皆硕彦。庚子冬，予在京闻其亦不幸死矣。（卷六） 由上，乾隆四十八年（1783），卢文弨于曲阜孔继涵处得李氏刻本《左传补注》，进而阅览校勘。据笔者统计，卢氏共纠正误字或引文二十余处，间亦有所补正十余处。如僖公元年“次于聂北”，李氏刻本作： 《说文》引作“嵒北”，云“读与‘聂’同”。 卢氏于天头批校云： “喦”，与“嵒”从山者异。 按，据张俊成考察，“喦”字在《说文·品部》“多言也，从品相连。《春秋传》曰‘次于喦北’，读与聂同”。而“嵒”字在《说文·山部》“山岩也。从山，品声”。二者虽字形微殊，但实为二字，读音亦不同，故《左传》此处当作从品的“喦”字[22]。卢氏所改甚确。 又如昭公二十年“取人于萑苻之泽”条，李氏刻本云： 《唐石经》初刻作“雚蒲”，后改“萑苻”。案，《韩非子·内储说》引此事作“雚”，《诗·小弁》曰“萑苇淠淠”，《韩诗》作“雚”（外传），古字通也。 卢氏于天头批校云： 文弨案，“萑”乃“雚”之省文，上从艹，下从隹声。李商隐诗“直是灭雚莆”，即“萑苻”也。 综上，李氏刻本《左传补注》字体清晰，内容完整，无阙文，讹误之处较少，质量较高，堪称精美。而卢氏的批校语，或补惠氏之缺，或纠惠氏之失，考证精当，可谓整理《左传补注》不可缺少的珍贵材料。 （二）乾隆五十四年（1789）周永年刻《贷园丛书》重印本 李文藻殁后，其好友周永年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编印《贷园丛书初集》，收有惠氏《左传补注》。丛书前有《叙》云： 《贷园丛书初集》共十二种，其板皆取诸青州李南涧家。其不曰《大云山房丛书》者，何也？曰‘尚思续刻以益之。凡藏弆书板者，又将多所借以广之，不必限以一家故也’。余交南涧三十年，凡相聚及简尺往来，无不言传钞书籍之事。及其官恩平、潮阳，甫得刻兹十余种，其原本则多得之于余。今君之殁已十一年，去年冬始由济南至青州，慰其诸孤，因携板以来。忆君有言曰：‘藏书不借，与藏书之意背矣；刻书不印，其与不刻奚异！’尝叹息以为名言，使果由此多为流布，君之志庶几可以少慰乎！乾隆五十四年（1789）岁次己酉仲夏，历城周永年书昌氏叙于京宣武坊寓舍。 由上，周永年编印《贷园丛书》所据书板皆取自李文藻家，包括《九经古义》十六卷、《左传补注》六卷等十二种书籍。该丛书较为常见，以南京图书馆藏本为例，其册数、卷数、封面题识、牌记、行款皆与李氏刻本相同。然经笔者对勘，《贷园丛书》本存在不少讹漏之处。如成公九年“执诸铜鞮”条，李氏刻本作： 刘昭案，《上党记》曰：“铜鞮，晋别宫墟关犹存，有北城，去晋宫二十里，羊舌所邑。” 而《贷园丛书》本却作： 刘昭案，《上党记》曰：“铜鞮，晋别宫墟址犹存，有北城，去晋境二十里，羊舌所邑。” 成公十年“大子州蒲”条，李氏刻本作： 应劭《旧君讳议》引作“州满”。陆氏云：“本或作‘满’。”刘子玄曰：“州满，今《春秋左氏》本皆作‘州蒲’，误也，当为‘州满’。”事见王邵《续书志》。栋谓：王氏当据仲远说。 《贷园丛书》本作： 应劭《旧名讳议》引作“州满”。陆氏云：“蒲当作‘满’。”刘子玄曰：“州满，杜注及今定本皆作‘州蒲’，□□，当为‘州满’。”事□□□□□□□□□氏当操仲□□ 由上，《贷园丛书》本虽是据李文藻所刻书板重印，但内容却与李氏刻本存在不同，并有墨钉与阙文。可见此时李氏书板已有部分损坏，周永年进行补刻，但所补文字不仅不全，还与李氏刻本不完全一致，很可能并未参考李氏刻本。 （三）《四库丛书》本和《皇清经解》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收有惠氏《左传补注》，题“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23]，可见四库馆臣所据底本为李氏刻本。经笔者比勘，《四库丛书》本内容完整，无阙文，与李氏刻本基本一致。[24]由此，在初刻本不易得的现状下，《四库丛书》本有一定的版本与使用价值。 阮元主编《皇清经解》始刻于道光五年（1825），卷三五三至三五八收有惠氏《左传补注》，首页次行上空二格题“春秋左传补注，吴惠征君栋著”，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左右双边，白口。然未言明版本来源，今试作分析： 上文所举成公十年“大子州蒲”条，《皇清经解》本作： 应劭□□□□引作“州满”。陆氏云：“本或作‘满’。”刘子玄曰：“州满□□□□□本皆作‘州蒲’，□也，当为‘州满’。”事见□□□□□□□□氏当据仲□□[25] 此条李氏刻本的“旧君讳议”“今春秋左氏”“王邵续书志”“栋谓王氏当据仲远说”四处文字，《皇清经解》本皆为墨钉，已残阙，而《贷园丛书》本则将前两处墨钉补作“旧名讳议”“杜注及今定”，而后两处并未修补。 