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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只有一次活跟死的机会，没人能教你怎样去当一名父亲，就像没人能教你真正认识自己，我只是在假装认识自己而已。  广州：父与子 文·秦羽墨 十月，广州街头人流涌动，皎洁深邃的天空下不断升起尘土，但它们并不能掩盖天的蓝。澄澈光润的它已经不像夏天那么耀眼，可以直视，长时间注目。抬头看，这个南方交通枢纽，飞机像公交车一样在天上往来频繁，轻盈矫健的姿态，又像低空滑翔的风筝。很久没像现在这样关心世界，平日要么埋头工作，要么整天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对置身其间的大地和头顶上方的天空，熟视无睹，缺乏基本的沟通。 天河区柯木塱镇。位于广州城区东北郊，属城中村。我的岳父岳母，一家六口住在这里。此刻，我们站在一栋即将面临拆除的旧式出租屋楼顶。 我，还有刚满一岁的儿子。 如果不是飞机不停出现在眼前，从它衰败的气息，破烂的地貌，看不见半点公共设施的街头，以及周围没有一点格调的苍蝇馆子，完全不能想象这里是广州市的地界。它实在太偏僻，太破旧了，连一个像样的商场都找不到，没有一家上档次的餐馆，想请大家吃顿好的，要坐车走好远的路。它的样子连老家那座湘南小县城都不如。这片区域是初级加工厂和小型作坊的集聚地，随便一栋低矮的房子都挂着什么什么公司的招牌，这类工厂只能吸引外来农民工，且是上了年纪的农民工。走在街上，碰到的多是衣着朴素，目光收敛的中老年。他们操着各式方言，以随身携带的浓重乡土口音为暗号，那些走到哪里都无法改变的生活习俗，使他们像动物一样，很容易就找到了同类。湖南衡阳的租住一条街，四川广安的租住一栋楼，如此扎堆取暖，似乎就有了足够的安全感。 两年前第一次来此见她的家人，这里尘土飞扬，大马路上废墟成堆，地铁也没安排停靠站，这块地方像是被广州这个大户人家丢弃在荒野中的孩子。       广州出租屋场景/秦羽墨摄 我所在的房子是一栋当地人自己修的民居。三层楼的高度，在高楼不很林立的地方，使我拥有了相对开阔的视野。上一次如此专注地数飞机，得追溯到十几年前。那时候，我常坐在山坡上，看飞机向南飞去，据说，那里是一条固定航道，白天飞往广州和深圳，晚上的时候再飞回来。飞机去后，会在天空中开凿出一条粗长的，横斜的白色通道，除了形状，与白云无异。那时候，一下午，顶多能数到三五架飞机，那是一条并不很繁忙的航道。因为飞得太高，很多时候只能根据飞机屁股后的白色大尾巴判断它的去向。我从没看清过飞机的模样，如果没有那条尾巴，它仅仅只是一阵遥远而浑浊的轰鸣声。它是那么的遥不可及，瞬间千里，想去哪就去哪，作为一个从未离开大山的孩子，我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它在天空出现时，给我留下的印象，跟在书上看到的并无本质区别。是的，飞机对当时的我来说，更像是一块梦的幻影和一个令人着迷的名词。而现在，我几乎能看清机身上的白色字体。 从常德到广州有直达的航线，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如果来看儿子，坐飞机是最便捷的方式。可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以我现在的经济实力，还没有乘坐如此昂贵的交通工具的资格。而且，岳父岳母也不会同意，他们都是节俭之人，机票的价格是火车票的几倍，一个来回，足够儿子喝两个月奶粉了。可是坐火车，就不得不忍受一个通宵的颠簸，想到这里，惆怅万分，以后来广州见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子一只手揪着我的耳朵，另一只手对着天空指指点点，嘴里吐着呜哇之词。他不知道天上飞来飞去的是什么，无名兴奋着。事实上，现在的他对任何事物都兴趣盎然，如果可以，他能把世界搂在怀里，挨个抚摸一遍。而我，经验的世界已经很少有东西能刺激我的观感，我的情绪不再被它们召唤，关注点早已不在此岸。一岁的儿子已经可以看到那么远的东西了，两个月前，只要去户外，他便目光游离。真是一天一个样，他生长着。体积、重量和情绪每日剧增，哭泣和睡眠之外，他逐渐开始呈现第三种更为复杂的精神状态。 