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的 “书写”与 “勾连”（上）

谭天论道 20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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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2015 年末，笔者加入了一个名为 “大羊青年”的微信群。该群的成员都是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大羊村的普米族年轻村民，唯有笔者一人是来自昆明的研究人员。在此之前，笔者已经在这个村进进出出 5 年多，展开访谈和其他形式的田野考察，结识了很多村民，包括这个微信群中的很多成员。加入这个微信群是笔者“在场”的一个自然步骤。

这个加入虽不是亲临田野观察点，却令笔者有了再次 “入场”的感受。微信群和这个村落是两个既密切关联又大不相同的空间，甚至，它们近乎两个相互交织但各自独立的 “生活世界”。在微信群内的观察和交流中，笔者常常会将他们在村子里与笔者交往时的样子联系起来，而这时，笔者时常感觉他们不是同一个人。现实中的他们大多羞涩、不善言辞，而微信中的他们往往直抒胸臆、热忱大方，乐于谈论自己的感受，热衷展现自己的生活。谈论的话题和对新鲜事物的看法，和任何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或其他群体并无太大差异。

这样的 “反差”令人遐想: 是微信在 “改变”他们，还是他们运用微信在释放

自我? 是微信开拓了他们表达的空间，还是他们将微信自然随意地运用于自己的生活空间? 简言之，对于这些远离中心区域和主流文化辐射范围的少数民族青年而言，微信意味着什么?

近年来，网络和新媒体的崛起生成了人们新的社会活动空间。随着数码技术

用品的日益普及和使用便利，它们所构成的社交媒体网络不仅是人们获取一般性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形塑个人思维观念、形成新的文化表达、影响个体社会行为的重要力量; 同时，社交媒体的运用让人们分享和发布个人信息成为一种常态，并因此成为当代社会一种个人叙事和表达的重要载体。当然，运用新媒体进行表达和获取文化参与的机会，则有赖于使用者在日常生活场景下对于新技术的使用。最近几年，借助于国家行政力量的推动和经济市场的发展，手机等新媒体日渐显著地进入了少数民族的乡村社会，少数民族群体逐渐普遍地使用手机。相较都市人群对新媒体熟稔的运用和多样的认知，少数民族群体在使用新媒体进行自我表达方面要落后不少;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手机媒体和微信的使用大大增加了少数民族群体书写、表达进而参与文化实践的机会和可能性。本文就是通过普米人微信群的一个个案，在具体和特定的场景下，考察这种书写、表达进而实现文化参与的可能，以及这些人从网络空间到现实如何发生转换，并从中解读微信对大羊普米族村民的意义。

这个云南怒江州普米族的村寨，长久以来都不处于中心区域和主流文化的辐射影响范围内，也因此至今还保留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独特的文化，而象征着现代性的新技术和媒介，从来都在研究者的视野中被看作外在于村落社会的存在。挣脱这个视角的桎梏，笔者试图进入到这群年轻人的生活脉络和文化情境中，了解他们在微信中呈现的 “话语是什么，它们之间是怎样互为界定的，它们是如何编织在一起，以及最关键的，它们是如何依据相互之间的影响而区分开来的。”［1］这些个体在新媒体中的叙述有些或许是在特定时刻未经内省的自发表达，有些也不乏是在明确意识基础上的主体建构和声张，但综合起来看，他们的书写和文化表达，呈现出少数民族个体一种全新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个体、群体内部及其与外部群体和社会复杂的关系互动。

二、一个村落和它的微信群

(一) 走进大羊村和 “大羊青年”

“大羊青年”微信群的成员 (笔者除外) 均生活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河西乡

大羊普米族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普米族村寨，该行政村由三个自然村组成，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作为我国云南七个 “人口较少民族”［2］之一的普米族，相传源于我国古代西部的羌戎族群。目前人口近 3 万，其中 16270 人居住在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相传普米人的祖先从丽江石鼓地区游牧至此，定居后生活方式转型为半牧半耕的农业生活模式。清朝时期，当地曾有驻军和治所 (古代地方政权的政府驻地所在); 民国初年，大羊由当时的顺化里管辖; 1949 年后，大羊隶属于兴仁乡; 1950年代末，周边的羊山和堂山被归并为一体，大羊村的名称正式确立。截至 2011 年 5月，大羊村委会共有农户 169 户，人口约 680 人。大羊村的民族以普米族为主，有少量的汉族和白族等其他民族杂居。当地村民主要由和、鹿、杨等三大姓氏构成。