又如，成公九年“执诸铜鞮”条，《皇清经解》本作： 刘昭□《上党记》曰：“铜鞮，晋别宫墟□犹存，有北城，去晋□二十里，羊舌所邑。”[26] 此条李氏刻本作“晋别宫墟关犹存，有北城，去晋宫二十里”，《皇清经解》本“关”“宫”二字阙，《贷园丛书》本却补作“址”“境”二字。 由上，《皇清经解》本所据的底本显然是已损坏的李氏书板，且未作任何补修，《贷园丛书》本虽作修补，但所补文字却与李氏刻本存有不同，因而造成三本文字之差异。至此，方可釐清李氏刻本、《贷园丛书》本、《皇清经解》本之间的关系。 （四）《墨海金壶丛书》本与《守山阁丛书》本 清嘉庆十四年（1809），常熟张海鹏编刻《墨海金壶丛书》，收有惠氏《左传补注》。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为例，书前先录《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左传补注提要》，卷一首页首行顶格题“春秋左传补注卷一，墨海金壶，经部”，次行下云：“国朝惠栋撰”。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左右双边。有惠栋序和李文藻跋。书末有落款：“皇清嘉庆十四年（1809），岁在屠维大荒洛且月，昭文张海鹏较梓。”张氏未提及刊刻所据版本，经笔者考察，上文所举的成公九年“执诸铜鞮”条、成公十年“大子州蒲”条，《墨海金壶丛书》本皆无阙文，且与李氏刻本文字相同，故张氏所据底本是李氏刻本或《四库全书》本。然而，《墨海金壶丛书》本却有诸多改动之处。如隐公元年“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条，以上四个版本皆作： 朴庵子惠子曰：荀卿云“货财曰赙，舆马曰賵，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赠吊及事，礼之大也”。 而《墨海金壶丛书》本却作： 朴庵子惠子曰：荀卿云“货财曰赙，舆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赠，玉贝曰含。赙賵，所以佐生也。赠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赠吊及事，礼之大也”。 以上四个版本皆略引《荀子·大略篇》[27]语句，《墨海金壶丛书》本则将引文增補完整，可见张海鹏进行了校勘。然依然存在诸多李氏刻本不误、《墨海金壶丛书》本反误的情况。如隐公元年“其乐也融融”条，李氏刻本作： 融，古文作“肜”。张衡《思玄赋》“展洩洩而肜肜”。旧注云：“洩洩、肜肜，皆和貌。”李善云：“《左传》曰：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肜肜’，融与肜古字通。”案，《殽阮碑》阴亦以“肜”为“融”。 《墨海金壶丛书》本“阮”字误作“院”字。 再如，隐公元年“卫侯来会葬”条，李氏刻本作： 诸侯五月同盟至，先王之礼也。杜以卅年传文为据，明同盟惟大夫，有是理乎？栋闻诸家君云。 “有是理乎”，《墨海金壶丛书》本“理”字误作“礼”。 道光二十一年（1841），金山钱熙祚得《墨海金壶丛书》残版，重编增刻为《守山阁丛书》，亦收有惠氏《左传补注》。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例，此本先录四库馆臣《左传补注提要》，卷一首页首行顶格题“春秋左传补注卷一，守山阁丛书，经部”，次行空三格云：“元和惠栋撰，金山钱熙祚之校”。书末有钱氏跋云：“《贷园丛书》传本甚少，昭文张氏刊板又燬于火，因重校付梓，并识所疑。辛丑长夏，钱熙祚识。”依此可知，由于《墨海金壶丛书》书板毁于火，钱氏据《贷园丛书》本重刊。 然上文所举成公九年“执诸铜鞮”条、成公十年“大子州蒲”条，《守山阁丛书》本皆无阙文，可见与《贷园丛书》本并不一致。笔者经对勘，发现《守山阁丛书》本与《墨海金壶丛书》本基本相同，如款式方面，《守山阁丛书》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左右双边；文字方面，《守山阁丛书》本亦将《荀子·大略篇》引文增补完整，“阮”误作“院”，“理”误作“礼”。据此，钱氏很可能并未参考《贷园丛书》本，而是据《墨海金壶丛书》本覆刻，仅仅更改了书前的牌记而已。 由上，《墨海金壶丛书》本与《守山阁丛书》本虽然内容完整，无阙文，但经过校增删改，与李氏刻本在款式和文字方面存在差异，并有诸多错讹之处，可见其版本价值不大。