闹够了以后，怀里的他有些疲惫，扭动身子，示意要坐下来。他坐在我的大腿上，而我，坐在一张被人遗弃的断腿转椅上。 破旧简陋的楼顶让我和儿子感到适意。他有飞机可看，而我也得到了身心的释放，很久都未感觉过的自由，重新降临在我身上。父子两个人的空间，没人来打搅我们，妻子和岳父岳母哥哥嫂子在楼下聊天，他们一年没见了。 楼顶积存了各种肢体不全的物件。木的，铁质的，因为日晒雨淋，都已经面目全非。这些东西，还有家里现在在用的很多器物，都是岳父从路边捡来的。随着广州市城区规模的不断扩大，这里每天都在进行拆卸和重建，过时的废旧家具经常被扔在路边，如同过去的有钱人在路边架起锅灶施粥一样，它们的主人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善事，反正卖也不定会有人要，而对于外来租房者来说，这些旧物可以让他们省下一大笔买家具的钱。它们都是岳父一家曾经用过，现在没法再用的东西，等到这栋房子拆迁，将彻底告别人间。 岳父在妻子上初中时就来此打工，他是他们村南下闯荡广州的第一人，屈指一算，一二十年了。跟着他的脚步，村里人将整个村都从衡阳搬到了广州，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此地落脚，由此形成一个聚落。在老家衡阳之外，他们组建了一个与之完全对称的村庄。平日在广州打工，过年过节，短暂回到乡下，他们是中国最大的廉价劳动力，一股时代的盲流。 南方雨水丰沛，裸露的天台，霉菌四处攀爬，旧家具的木头表面被画得斑驳淋漓，像一幅幅错乱的地图。这也是岳父一家生存状况的隐喻。他们匍匐在地奋力挣扎，不过是在寻找一个可以依附攀爬之物，不管城市多难，总比山窝里有希望，而希望，是普通百姓得以活下去的最大念想。 眼前的这个楼顶为我还原了岳父旧日生活的日常现场。破旧，简陋，病菌滋生。可他们没有选择，因为这样的房子，租金比新的楼房便宜了将近一半。楼顶角落，摆放着很多残缺的坛坛罐罐，里面培种着葱、大蒜、紫苏。葱和大蒜长得很好，看来岳父平日一定照料有加，紫苏因为到了深秋，显出凋零之态。在紫苏旁边，有一丛蓬松茂盛的细叶植物，桔梗和叶形都很像藿香，细看却又不是。妻告诉我，它的名字叫罗勒，是岳父从老家带来的种子。岳父好这口，喜欢用罗勒的叶子当香料炒菜下酒。 抱着孩子坐在一张断腿的旧椅上，我的身体始终处在微妙的状态之中，腰身尽量侧着，以便让重心落在足够承载我们重量的位置上，脚也使着暗劲，勉力保持平衡，我像是在表演一种高超的悬坐技术。 颤巍巍，不得不随时调整姿势保持平衡，那正是我当时真实的内心写照。 把儿子从千里之外的常德送到岳父岳母身边，实属无奈。 本来儿子由母亲带着，可哥哥突然生了女儿，更加年幼的侄女更需要她照顾。晚婚晚育似乎也能遗传，母亲32岁生的我，我也32岁结婚生子，哥哥比我更迟，到35五岁才有女儿。 “没想到现在轮着我们兄弟争夺老娘了”，哥哥打电话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透着无法言说的悲凉。一直以来以孝子自居的我们，从没想过会有这一天。父亲走得早，原本，我们应该好好赡养母亲，让她享清福才对，可现在，却反了过来，还要劳动她为我们抚养子女。这个故事实在太老套了，进城后把老父老母丢在乡下，老人病死摔死，或者饿死，死后尸体发臭被人发现，这种新闻报纸上比比皆是。更有甚者，几兄弟为了争夺老人为自己带孩子，大打出手。过去，一看到这样的事，兄弟俩便义愤填膺，忍不住大骂那些不肖子孙，忤逆之徒，可现在，我们也走到了这一步。有什么可商量的呢，母亲已经照顾了儿子一年，轮也轮到去哥哥那里了。 母亲去了深圳，我不得不把儿子送到他外公外婆这里来。事情就是这样。我和妻子都要上班，不可能让某个人不要工作专门在家带娃，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条件。翻阅古书，常心存疑惑，封建时代，男子一人在衙门当差，可以养活全家老小，有的还外加几个妻妾。女人没有社会地位，官宦人家的女性大多不外出谋生，男主外，女主内，这种极大的依附关系，反而维持了社会的有效运转。如果那时的社会像现在这样，女子也要公干，男女双方都是双职工，公务员的日常生活怎么操持？在生育期间，是不是必须二选一，让一个人辞职？官员拿高薪，全家荣辱系于一人，让他们对朝廷保持绝对的忠诚，现在，不可能这么运作了。现在的公职人员，就生活而言，真的比以前要难，可能，这也是腐败不断滋生的原因之一吧。 