和云南省很多少数民族村寨一样，大羊村在社会、经济方面以农耕、养殖为主，生产力偏低，交通落后。而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村民自我发展能力更是显得贫弱。目前，村民收入 30%来自养殖业，25%来自种植业，年人均现金收入仅为 1000 元左右。尽管社会发展较为滞后，但是当地也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普米族文化。无论是本民族语言的广泛使用，还是重要年节中对吾昔节 (普米族最隆重的年节)、祭祖、祭山神等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的保留，抑或是贯穿日常生活始终的神灵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仪式的存在，可以说，大羊村都是保留普米传统文化较为完整的村寨。

在对该村寨进行观察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结识的那些普通村民，有的远走他乡打工，有个别人大学毕业留在了昆明工作，有的则在当地自己创业，当然，更多的人依然留在村里。其中，一个叫和东阳的村民始终和笔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切关于大羊最新的消息和变动都来自于他。正如之前所说，在相互交往的这几年中，笔者看到了他身上惊人的变化，如今，和东阳已经从当年那个内向腼腆的普米青年变成了一个普米文化的 “代言人”和 “宣传大使”。作为大羊村的文化精英，和东阳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他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转变。同时，他能运用新的传播手段和人际关系网络，将个体和民族拥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转换，进而实现新的文化选择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在他身上，笔者看到的，不仅仅是生命个体的转变，更折射出宏观的国家、社会层面与微观的乡村社会生活及个人命运的互动。［3］这个微信群的诞生，就是和东阳一手促成的。本研究也就得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这个名叫 “大羊青年”的微信群建立于 2015 年底，目前一共有 37 人 (除去笔者)，［4］年龄都在 45 岁以下，其中，女性只有 2 人。群内成员有 11 人从未发过任何信息，其余 26 人均发布有不同数量的信息内容。作为创办者的和东阳是群里较早开始使用和发布微信的人，2014 年 5 月 14 日，他在微信朋友圈发出了第一条信息。其他绝大部分人开始使用微信的时间都集中在 2015 年初后。37 人中，有 1 人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留在昆明一家科研单位工作; 1 人在兰坪河西乡乡政府工作; 1 人在兰坪石登乡司法所工作; 2 人在兰坪冶金集团金鼎锌业公司工作; 1 人在大羊村里从事牛羊养殖工作; 另外 30 人都有着零散打工的经历。有的人常年在外不归，也有的人偶尔外出打工。无论他们身处何方，在大羊土生土长的他们，对村落和普米族有着强烈的认同感。所以，当和东阳提出要创办这样一个微信群，把各处的大羊年轻人召集在一起互通有无时，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对于为何要创办这个微信群，和东阳在一条微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交流沟通，团结互助、共同奋斗，建大羊梦。”［5］虽然说加入这个微信群的每个人具体想法和目的不同，但是从大家在群里讨论的一些话题和转发的一些内容来看，大家对这样的目的显然是有较高认同度的。［6］例如，大部分人都乐于在此发表对村内公共事务的看法。有人表示: 在这个群里每人一个点子一句真话，就可以把大伙的智慧都集中起来。还有人常常转发和普米族历史文化有关的信息。不难看出，大羊的村落空间和普米族共同的民族与文化渊源是这个群体的参与者得以发言和凝聚认同感的基础。