[28] 以上具体分析了惠氏《左传补注》的刻本情况，可总结如下：李氏刻本为初刊本，内容完整，无阙文，讹误较少，刊刻精美。《四库全书》所据底本为李氏刻本，二者基本一致。《贷园丛书》本是李氏刻本的修补后印本，《皇清经解》本是据李氏书板重新刊刻，然二书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版本价值大打折扣。《墨海金壶丛书》本与《守山阁丛书》本经过校增删改，新增不少讹误，故版本价值最劣。由此可见，《左传补注》的刻本系统较为简单，李氏刻本为其祖本，版本质量最高。今文中所引《左传补注》刻本内容皆据李氏刻本，不一一赘述。 （一）李氏刻本所据底本非此稿本 丁祖荫跋文称惠氏《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内容相同，首尾完具，陈先行主编《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亦认为二者无甚差异[29]。然笔者经详校，却发现此书稿本与刻本存在诸多不同，可分两个方面： 首先，分卷差异。《左传补注》稿本分四卷，卷一隐公元年至僖公三十三年，卷二文公元年至襄公九年，卷三襄公十年至昭公十二年，卷四昭公十三年至哀公二十七年。而刻本则皆分六卷，卷一隐公元年至僖公二十一年，卷二僖公二十二年至宣公十八年，卷三成公元年至襄公二十一年，卷四襄公二十二年至昭公三年，卷五昭公四年至昭公二十四年，卷六昭公二十五年至哀公二十七年。 其次，内容差异，具体可分三类： 其一，稿本有，刻本无的条目。据初步统计，《左传补注》稿本有近40条内容，刻本皆无，可见惠氏进行了删减。如隐公五年“曲沃庄伯”条，稿本作： 《汲郡古文》曰：“晋孝侯十年，曲沃桓叔成师卒，子鱓立，是为庄伯。”高诱《战国策》注云：“曲沃，桓叔所封也，在今弘农县东三十五里，道北曲沃城是。”《地理志》：“河东闻喜县，故曲沃。”杜据以为注。 庄公四年“樠木”条，稿本作： 《玉篇》云：“樠，《左传》音朗。”《正义》曰：“若以㒼为声，当作曼；以两为声，当作朗。”栋案，以两为声，是也。 其二，稿本无，刻本有的条目。此类亦有20馀条，当为惠氏增补而来。如桓公十二年“坐其北门”条，刻本作： 案，兵法有立阵、坐阵，见《尉缭子》“立阵所以行也，坐阵所以止也”。《左传》曰“裹粮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司马法》曰“徒以坐固”，《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及此传“坐其北门”，皆坐阵也。杜训坐为守，盖未通于古义。 闵公二年“立戴公以庐于曹”条，刻本作： 案，《公刘》诗曰：“于时庐旅。”《毛传》云：“庐，寄也。”《小尔雅》同。《管子·中匡篇》曰：“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外传》作“庐”，训为“寄”。故《诗序》亦言“东徙渡河，野处漕邑。”《诗序》“漕”字从水旁曹，《传》作“曹”，古文省。 其三，稿本与刻本皆有，然文字存在差异的条目。如桓公元年“公即位”条，稿本作： 先郑司农曰：“《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云：“古位、立同字也。”栋案，经传中“位”字，今皆从人旁立，间有仍作“立”者。《聘礼》曰：“及庙门，公揖入，立于中庭。”注云：“公迎宾大门内，卿大夫以下入庙门，即位而俟之。”是“立”即“位”字。又如《史记·周本纪》云“武王既入，立于社南”，今《周书·克殷解》文也，案其文云“王入即位于社”，是“立”字当作“位”也。古钟鼎文如周毛父敦铭及盄和钟“立”字，释者皆训为“位”，又周敦铭云：“毛伯内门，立中庭。”周戬敦铭云：“苏公入右，戬立中庭，北乡。”《释宫》云：“中庭之左右谓之位。”明“立”字亦当作“位”，释者仍训为“立”，非也。 而刻本作： 郑众曰：“《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云：“古位、立同字也。”栋案，古鼎铭“位”皆作‘立’，见朱氏彞尊《吉金贞石志》。 惠氏稿本引传世文献与青铜铭文为证，所论甚详，然刻本却删去。据清人杨谦《朱竹垞先生年谱》记载，康熙四年（1665），朱彝尊曾辑《吉金贞石志》[30]。然至乾隆年间，此书就已鲜为人知，遂有人怀疑未完稿，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目录类二·观妙斋金石文考略》：“而《吉金贞石志》久无成帙，或疑彝尊当日本未成书，然此书内乃有引《吉金贞石志》一条，则或存其残稿之什一，未可知也。”