儿子似乎感知到即将被父母丢弃，连日来心神不安，白天贪睡的他，连眼睛都不闭了，生怕一觉醒来父亲母亲就不在身边。他一直躲在妻子的怀里，用惊恐的眼神打量四周，外婆来抱，死死搂着母亲的脖子不放。强制用力拉，立马哭了。到后来，不单是别人，就连我这个当爹的都不能靠近。他是有第六感的，在陌生的环境下，竭尽全力使自己处于清醒的警惕状态。 他终于还是累了，支撑不住了，弱小的身体能量有限，傍晚时，脑袋一歪，伏在母亲的肩膀上睡着了。 把儿子抱上床后，一个人绕过菜市场，沿后面的小路漫走。一屋子人挤在一起，难免给人一种时刻都要面对的抉择和压抑。我的散步是一种文人病，妄想在庸常生活中的找出一点诗意。可惜，我失望了。距离不近的出走，使我的内心更加灰暗，拥堵不已。 沿途既无景色可看，也无南国风情可以领略。一切都灰蒙蒙的，树叶以及街边小摊，全被黄土覆盖。那条路是残破的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汽车开过时，扬尘漫天，连眼睛都睁不开，不得不赶紧伸手捂住嘴巴。我很怀疑，那些落满尘土的东西是否能卖得掉。大约走了二十分钟，终于在路边见到几丛芦苇，耳边同时传来淙淙水声，以为有了生机，结果却看到一条比酱油还要黑的溪流。黑色的酱流，从山脚而来，而山脚是一片菜地，有几个人手持农具在里面劳作。地里的蔬菜肥头大耳，茂盛得让人难以置信，却全都蓬头垢面，叶子上积满了灰。远远看见菜地中间有几个石棉瓦盖的临时窝棚，想必是菜农的住处。不知道菜农们来自哪里，在此谋生了多长时间，他们默默地辛勤耕耘着，用特质的长勺给蔬菜泼水——舀的正是那条黑色酱流中的水。我们早上吃的蔬菜，很可能也来自这里，是他们用这种脏水这么浇种出来的，儿子若放在此地，岂不天天要吃从这里长出来的东西？这样一想，真使人感到害怕。酱流来自山脚，山脚之上是什么？能把一条小溪污染成这样，绝不是一天的事。我很想走向前去看看，却又迈不开脚步。 必须承认，我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软弱无能的穷书生，酸秀才，怕见到真相，见到那些令自己恐惧的东西，而最令我恐惧的是，即便知道真相，也无力改变它。为了掩盖自己的软弱，我像无数次那样，又一次选择了逃避，往回走了。 朋友知道我把儿子送到广州，以为条件会很好，他们绝不会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在广州，可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工业区的最边缘，这种地方往往也是破坏得最严重，同时却又也被充分忽视的地方。据岳父描述，本地人多数已经逃离，他们要么住在深圳，要么移民香港，只在每个月收房租的时候才出现。 小时候的想象里，广州是一个遍地流金，浑身透光的豪华都市，跟眼前这个破陋的镇子完全不搭界。那次游走让我彻底看清了小镇的模样。几条巷道，一家正宗的广东餐馆都找不到。原因是，没人会去吃，他们舍不得。粤式餐馆的消费比北方馆子贵很多。这里基本是些湖北、湖南、四川人开的苍蝇小馆子，口味对准相应的顾客，老乡招待老乡。聚集在这里的外地大龄农民工非常吝啬自己的收入，要么在房子里自己煮，要么简单吃一点最基本的菜品，能填饱肚子就行，绝不会过多讲究品味，更不会像年轻人那样，领了工资，就找地方奢侈浪漫一回。他们知道，留给自己挣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想，这也是岳父他们为什么一直租在那么一个空间狭窄，条件简陋的地方的原因。 岳父他们住的地方不足五十平米。岳父岳母两口子，儿子儿媳妇两口子，还有一对小孙子，六个人挤在有限的空间里，我和妻子一来，就得打地铺。我真的不忍心把孩子丢在这里，也不忍心给他们本来拥挤不堪的生活再增加负担。可我没有办法。 跟岳父商量，旧房子不能住了，必须搬一个条件更好，地方更宽敞的房子。否则如何让我心安？他们早就不该住这种房子了，孩子们更不该。 我和妻子偷偷跑出去，看了几处房子，比较之后价格已基本谈好，只等他点头，房租不用他管，半年一交，连同押金我一次性付清。这不只是给我儿子住的，也是给岳父岳母住的。我希望他们能过得舒坦一点，这么多年在外打工，他们一直过着猪狗一样暗无天日的生活，他们对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想到这里，我的眼睛就忍不住湿润。