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走向：峄县师生的人生地图标识（中）

微游枣庄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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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56年7月15日，逃往外地的峄县左庄人张铁民（字汝懋）被押回峄县，这位曾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干事、峄县党部委员、峄县县立北街小学分校主任的国民党复兴社成员，列出了一堆峄县中学南迁时人物名单：

宋文明，字东甫，本县旺庄人，县立中学校长

孙守唐，峄县白楼人，县政府民政科长、县训所科长

郑济芹，字泮芗，峄县匡谈人，县政府教育科长、县训所总务股长

孙业洪，字范全，台儿庄北洛人，胜利中学校长

屈振恒，字象久，屈家庄人，峄县书记长

孙茂棠，字海秋，城西曹马人，教育馆馆长

周茂田，字治民，本县东南关人，县自卫大队队长

……

1943年峄县公私立中小学概况一览表中，孙守唐任职峄县初级中学校长

枣庄教育志资料抄录的1934年《山东教育行政周报》公审查峄县合格教员姓名单中，屈振恒名列其中

的确，这个群体的人生标识最后都定格在台湾岛，但他们的黑夜是漫长的，因为梦中的爹娘时时在张开双臂呼唤着儿子归来。他们的眼神是游移的，因为他们对妻儿的思念总在街头行走的母子身上完成心里置换。

风来了，雨来了，战争硝烟裹挟着腥风血雨来了。

峄县中学校长宋东甫接到紧急命令，马上带领全校师生集体南迁，至于目的地也不是十分明朗，但可以肯定的是向南，向南，再向南，一直向南。

五百多名师生很快集中起来了，时间定格在1948年10月10日，开始向西南方向进发。

大都是十几岁的少年，大都是没出过远门的孩子，在满目迷茫的眼神中，这群孩子懵懵懂懂地随着老师的身后，就这样离开了老家，离开了生养他们的鲁南大地，离开了他们的父母兄妹，没谁知道他们的人生走向会到何处，包括他们的老师；没谁知道他们的人生标识会有怎样的曲折落点，包括他们老师本人。

这五百多人包括上述峄县中学的全体师生、老师家属，还有峄县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他们从运河南岸的程家庄开始列队，浩浩荡荡，一路西行。他们先步行至贾汪，南行线路的第一个标识点是徐州。

离家远行，不知归路，他们离家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学生黄端礼回忆说：

“学校集合的时候到了，每人一床被子，书籍和讲义夹绑在小板凳上当背包。沿途吹着号像远足一样，走向苏北的车站贾汪上火车。当火车开动的时，女生一片哭声……”

四天后（10月14日），台儿庄胜利中学校长孙业洪带领的近二百师生，也开始离开学校（今台儿庄二中），步行至侯塘村，小住三天后走向徐州。

作为一个即将离家孩子，学生马立元与同学黄端礼的心情也是一样，他这样回忆说：“孤零零的一个孩子在街上边走边回头来看。母亲在门口目送，眼看要看不到了，忽又喊：孩子你……

我想母亲又在哭着呢，我不敢回头，一步一步地走，想着母亲的影子，眼泪哗哗的往下流，这一别不知何时再相见……

我不忍心再走了，到了一下坡就是西门了，是这座古城的西门，啊，真的要离开这座光芒万丈的台儿庄吗，真的就这样走了吗？我终于忍不住了，嗓子眼一紧，对着家的方向喊：俺爹，俺娘，儿就此拜别了！”

胜利中学学生马立元学生照

台儿庄胜利中学的郁化清却是在10月16日才离开台儿庄的。当年近90岁的郁化清老人坐在我面前时，他的讲述是那样平和，语速就像运河无风的波浪，清澈、流畅，奔向远方。他说，离开台儿庄的时候天还不亮，年少，胆怯，路远，陌生，于是他就和一位同学跟着个妇女走到贾汪，到了下午才坐上火车到达徐州。第二天才找到胜利中学，进行流亡师生登记。而此时，早已到徐的峄县师生已被分流进驻徐州中学、云龙中学、铜山中学和徐州师范等校区。