[31]亦有学者认为此书分散并入《曝书亭集》中，如清人李遇孙曰：“先生（朱彝尊）本有《吉金贞石志》，后并入诸题跋于全集中，不复成此书矣。”[32]上文关于“立”与“位”之论，亦见《曝书亭集》卷四十六《周鼎铭跋》[33]，故后一种观点较为可信。盖因与朱氏观点十分相似，故惠氏删去了原有论述。 又如，宣公十二年“楚人惎之”条，稿本云： 本《小尔雅》。定四年传云“管蔡启商，惎间王室”，注云“惎，毒也”，本《说文》。案，文亦当训为“教”，《西京赋》云“天启其心，人惎之谋”，薛综云“惎，教也”，与传意相合。言管蔡启商判周之心，而教之乘间，以图王室。哀元年传云“少康惎浇”，二十七年传云“赵襄子惎知伯”，惟此当训为毒。《说文》引云“楚人畀之”，云“举也。黄颢说‘广车陷，楚人为举之’”。案，此则惎当作畀。傅逊谓“楚人将毒害之，而晋人乃脱扃拔斾投衡而出。”穿凿不可从。 而刻本作： 《说文》引云“楚人畀之”，云“举也。黄颢说‘广车陷，楚人为举之’”。案，此则惎当作畀。傅逊谓“楚人将毒害之，而晋人乃脱扃拔斾投衡而出”，非也。详见定四年训“惎”为“教”，盖本《小尔雅》。 稿本论述颇为详尽，而刻本作“详见定四年”，可见惠氏进一步修订时将此论后移。 由上，《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存在诸多不同，或卷数不同；或稿本有，刻本无；或刻本有，稿本无；或二者皆有，内容却不一致，可见李氏刊刻所据的底本不是此稿本。而在同一条目中，刻本多对稿本内容进行修订，故李氏刻本依据的很可能是一个晚于此稿本的修订本，这丰富了我们对《左传补注》版本流传过程的认识。 （二）李氏刻本所据底本之来源 乾隆三十九年李文藻首次刻成《左传补注》，据卷末李氏跋文（见上文），其底本来自周永年，为戴震手校本[34]。而早在乾隆三十四年，李氏于京师纪昀家已得见《左传补注》钞本，山东省博物馆藏有惠栋《古文尚书考》李文藻钞本，书前有李氏跋云： 惠定宇经义底稿数种，在予房师纪晓岚先生所。乾隆己丑（1769）夏，予以谒选客京师，时先生方戍西域，郎君半渔招予检曝书籍，得见惠著《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左传补注》、《古文尚书考》五种。《周易述》已有卢雅雨运使所饷刻本，《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左传补注》俱未及录，所假录者，特《古文尚书考》二卷……中秋前四日，益都李文藻记于虎坊桥北百顺胡同寓舍。[35] 上述之事即李氏在《左传补注》卷末跋文中提及的“向在京师，假阅，未及录”。李氏称“向在京师”，可知惠氏此书曾以钞本形式在京师流传。然查阅王应宪《三惠年谱简编》[36]，惠栋终其一生未考取功名，乾隆六年其父惠士奇去世之后，惠栋居家著书，再也没有去过京师，则此钞本何以至京师？查阅史料，惜未有详细记载。然仔细扒梳，仍可寻得蛛丝马迹。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九经古义序》云： 《九经古义》十六卷，吴征士惠松厓栋先生之所著也……余十数年前见是书，即为之商略体例、校订讹字，而还之征君之子承绪。洎余自湖南归，复从乞借钞，携之京师。嘉定钱学士莘楣大昕、历城周进士书愚永年，各录一本以去，而余转鹿鹿未能卒业。至今春，赖友朋之力始得录全，计元本之在余箧中，又五年所矣……时乾隆三十八年仲春旬有二日。[37] 据上可知，乾隆三十三年（1768）卢氏卸任湖南学政，返回北京，途中经惠栋家借得《九经古义》，携至京师，钱大昕、周永年皆据以传钞，后周永年又寄送李文藻一部，李氏於乾隆三十九年付梓。[38] 又卢氏《题〈九经古义〉刻本后》又云： 此书乃益都李才江在粤东时所梓也。曲阜孔葓谷以贻余。余先已就惠氏家得其本录之，今取以对校，钞本内少一条，得刻本补之；而刻本内之讹误，余亦因以正之，皆成完书。[39] 此跋文的撰写时间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孔继涵赠卢氏《九经古义》李文藻刻本一部，卢氏将刻本与此前所得的惠氏家钞本对勘，发现二者存有略微不同。然李氏刊刻的底本来自周永年，周永年又是据卢氏钞本转钞，可见这一期间钞本经过改动[40]。 以上为《九经古义》的流传情况。由上文第一部分可知，《左传补注》与《九经古义》本是同一系列之书。卢氏既然从惠氏家钞借《九经古义》，亦有可能钞阅过《左传补注》。 卢氏《抱经堂文集》卷八《惠定宇〈春秋左传补注〉跋》云： 丙戌之春，借得此本，课两儿分钞，不解文义，舛讹者半，儿子师江阴朱与持黼略为正之。