通常，微信朋友圈体现出范围相对固定、成员相对明确的交往特性。这一特性在 “大羊青年”这个群中同样显著: 这是一个基于新媒体形成的网络交往社区，但这个社区的搭建又有着强烈的地缘、族缘和血缘等现实关系。圈子里的参与者彼此非常熟悉，甚至不少还是亲戚或好友。可以设想，在没有手机或微信这些新的媒介之前，他们的相互交往和互动要么依托于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要么必须借助如电话等传统的人际传播手段。而网络和新媒体则促成他们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个空间由实体的人和社会关系构成，但又不断扩展和衍生出新的交往方式和交流空间。从年龄、性别和个人经历来看，“大羊青年”成员较年轻，也大多有外出工作的经历，男性居多。这些基本情况，在一个经济相对欠发达、与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有着极大差异的传统普米族村寨中显得格外引人瞩目。也正是这些原因，使得他们得以成为村寨里较早使用手机等新媒体并运用娴熟的群体。

(二) 微信中的自我叙说

在记录和体会这群人的故事和微信叙事的过程中，笔者常会被这种由网络连接起来的虚拟和现实、个体和群体、 “在地”和 “脱域”的复杂性所吸引。其中，微信群的创办人和东阳、民间歌舞表演者 “山之吟”、渴望成功与向往自由的 Mike 可谓是这群人中个性突出却又有着代表性的几个人。

普米 “文化代言人”

在笔者的考察阶段，和东阳忙得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他不仅要参加锌业公司组织的民兵军事训练，［7］还要完成兰坪县普米文化协会日常性工作事务的处理，同时还要在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团到大羊村慰问演出时作为陪同人员出席。［8］而前不久，他才跟随着第一部普米族电影《戎肯》剧组到北京参加了北京电影节走红毯和闭幕式。［9］然而，不论如何忙碌，和东阳保持着几乎每天都更新自己微信朋友圈的习惯。

作为 “大羊青年”微信群的创建者，他早在 2014 年 5 月就开始使用微信了。虽然是 “大羊青年”的核心人物，但他发布微信朋友圈的总量和原创内容并非最多。和微信群中其他村民不一样的是，他所发布的内容都经过精心地筛选。无论从信息表达的完整性，还是发布内容的关联性等方面来看，都和他目前从事的工作以及个人兴趣紧密相连。如果只是看他对微信熟稔的运用，大概不会有人想到在 6 年前，他还是一个连电脑打字都不太会的农村青年。初中毕业的和东阳自 2002 年开始出外打工，先后到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在钢铁厂、纸箱厂务工，做过电子厂管理员，也跑过业务。从 2008 年开始，他意识到普米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产业价值，于是尝试通过发展文化来带动村寨的经济发展。当然，这条路是无比艰难的，他的很多设想和计划常常都无疾而终。好在现在终于在兰坪县城成立了普米文化研究协会，也有了当地一家企业提供的固定资金来源。由于兼任大羊村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因此，和东阳在工作时也往往较多地借用这个身份宣传普米文化。有了这些资源，他得以继续挖掘自己热爱的普米文化。这样的角色定位和使命感在其微信所发布的内容中表露无遗。他的微信中最常出现的内容除了自己在普米文化研究会和共青团的日常性工作信息之外，原创内容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普米文化的介绍，甚至他自己还运用手机拍摄，全程跟进普米族年节的活动以及其他习俗。他在 2015

年 2 月发出的 “春节系列”微信可谓他的第一次尝试:

普米族过春节系列之一: 朝拜山神: 恳望山神赐给人们吉祥，没有灾难病痛，出行大吉。赐给圈里的牲畜六畜兴旺，地里的庄稼风调雨顺。

普米族过春节系列之二: 送邪神，在这个除旧迎新之际，把上一年的病痛、灾难、恶魔等送出去，家里剩下的是满满的吉祥。

如这些微信所显示的，他在微信叙述中俨然是一个普米文化的宣传大使和代言人。此外，在和东阳的转发信息中，内容最多的两类是和普米文化相关的国家政治、社会发展信息。显然，这两类内容的选择也是和他对自己的期望与角色想象是一致的。

正如他的微信个性签名 “我选择的道路充满机遇，也有心酸和绝望”一样，和东阳在微信内容中呈现的恰恰是他从一个地道普米村民转变为一个普米文化专职研究者的人生经历和感悟。笔者在微信里对他访谈时，和东阳说起创办 “大羊青年”时的一个想法: 希望能将这里作为一个发布大羊村公共信息的平台。追溯他的新媒体使用经历，在几年前他就曾经通过手机用移动飞信的方式建立了一个叫做 “大羊时讯”的内容发布平台，定期向村民发送信息。有了微信，这里自然就成了 “大羊时讯”的新平台。