七

据当年在徐州负责登记工作的苏佩言、董锡璋回忆，此次南迁的峄县学生连同苏北铜、邳等县甚至鲁西南地区的青年学生，总计人数1080余人，他们被国民政府并入山东南迁中学的八千人队伍中，被编入山东第四联中，因胜利中学的人数比较少，成为校本部，峄县中学的学生较多，被编为山东南迁流亡中学四联中二分校。随后，淮海战役爆发。

可以想象到，在那个噪杂的环境中，一位近六十岁的老人在一群孩子中间跑前跑后，此时的宋东甫也的确是位大家长，为了这个家，为了这群孩子，为了这群孩子的未来在里里外外地忙活着。

在徐州云龙中学住了十几天以后，学校稍作休整，乘火车从徐州到了镇江，然后再到瓜州。一个偌大的群体，吃与住是宋东甫每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情。没有住房，大家挤在瓜州的一个寺庙里，而且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吃饭是一个大问题，而吃饱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郁化清老人回忆说：“每人每天18两糙米，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抢饭吃，后来改成分饭。分饭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用箩筐和称称饭，每个小分队分到一筐饭，每个小分队再选一个力量大又很有分饭办法的人，把米饭盛到碗里压平，大家一看很公平，就这么一碗一碗地分。但还是发生了很有趣的事情：有的饭碗把米饭压得很实，即便把碗抛向空中，掉下来碗里的米饭也不会掉出来。后来只好想了一个办法：把米煮成稀饭。”

从镇江再次出发，全体师生经过南京到上海，再杭州过江西到衡阳，于1948年11月30日终于到达郴县。

如果是一次旅行，此行旅途该是多么美丽啊——中山陵的浩瀚林海、巍巍钟山，黄浦江的外滩洋房、洋场辉煌；苏堤的烟波如镜、柳丝舒卷，三湘的衡山逶迤、石刻蒙岩……但这些地图标识是需要心情来释解的，心境与环境的高度统一，才是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郁化清老人对笔者说：“大家爬上火车，沿途经过这些地方时车顶上也是人，人挤得动弹不得。大家都憋了很久，车一停就马上跑到火车两边开始大小便。就这样走走停停，火车开了一个礼拜才到了湖南宜章，然后再下车走两个多小时，到了宜章县，这才算暂时安定下来。”

由苏佩言、孙业洪带领的胜利中学，到达宜章，进驻军库街6号，被安排在宜章师范学校上课。峄县中学则被安排在郴县洞尾村，在李氏祠堂（又名李家大屋，原适存中学旧址）设校。12月1日开学。李家祠堂作为临时学校。时年已经五十八岁的宋东甫，集乡长、校长、家长、图书馆长等“四长”于一身，每日不仅要安排学生上课学习，还要负责吃喝拉撒睡。学生想家大哭，他去哄；孩子打闹淘气，他去劝；夏天没蚊帐，学生全身被咬满疙瘩，冬天少棉衣，孩子们冻缩成一个圆球，他联系驻军青岛的刘安祺，弄来蚊帐和军服。口粮断炊，他带领学生去湖南政府要粮，然后又安排学生步行百里去扛粮……

《长沙镇乡周报》：高桥第四民众敎育馆迁移对河李家大屋（1933年第21期第10页）

此时，这群远离家乡的青春少年，心里也开始有了变化：千里遥远的想家、正处青春期的叛逆，再加上即将到来的春节，但宋东甫却把内心的万般焦虑转化为笑容可掬的温暖，安抚再安抚，劝慰再劝慰。

峄县中学学生张士龙对笔者说：“学校给我们发了旧军服，穿着挺大的，但是很暖和。我还好，该过年了自己没觉得多难过。”