钞未竟，会有湖南之行，携之箧中两年矣，卒卒无暇理此。今年至京师，长夏无事，补钞末卷。元本经转写亦有误，复为之一一正定，书乃完善……时戊子五月书。[41] 卢氏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借到《左传补注》钞本，然未交待来源。“湖南之行”是指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卢氏奉命提督湖南学政[42]。故卢氏得到钞本当在此之前，查阅卢氏年谱，乾隆三十年（1765）秋卢氏自广东返京，绕道曲阜拜谒孔林，受到孔继涵接待，二人交往至深[43]。又丁祖荫跋文称“清稿首页附有‘可分六卷，请孔兄（当指顨轩）酌定’之语”，可知惠氏曾赠予孔氏《左传补注》一部[44]，且是“清稿本”，时间当晚于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很可能经过惠氏进一步修订。由此，卢氏所借的《左传补注》钞本似来源于孔继涵[45]。 此外，上文提及的南京图书馆藏卢文弨批校的李氏刻本《左传补注》，亦由孔继涵赠送。通览文中批语，卢氏未用过多笔墨，仅纠正误字或引文二十余处，补正十余处，没有一处提到李氏刻本与卢氏所借钞本存有增删条目等内容不同，可见亦当同源。 综上，惠氏《左传补注》一书完成之后，学人多有传钞，尤其是卢氏将此书钞本携至北京后，相继为纪昀、戴震、周永年、李文藻所见，而后李文藻据以刊刻，遂为后世诸刻本之祖本。 （三）李氏刻本似未经惠氏最终修订 王欣夫先生曾指出：“独不解定宇著述多经弟子江艮庭等编录，而此二书者（《左传补注》和《九经古义》）又经戴东原校定，李素伯付梓，皆不取最后足本，意者稿藏于家未出耶？”[46]罗军凤发现《左传补注》刻本诸多条目显示出未经整理的样子，并举“旝动而鼓”条为例[47]。笔者亦认为李氏刊刻所据的钞本并未经惠氏最终修订。 首先，《左传补注》初稿尚引《古文尚书》及伪孔传，后增小字补部分惠氏已认识到《古文尚书》之伪，态度转向批判。如宣公六年“以盈其贯”条，稿本增补小字作： 刘光伯据梅赜《泰誓》“商罪贯盈”，以为纣之为恶，如物在绳索之贯，不得为习。其说是也，而所据之书非也。案，《韩非子》曰：“有与悍者隣，欲卖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也’，或曰‘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满贯也’，遂去之。”此说与刘合，可以规杜过矣。 襄公二十五年“书曰慎始而敬终”条，稿本增补小字作： 案，《周书·常训解》云：“慎微以始而敬终，乃不困。”《正义》以《蔡仲之命》云云证之，此晋时伪古文，袭《左传》而为之者也。徐干《中论》引《书》云：“慎始而敬终，以不困。” 然文中引伪《古文尚书》的条目，刻本并未全部删去（如襄公十二年“先王卜征五年”條），可见李氏刻本很可能未经惠氏最终修订。 其次，《左传补注》刻本卷一称引“辨见《诗古义》”（僖公十八年），卷二“详《易考》”（僖公二十四年），卷四“辨见《论语考》”（襄公二十八年），卷五“详见《尚书考》”（昭公二十一年）。据赵四方考察，此“某某经考”即指今本“某某经古义”，各篇篇名已改，而刻本中仍保留旧名，亦可证李氏刻本未经最终修订。 最后，《左传补注》刻本存在文字讹误、内容遗漏的情况。前者如僖公二十六年“公使展喜犒师”条，刻本作： 谨案，《礼记》言：“犒，非古字，古文作槀，或作槁。” 惠氏此条引《礼记》，然翻阅《礼记》全书并无此句，实出自惠士奇《礼说》卷五[48]，刻本误也。后者如桓公十年“齐人饩诸侯”条，刻本作： 饩，《说文》引作“氣”，云“馈客刍米也”。 而《左传补注》稿本作： 饩，《说文》引作“氣”，云“馈客刍米也。或从既，或从食”。栋案，或从既者，《礼记》“既禀称事”是也；或从食者，今通用也。古“氣”字作“气”，“饩”字作“氣”。《周礼·玉人职》云：“以致稍饩。”郑氏云：“饩，或作氣。”是古皆以“氣”为“饩”也。 稿本此条所论详尽，而刻本则将惠氏按语遗漏，以致不明所云。 由上，《左传补注》刻本存在征引《古文尚书》、未改旧篇名、文字讹误、内容遗漏等缺点，据此可推断李氏刊刻所用的底本是未经惠氏最终修订的钞本。[49] 四、结 语 上海图书馆藏惠栋《左传补注》稿本是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文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据稿本可知此书初名《春秋左传考》或《春秋考》，与《九经古义》初稿《九经考》为同一系列著作，皆撰于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而稿本的修订部分则完成于乾隆八年（1743）或之后。