我的父亲没给我机会孝敬，她的父亲，无论如何不能刻薄了，更何况，我还有个儿子押在这里当人质。 岳父开始难为情，忸怩着，不好意思让我破费，后来一想，两个孙子和一个外孙跟他过这样的艰苦生活，确实不妥当，才终于点头答应。现在的问题是，目前住的这个房子的房东迟迟不肯出现，他不出现，我们就没办法结账，不结账就不好搬到新地方。关于房东，他可能住在香港，也可能就离此不远，这一点，岳父住了这么多年，从没问过。岳父说，以前他是半年出现一次，现在，因为有了微信，交房租用手机，他每年只是在年底回来看看自己的房子是否还健在。岳父联系了两天，房东才有回复，我的心总算安定了一些。 吃了晚饭，独自来到楼顶，天上繁星点点，飞机比白天更加频繁。不管周围环境多糟糕，星空始终美丽如一，它还跟在乡下时看到的一样漂亮整洁，甚至更加漂亮一些，因为乡下没有这么多飞机点着萤火，来来去去。睡一觉，天亮之前就要离开广州了，把儿子一个人留在这里。那时候，他一定还没睡醒，我们连告别的机会也没有。不过，这样也好，对妻子而言，第一次母子别离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没有那双小眼睛注视，她的步子可能会迈得容易一点。 星空璀璨，我们的生活如此缺乏诗意。 广州之旅并不是儿子第一次远行。 生下来四个月，他就坐过长途火车，去妻子的老家衡阳过年。 腊月的最后几天，天气寒冷，我背着大包小包在前开路，妻子抱着襁褓中的他尾随其后。三个挤在人流如织的春运车站，暖意浓浓，心里多少带着点衣锦还乡的味道。当时，我们是怀着喜悦之情去衡阳乡下的，既是过年，也是祭祖。家族添了新成员，必须告知那边的先人，这是乡下的规矩。 从长沙南站上高铁后，我掏出本子，情不自禁写下： 雪花，以及铁轨的撞击声 过早地领会故乡与漂泊的含义 儿，我必须告诉你真相 告诉你一段关于旅行的意义 女人就像理想，须安放在远处才值得 用一生去跋涉。以后，你最好 远渡重洋，娶一个外国女人 火车、轮船、飞机，挨个坐过去 不，我不是教你怎样去看她，而是说将来 此刻，再翻出这首诗来，却是满腹疑问。儿子有故乡么？如果有的话，在哪里？是父亲的老家永州？还是母亲的老家衡阳？又或者他生长的地方常德跟广州？似乎都不是。想到这些，真替他感到难过。过去这些年，我一直靠贩卖与故乡有关的文字为生，等到儿子长大，却连故乡都无从考证了。 我们家有六个堂兄妹，娟是唯一的女孩。最小，却最早结婚生子。因为她家的经济环境营造得比我们好，二叔在外打工多年，攒下了一些积蓄。 从小学三年级起，她和文全就在我们家吃饭，兄妹俩多半时间由我母亲带着，他们跟随母亲的时间远比自己的亲生父母长。当然，在我家吃住的期间，他们也干农活，遭的罪丝毫不比我们少。两个人是标准的农村留守儿童。后来娟嫁到江西庐山，丈夫是她在南方打工认识的，家里条件好，出嫁的时候，堂兄们都去看了，觉得她嫁得好，为这唯一的堂妹感到高兴。那个地方临近鄱阳湖，一片坦荡，物阜民丰，条件比我们山里好多了，丈夫也一表人才，看起来做事精明，大家都觉得很放心。但我们没想到，江西那块地方重男轻女，娟一连生了两个女孩，婆婆不高兴，总给她脸色看。于是，她就把女儿带回村里来养了，跟母亲住在一起，而自己，又跟丈夫一起出去打工。她很少回江西公公婆婆那里，娟从小性子倔，受不了那个气。 这么好的侄女，怎么就没生下个男孩来，母亲难过地说。我知道，母亲的难过除了生男生女的问题，更是因为娟现在所处的困境。她当年是留守儿童，好不容易熬到今天，女儿却步了她后尘，又一次成为了留守儿童，成了人们口中的“留二代”。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我的同辈人，出门打工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子女多半成了“留二代”。每年春节，丈夫和妻子告别，母亲跟子女拥泣，难舍难分，妻离子散的情景在中国农村集中上演着，没有哪部电视剧的剧情能如此波澜壮阔，催人泪下。母亲是在电话里说起这些的，她说堂妹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我们自己。我们母子三人现在不也是这样？她和哥哥在深圳，我在常德，而我的儿子，又远在广州。这个大家庭不知道何时才有团聚的可能。 当时，我正坐在从常德去往广州的火车上，母亲的倾诉像铁轨上的哐当声，在黑夜里无穷无尽地响着。 