但王振起等几个同学却不这样，他回忆说：“在这之前，我们还计划做菜买酒，好好的过个流浪年，谁知到了年三十晚上，大家围着餐桌一言不发，猛灌湖南米酒，直到酩酊大醉后，各自回到寝室蒙头大睡，自始至终谁也没说一句话。我心事重重彻夜未眠，大年初一天还未亮，正是从前在老家结伴拜年的时候，我却独自一人步入深山茶林，打算放声痛哭一场，以发泄胸中的悲痛！不料有几个同学也都不约而同地跟了出来，大家抱头痛哭后，经过一番互相安慰劝导，才算结束了这第一个异乡新年！”

对于宋东甫来讲，他这第二次南迁，绝不是人生地图标识中一个轻描淡写的点与点的连线，而是一个个重重的心与心的撕扯。

八

1949年5月时局更加不堪，峄县中学全体师生在孙守唐老师带领下于5月30日离开郴县，乘火车由衡阳经耒阳，于6月1日（端午节）到达广州，准备渡海，撤到台湾。

时间定格在1949年7月，峄县中学接到国民政府指令，要求全体师生准备撤往台湾。从步行到火车再到轮船，从陆地到林海再到大海；从北方到南方再到海岛，从理想到现实再到迷茫，有来无回的余生不仅令宋东甫、孙业洪捉摸不定，让同学们更无法预想。

从广州到台湾，山东联中八千多师生于1949年6月22日开始陆续登船，向澎湖进发。而此时，曾给峄县中学学生寄来旧军服和金钱的远在青岛的国军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兼行政长官刘安祺，早在20天前的6月2日率近十万部属从青岛海运至台湾了。此前，曾随峄县中学南迁老师褚庆芝，在湘期间突患重病，宋东甫等一时无措，连忙联系远在青岛的刘安祺，被刘接纳，只因褚先生年事已高，病重不治，后于青岛离世。从始至终，学生刘安祺关爱备至，褚师驾鹤西去，他送师入土为安，让峄县尊师之美再添佳话。

1949年7月4日，峄县中学和胜利中学的全体师生也开始在广州黄埔码头登上开往澎湖的济和轮（115号登陆舰），去涂画一个崭新的人生标识点。

海到无边天作岸，在那个苍茫的海天之下，一叶摇摆的渡船，如同陆地崎岖山路的颠簸，给那个年轻的群体带来怎样的心情呢？郁化清老人说：“船开得很慢，太阳一会儿来了，一会儿大雨，又没地方躲，只能被大雨淋着，淋成落汤鸡，然后再等着太阳出来晒干。甲板上人挨着人，哪个腿想伸开腿都很困难，我正好坐在船头上，坐久了也不舒服，为让腿伸开，晚上睡觉时我就把上身绑在船头上，悬在空中。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现在想想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949年7月7号，是抗战全面爆发的十二周年，没想到十二年后的那天拂晓，迎接郁化清等师生到达澎湖的竟是一位山东老乡——李振清。

李振清（右）与蒋介石

李振清是山东临清县人，与枣庄和枣庄人有着多种关联：在张北，1933年，他以营长之职与滕县籍的抗日名将孙兰峰一起参加过长城抗战；在庐山，1934年5月，他以任第四十军补充团团长之职，与薛城邹坞籍的黄埔四期学生陈子敬一起入庐山训练团受训。在台儿庄会战，1938年3月，他以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补充团团长之职，联手临清老乡张自忠部，在临沂将日军板垣师团打得溃不成军，为会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可就是这位被人称“李铁头”、“李大砍”、“李瘸子”的抗日将军，到了1949年2月，放眼长江以北，除了困守青岛的刘安祺部以外，只剩下他的40军在安阳、新乡苦守。起义投诚、坚守死战还是尽快逃离，是摆在李振清面前的三道选择题。于是，李振清以要求补充为由逃到台湾，而后，他的40军三个月之后就向解放军举起了双手。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抗日将领撤台以后，尽管被蒋介石任命为澎湖防卫司令，却依然是个缺兵少将的“光杆司令”，因此，尽快补充新兵是当务之急。而此时，恰山东八千学生撤台，进入澎湖岛，这送上门的山东子弟怎不让李振清高兴呢？于是，这就有了后来震惊台岛的“7.13事件”。