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首次刊刻《左传补注》，字体清晰，内容完整，讹误较少，堪称精美。《四库全书》本以李氏刻本为底本，二者基本一致。《贷园丛书》本和《皇清经解》本皆有不同程度的墨钉与阙文，影响了版本价值。《墨海金壶丛书》本和《守山阁丛书》本则有增删改动，且讹误之处较多，版本价值最劣。而通过对勘《左传补注》稿本与刻本，发现二书存在诸多差异，故李氏刻本所据的底本很可能非此稿本，且多种迹象表明，李氏刻本似未经惠氏最终修订。今后整理此书，应当选择李氏刻本为底本，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四库全书》本等为参校本，还要参考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卢文弨批校本。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左传补注》稿本内存有大量删改、勾抹、增补的笔迹，保留了惠氏初撰此书之情形与早岁思想之痕迹，可据此考寻惠氏《左传》学思想的形成轨迹。可见，此稿本不仅有其本身的版本学、校勘学价值，还具有很高的思想史与学术史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 附记：拙文曾请武汉大学骆瑞鹤教授、罗积勇教授、南开大学李晶副教授审阅指谬，并承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于此谨致谢忱！ [1]笔者于上海图书馆所见惠氏《左传补注》稿本为电子扫描件，无页码，故本文所引内容，不一一标注页码。另，漆永祥《东吴三惠著述考》亦录有丁氏跋文（《国学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95页）。 [2]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3]常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标校：《重修常昭合志》下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86页。 [4]李芝绶：《静补斋书目》，江苏省常熟图书馆藏清钞本。关于此书目详情，可参见樊宁：《常熟李芝绶藏书校书事略考述》，《图书馆建设》2018年第11期，第86-90页。 [5]叶景葵撰，顾廷龙、潘景郑修订：《杭州叶氏卷盦藏书目录》，上海合众图书馆，1953年，第5页。 [6]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44页；杨峰、张伟：《清代经学学术编年》，《中国经学学术编年》（第八卷），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234页。 [7]王欣夫曾有所怀疑：“《贷园丛书》本《左传补注·自序》题‘戊戌冬’，则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时定宇祗二十二岁，而《序》云‘传之子孙’。《九经古义·自序》亦云‘吾子孙其世传之’，又云‘顾念诸儿尚幼’。考《惠氏家谱》，定宇长子嘉学，雍正五年丁未（1727）生；次子嘉绪，雍正七年己酉（1729）生；三子嘉德无生年；四子嘉柎，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生；五子嘉萼，乾隆四年己未（1739）生。则康熙戊戌（1718）定宇实未有子，与《自序》所言皆不应，其误决矣。”（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甲辰稿卷3《松崖读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7页） [8]赵四方：《<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以该书撰写过程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第129页。 [9]惠栋：《九经古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98页。 [10]笔者所据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即赵四方于上海图书馆所见之电子扫描本。 [11]惠栋：《九经古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第398-399页。 [12]赵四方：《<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以该书撰写过程为中心》，第129页。 [13]赵四方：《<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以该书撰写过程为中心》，第129页。 [14]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 1《九经古义参证》，第415页。 [15]惠栋：《古文尚书考》，《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16]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34页。 [17]赵四方认为《九经古义》定名时间最有可能是乾隆七年或稍后，此结论似可商榷（详见《<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以该书撰写过程为中心》，第130页）。 [18]萧穆：《敬孚类稿》，黄山书社，2014年，第217—218页。 [19]惠栋：《古文尚书考》，《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第67—68页。 [20]阎若璩撰，钱文忠整理，朱维铮审阅：《尚书古文疏证》，《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第7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91-93页。 [21]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经部》，中华书局，2012年，第675页。 [22]张俊成：《<左传>“喦”、“嵒”地名考辨》，《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36页。 [2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241页。 [24]《四库全书》本与李氏刻本仅在款式与用字上略微不同：款式方面，《四库全书》本首页次行上空一格题“春秋左传补注卷一”，第三行下有“元和惠栋撰”，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双边；用字方面，如李氏刻本“爲”“㤀”字，《四库全书》本皆作“為”“忘”。 [25]惠栋：《左传补注》，《皇清经解》卷三五五，上海书店，1988年，第764页。 [26]惠栋：《左传补注》，《皇清经解》卷三五五，第764页。 [27]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035页。 [28]《墨海金壶丛书》本又有民国十年（1921）上海博古斋影印本；《守山阁丛书》本又有光绪十五年（1889）上海鸿文书局石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斋影印本，1991年中华书局《丛书集成初编》本。 [29]陈先行主编：《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其中惠氏《左传补注》稿本提要云“四卷，手稿本。此书刻本作六卷，内容与稿本无甚差异，《四库·经部·春秋类》即据刻本著录。此帙末有丁祖阴跋。”（上海书店，2014年，第86页） [30]杨谦编撰，舒大刚校点：《朱竹垞先生年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3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4页。 [3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742页。 [32]许瑶光修，吴仰贤等纂：《光绪嘉兴府志》卷八十《经籍一》，《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606—607页。 [33]朱彝尊：《曝书亭集》，世界书局，1937年，第552页。 [34]叶光立主编《戴震全集》第3册书前有“戴震手校惠栋《左传补注》图录”一页，著录介绍云：“山东潍县丁稼民家藏戴东原先生手校惠栋《左传补注》墨迹。题跋云‘此书周书昌寄来发刻，其朱笔所正乃戴东原手迹，殊可珍也。乾隆壬辰（1772）十一月初六日李文藻题于□□大佛寺’。其眉注‘颖’‘县’‘巨’‘燄’‘扬（子云不姓杨，凡扬雄皆要作扌旁）’‘曰’等皆戴东原手迹。”（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页）此本为个人私藏，笔者未曾见到，故存疑。 [35]刘国宣：《李文藻书跋初辑系年考证》，《山东图书馆学刊》2018年第1期，第89页。 [36]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9-257页。 [37]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8册《抱经堂文集（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34页。 [38]李文藻著，栾绪夫注：《岭南诗集注》卷三《惠定宇<九经古义>刻成，寄示周书昌二十韵》，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4页。 [39]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8册《抱经堂文集（一）》，第229页。 [40]王欣夫指出《九经古义》曾经戴东原删订（《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甲辰稿卷三《松崖读书记》，第1317页）。 [41]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8册《抱经堂文集（一）》，第153页。 [42]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16册《清卢抱经文弨先生年谱》，第125页。 [43]陈东辉主编：《卢文弨全集》第16册《清卢抱经文弨先生年谱》，第122页。 [44]丁祖荫认为“孔氏”是孔广森（号顨轩，1751-1786），然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孔广森时年仅7岁，故很有可能是惠栋的儿子承绪（1729—？）赠送给孔继涵（1739—1783）。惠栋逝后，所留遗著多由其子承绪整理，如校勘《周易述》，撰写题识，以雅雨堂名刊行，上文《九经古义》亦是承绪借给卢氏钞录。 [45]鉴于没有找到更多史料记载，以上仅是笔者的初步推测，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46]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 1《九经古义参证》，第415页。 [47]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2—93页。 [48]惠士奇：《礼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1册，第496页。 [49]据赵四方考察：“惠栋改《九经会最》为《九经古义》，并未删去考稽晚出《古文尚书》的相关文字，此可证《九经古义》未经惠氏晚岁改定。又如前所述，《九经古义》刻本中常称引‘某某经考’，据内容可知，‘某某经考’即指今本‘某某经古义’。各篇篇名已改而书中所引篇名仍旧，此又可证《九经古义》未经惠氏最终修订。”（《<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以该书撰写过程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年第3期，第134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6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樊宁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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