如果不是元旦，国家的法定节日，我们未必有空可以去广州看儿子。 已经三个月没见他，不知道他长成什么样了，三个月的时间在他身上烙下了怎样的烙印，做出了怎样的改变。火车在夜色中疾速爬行，夜是那么漫长，好像从未如此漫长过。那一晚我几乎没睡。 连夜赶去看他，可他已经不认识我了，见了我，转过身去，赶紧往外婆怀里扑。不仅如此，就连母亲他感到陌生，不肯走向前来，只是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她。这就是我的儿子？我日思夜想，惦记在心的人？他的表现，简直让我愤怒。然而，又不能不忍着，我不能跟一个一岁零三个月的记忆力单薄的孩子置气。妻耐着性子，逗他，渐渐地总算不那么见外和警惕了，不过，依然没有母子间的亲昵感。他愿意亲近母亲是在两天之后了，那时候，我们已面临了新的离别。我对家庭的感觉，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离别中淡去的。每次面对故乡的亲人都不知道如何开口说话，强大的陌生感充斥在我们之间。 元旦之行，我既高兴又失落。高兴的是儿子很健康，并且活泼好动，跟两个表哥打成一片，远离父母并没让他不开心，出现心理问题。而我的失落，同样是因为他离开父母居然也可以过得这么好，没心没肺地玩乐，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他连亲爹都不认了啊。 心头有说不清的滋味，复杂难言。妻子看出来了，却不知怎么安慰。是啊，这道命题哪里是她能解答的，她也才初为人母，第一次从身上割下来那么一块有生命的肉，她内心的空虚和无着落，恐怕比我还要强烈。 眼前这离别的意义，难道是生命最后真相的预演？ 我不知道。不到最后一刻，我们很难醒悟自己的一生。 刚生下的时候，我觉得它只是我们激情过后的多余产物，一种不必非得存在的障碍。拥有几十亿人口的地球，单独的个体不过是一粒尘埃，多了谁，或者少了谁，都无关紧要，是不必去强调意义的，我们只需把自己的生命空间打理好就行。朋友、亲人、后代，乃至敌人，本质上并无区别，他们只会占据和消耗你有限的生命，使你陷于泥塘之中，像虫子一样蠕动，为饮食、性欲、或者物质而奔波，沦为现实的附庸。至于为种族延续的使命，不必非得由我来完成，而且我也不能保证一定会生出一颗杰出脑袋，说不定是个傻瓜也难讲，那样的话，只会给族群添加累赘。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这是伟大的诗人才能抵达的境界，我做不到。很长一段时间，我尽量避开与他人的纠葛，希望身边的朋友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了解我，我们彼此波澜不惊，井水不犯河水，谁也不轻易去搅动他人那潭生活之水，更不入侵他人的精神领地，最好子女也无，做一名彻头彻尾的丁克。孩子刚出生时，我真的很烦恼，很想将它塞进母体，让它重新回到女人肚子里去，而现在，我却希望他能早点回到自己身边。是的，不得不承认，我每天都在想他，每想一次，就好像自己又回到了童年。 这并不是说，新的生活成员的降临改变了我的价值观，而是我意识到，自己远没有想要的那么强大，孤身跋涉于漫长的生命旅途，终究耐不住寂寞，我跟天下所有凡夫俗子一样，不自觉地期待能有一个跟自己呼吸节奏相同的人出现。他可以是知己，也可以是其他什么人。儿子的出生为我的软弱提供了一个全身而退的台阶，当我向世俗低头时，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自欺欺人的借口，就是这样。 因此，我依然迷茫。每个人只有一次活跟死的机会，没人能教你怎样去当一名父亲，就像没人能教你真正认识自己，我只是在假装认识自己而已。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在学习如何成长，或者说，学习如何衰老，如何死去，在这趟逆旅之中，我们毕生都是一个学徒。他得向我学习如何老去，而我要向他学习再次长大，终有一天，我们父子会在途中相遇的。 希望如此。但愿如此。 本文原刊于《作品》2019年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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