从大陆到台湾，隔着一湾浅浅海峡，水面映照的是千万个不可企及的破碎的团圆梦；那一道道曲折的人生地图标识连线，要么是海水般咸透的苦，要么是撕扯心肺血色的红。

郁化清清晰地记起到达澎湖岛以后的血色日子：到澎湖下船后，把我们这些学生安排在澎湖防部的一个大院营房里边，驻守的是李振清的第39师。1949年7月13日，是对我们人生影响很大的一天——从流亡学生变成大兵。事先就有学长们暗通编兵的消息，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当兵的，都不同意编兵，要去找校长。13日早晨学长们喊着口号要去找校长，却被亮闪闪刺刀和架着的机枪挡住。当听到一声“立正”后，拄着拐杖的李振清瘸着腿硬气地走上台，当有个学长勇敢走向他欲言明诉求时，卫兵便狠狠地在他屁股上刺了一刀。但，悲剧在继续。为反对军方强征中学生入伍，原烟台联中校长张敏之为维护学生权益挺身抗争，被军方控为“匪谍”，连同106名师生遭到枪决，酿成千古奇冤。这个冤案直到50年后的1999年，才随着张敏之夫人王培五的回忆录——《十字架上的校长》的出版而大白于天下。

鲜血浇灭了所有声响，这些离家千里的无助孩子，红色的惊恐涂抹了他们离家后第一次生与死的标识点，大家在胆战心惊中蹲下身子，缩成一段绕不开的阴影片段。于是，所有16岁以上的男同学从此变成了大兵，开始了另一段人生标识连线。

郁化清入伍后守备金门，他经历过1958年的“8.23金门炮战”。他说：那天晚饭后，炮弹“咚咚咚”打了过来，我跑到防空洞里躲起来，但我所在军医组的8个人躲在碉堡里，却被一个炮弹钻进去全部炸死。据相关资料显示，在金门炮战中共有18名国军被炸死，其中有三名金门防卫副司令：赵家骧、章杰，还有曾率部在卢沟桥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吉星文将军。

郁化清

而此后的郁化清更像一条运河小鱼，游离老家台儿庄，没再回过大运河。思念总是悲苦的。四十多年后，他母亲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打听到儿子的消息，连忙寄去一张照片，让母子得以“相聚”。作为一个乡村农妇，郁母的人生地图标识几乎没什么变化，在原地涂了再涂，描了又描，被渲染涂抹成一统放大了的哀伤。两岸通邮后，郁化清才得到家中四十多年来发生的一切变故：自己离家后不久台儿庄解放，伯父被抓后没了下落，大娘后来死在养老院；父亲在贾汪开的饭馆被没收，不久病死，家中只剩下母亲一人，只剩下母亲每天向着南方双手合十……

此时的郁化清，已由一名国军大兵转换为台湾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曾写过一篇童话《大鱼吃小鱼》，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所有的鱼天天生活在恐惧的日子里，就是大鱼吃小鱼的结果。假如所有的鱼都能够相亲相爱，和平相处，我相信这个水中的世界，一定是一个充满幸福的乐园。】