大山里的 “行吟诗人”

在同一个时间段，“山之吟”一直在大羊村周边的山地放牧羊群。谁会想到这个孤单的牧羊人也曾到过国外，见过大世面呢? 携带着普米族文化基因，“山之吟”仿佛天生能歌善舞。因为自己的舞蹈和艺术天分，几年前他成为土风计划［10］中的一员。在这个计划中，他学到了一些乐理知识，更时常有机会到各地表演。［11］他持续参加土风计划有 4 －5 年的时间，尽管现在还想参加，但他觉得: “长大了，负担多，人总要承担很多责任的，所以不得不在家。现在一个人在山上，挺好的，不想清净都不行。”他告诉笔者，现在住在山上一年半了。“村里太挤，养殖不好做，正好我在山上有地。”说起参加土风计划的往事，他说因为自己水平有限，节奏、乐理一类的，学不进去，学会一点点也好久没有练，所以差不多也忘记了。现在回家主要是养一些羊，还种一些经济林木。问他为何不出去打工，他回答说，也曾经出去打过工，但是觉得在家出力做的每一丁点事儿都是自己的。自由，没人管制。虽然难，但自己相信，努力做，慢慢会好的。

和其他人相比，“山之吟”的微信总量并不算多，原创内容主要集中在自己参加演出团外出表演的经历 (这类有 10 条，占了 20%) 和在大山里养牛羊时 (这类有25 条原创，占了 50%的比例) 的感受。尽管没有念过太多的书，也仅有初中毕业的学历，但他的文字简单质朴，仿佛就是大山里的一个 “行吟诗人”。以下这些他发的微信文字，很好地体现了他 “行吟诗人”的风格;

天气太冷，小鸡一窝窝的选择集体自杀，只给我留下一两只孤儿，母狗去拜访邻居家的大公鸡，被人枪毙。留下未睁眼的三个狗仔。羊群因为吃不饱跟我蹬鼻子上脸，头疼。唯一值得欣慰的是那只帅帅的大公羊，还是那么精神高涨，在其他羊铃铛的伴奏下开个人演唱会，还时有其他小公羊的和声，还是那么好听。

一段时间的外出经历使得他对普米文化的理解和一般村民不同。然而，他与和东阳不同，他似乎从未想过要借助于普米的歌舞和民间文化去影响更多的人。相反，他回到村里，藏起了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太 “实用”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天赋，踏踏实实做了一个 “牧羊人”。但是，之前的人生经历毕竟已有深深的烙印，因此，在大山深处放养牲畜的日子里，微信成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在其中，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浪漫的牧羊人，草场就是他的舞台。自己放养的牲畜也仿佛具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与情感。从他的微信叙述中，可以看到一个最终接受了现实却又似乎心有不甘的 “自我”。

“向往自由”的 Mike

在笔者刚刚进入 “大羊青年”微信群时，第一个和笔者聊天的就是 Mike。这是一个有着强烈交流愿望，并且渴望自由和崇尚自我奋斗的年轻人，这恰如他的个性签名一样: “不要在可以吃苦的年纪里选择了安逸。”2009 年他考取云南民族大学法律专业，2013 年回到家乡石登司法所工作。他的老家在阳山 (大羊村三、四组村民小组)，妈妈是汉族，爸爸是普米族。他说: “人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有点梦想，不然生活没有了憧憬，感觉没意思。” “现在最担心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在这安逸的环境里待太久后被同化，所以我每年都会出去，找差距，更为了警醒自己。不然时间长了就会得过且过，也就只能呆在兰坪一辈子了，想想也不甘心啊。”他接着说: “不好意思，初次就和你说这么多，是不是有点唐突啊。”笔者告诉他自己是教师，他说: “你们这样的生活我还是蛮喜欢的。”“我还是崇尚自由的，不喜欢被束缚。”这样的心态也反映在他的微信内容里，充满昂扬斗志的情绪和表达比比皆是，这类原创信息有 138 条，占了 45%的比例。例如这样的表述是最为典型的:

多数人之所以会很快适应现有的处境，而且会感觉不错，且会安逸下去，是因为没有人在他身边加以提醒，很庆幸自己身边有几个人总是不离不弃在提醒自己不要做温室的小鸟而是要像雄鹰一样敢于拥抱蓝天，谢谢你们。

除了正常的工作，他还开了一家美容店，因此，自己代理的化妆品等相关信息在原创内容中也占了相当比例，一共有 129 条，占了 42% 的比例。因此，以下类似表述也成为他微信叙事的重要内容:

向着专卖店的目标努力奋进，奋进，再奋进。

事实上，Mike 的这些表述可能是 “大羊青年”微信群里最常看到的一种个人叙事和表达方式。在这个微信群中，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在微信中表露了渴望成功和向往与过去截然不同生活的想法。不仅记录和观察他们在微信中的活动，笔者也通过微信和他们进行过深入的交谈。从这些交流中可以感受到，他们都普遍有一种想摆脱当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他们的表达中， “奋斗” “梦想” “自由” “加油”“信念”“事业”等词语的表达多次出现。怀抱着对现代性的想象和对精彩生活的憧憬，他们常常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不甘于平庸或简单生活的 “自我”。流动加剧和消费物品流通所带来的现代性想象对这类群体的 “理想自我”的形塑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正如有学者在研究四川凉山诺苏年轻人的生活经验时发现，他们有着两种渴望: “一是越来越多的个人自由，包括容易取得毒品等新奇玩意儿的自由; 另一则是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现代性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无尽渴望。”［12］在大羊，这些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有过在外打工或参与社会流动的经历，他们或者在外读书毕业后回乡，或者在较好的公司企业工作过，也或者自己有过创业的经历。他们和外界接触较多，见识相较一般的村民也更广，传统生活方式和家族对他们的制约日渐衰退，他们渴望自由和选择更多样生活的念头不断萌生。

通过进入微信群的观察，不难发现，上述三个人的故事并非仅和他们个体相关，他们讲述自己的遭遇和心事，也在呈现普米共同体的喜怒哀乐与困境。可以说，普米青年个体在这个微信群里既是自在真实生活和生命的叙事，又是网联和虚拟的存在; 他们既在讲述关于自己个体的生活常态，又有时刻连接族群和文化认同的表达他们在群中既是对当地生活情境的 “在场”，同时又充满了 “脱域”和现代性。（待续）

原文：孙信茹：《微信的 “书写”与 “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 年第 10 期 15

注释

［1］〔英〕罗杰·西尔弗斯通: 《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 页。

［2］“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在少数民族当中人口比较少的民族。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有 22个民族的人口在 10 万以下，被确定为 “人口较少民族”。云南省人口在 10 万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一共有 7 个，分别为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

［3］孙信茹、杨星星: 《文化传播与行为选择———一个普米族青年的文化实践故事》，《现代传播》2015 年第 1 期。该文中对和东阳如何运用文化资本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做了详尽论述。

［4］截至2016 年6 月，群里人数一共有40 人，男女比例未发生太大变化。人员也相对稳定。

［5］摘自和东阳 2016 年 1 月 11 日微信内容。

［6］如 2016 年 3 月初大家在群里共同讨论一件事: 大羊村的名字该用那一个字? 有人说，“大阳”可以体现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而且有了太阳的光照也才有了当地盛产的一种叫红蔓菁的特产。而有的说，“大羊”既然用了，就应该一直沿用下去。很多人在这个讨论中都发了言。

［7］内容源自 2016 年 6 月 29 日和东阳微信 “参加了八天的民兵军事训练，收获颇多，不仅增强了国防意识，还增强了体质”。

［8］内容源自 2016 年 6 月 25 日和东阳微信。

［9］内容源自 2016 年 4 月 23 日和东阳微信 “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红毯仪式，电影《戎肯》今晚 6 点钟电影频道、CCTV6 直播，各位不见不散。”

［10］“土风计划”是一个以民间音乐、尤其是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遗产 “活化传承”工作为使命的非营利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