　　【你的话是很有道理，可是，有谁能改变得了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旧观念呢？】

　　【我们虽然管不了别的大鱼，但总可以从我们本身做起，不吃小鱼。】

　　【好吧！我听你的话。】

两条大鱼在水面游来游去，掀起了一片洁白的浪花，有一群小鱼在他们俩的身边跳跃着，显得很快乐的样子。

1951年台儿庄胜利中学同学在澎湖合影

或许所有撤台的峄县学生都是台儿庄运河小鱼，而今他们在台湾海峡都快乐的活着或老去；也或许，有很多很多的台儿庄运河水草正想尽快变成小鱼，向理想国游去……

九

大龄男生集体参军，其他年幼男生和女生都进入澎湖防卫部子弟学校继续就读。那么，年长的校长宋东甫、孙业洪及其他来台人员呢？他们从大陆到台湾的人生地图标识又会填充什么新内容呢？作为峄县中学南迁成员，应以教育工作者为主，但在当时那个特殊环境下，不少政府公职人员也随校同行。虽说他们是政府公职人员，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曾是抗日英雄，甚至可以彪炳史册，如台儿庄胜利中学校长孙业洪，早在1924年就以其婶母的地租钱和房舍办起了私立北洛小学，此校教学成绩优异，会考全县第一，声名远扬鲁南。贺敬之的小学就在此校就读的。这也是孙业洪人生地图中第一个响亮的标识。峄县沦陷前，孙业洪就成立60余人的抗日联庄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5月台儿庄地区沦陷后不久，孙业洪更加高举抗日大旗，拉起一支300余人的抗日武装，扒铁道、截汽车，先后在枣台铁路、黄口大桥等地伏击日军，赢得抗日盛名。

孙业洪

后其所部发展到500余人，装备有轻机枪20挺、步枪500支、战马12匹，长期活动在邳北峄南地区，成为名扬四方的地方抗日武装。1947年秋，厌倦内战的孙业洪再次转身，继续兴办教育，在台儿庄办起了胜利中学。

胜利中学被孙业洪办成了一个乐园，学生孙忠信曾回忆道：胜利中学很规范，不但有校训，还有校徽和校歌。校徽呈三角形，象征英文“胜利”的第一个字母“V”。校歌名叫“胜利之歌”：

胜利的旗帜飘扬，胜利的歌声飞翔。

每一个爱自由的同胞，抬起头来歌唱。

每一个爱自由的同胞，抬起头来歌唱！

过去黑夜虽然悠长，我们丝毫不曾彷徨。

在我们心里深处，有着光明的信仰。

相信冬天不会久长，相信春花终要开放。

厮守这无尽黑夜，大地黎明在望。

胜利的旗帜飘扬，胜利的歌声飞翔。

每一个爱自由的同胞，抬起头来歌唱。

每一个爱自由的同胞，抬起头来歌唱！

孙忠信学生照

1948年胜利中学南迁撤台后，孙业洪被台教育部聘为公民教员，从事教育工作，只因身体欠佳，半年后辞职，1977年10月在彰化员林镇去世。还有孙守唐，在峄县时曾任峄县政府民政科长和县训所科长，到台后干了军界政工，直至升职少将退休。

一同南迁湘粤的还有孙业洪北洛村的本族弟弟孙业荣。据孙业洪乡邻、乡土作家李常平先生介绍，孙业荣少年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27年（民国十六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后入伍历练，升至少校。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回乡任本乡乡长，兼北洛小学教员，并受山东省政府之令，督修台潍公路。后又奉召归队，曾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经历了西安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参加抗战，曾任湖北老河口军监分部主任。抗战胜利后退役返乡，受族兄孙业洪之邀，执教胜利中学。撤台后，居住马公岛，1952年8月因病而逝，时年46岁。

当然，一直搞教育出身的郑济芹，到台后还是从事老本行，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直到退休。

作为标志性的人物，宋东甫一直是大家心目中的靠山，但“7.13事件”让他心灰意冷，感觉自己没有尽到老师之责，没能保护好从老家带来的孩子，尽管也曾在台东女子中学教了几年书，但宋东甫心里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然而，对于峄县子弟却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甚至不惜冒着去坐牢的风险。宋东甫先生的儿子宋治屏告诉笔者这样一件事：为让峄县来台人员能够到谋到工作，父亲把峄县中学的学校大印给一些有求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他盖上峄县中学印章，台湾教育部门就认可那人的文凭，可以安排到学校教书。后来大印盖得太多了，被台湾教育部门发现，并报了警，好在有刘安祺、陶一珊讲情，才躲过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