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仁宗做了四十年皇帝，虽然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范仲淹还向他提出过整顿政事的十条“新政”。遗憾的是他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三年，害病死了。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正好二十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年轻皇帝。他看到国家不景气的情况，下定心要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连富弼这样支持“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那时候宋神宗一心要除旧布新，想着要改革现状，就必须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叫韩维的官员，常常在宋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这样，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在公元一0六八年，下了一道圣旨，叫正在江宁（今南京）做官的王安石立刻到京城来。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有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列宁称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年轻的时候，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后，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当县官的时候，正值灾情严重，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从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入手，把鄞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每到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后再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二十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朝廷当管理财政的三司使度支判官。一0五九年春季，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奏了一份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他对改革朝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拒绝了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改革就头疼，于是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不予理睬。王安石一看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加上又与一些顽固的守旧派合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之机，辞职回江宁去了。 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圣旨，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地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便差人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里着手呢？”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先从改革旧的法度，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王安石 宋神宗觉得王安石讲得很有道理，叫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方案。王安石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早已考虑成熟的意见书，在第二天送给了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越加信任王安石。第二年，宋神宗就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再过一年，又任命为宰相。那时候，朝廷有四名宰相，副宰相，但是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一听“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些人一起办不了大事，便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和颁布新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把变法的实权抓了过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青苗法。这个办法是他在鄞县做官时试用过的，现在拿来推广到全国实行。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鼓励地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三、免役法。官府的各种差役，民户不再自己去，改由官府雇人。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免役钱，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交钱。这样既增加了官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为了防止大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人口，由政府丈量土地，核实土地数量，按土地多少、肥瘠收税。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是一保，五十家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两丁以上的户口，选一个当保丁，在农闲时练兵，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王安石的变法，推进了几年，收到良好的效果，对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的收入，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集团，遭到很多朝臣的反对。 王安石任宰相的头一年，即公元一0七0年春天，在北宋中央政府的官员中，盛传着王安石曾在神宗面前讲过的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翰林学士院这时正要对谋求馆阁职事的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翰林学士司马光就在他所拟定的一道“策问”中，把这三句话做为奇谈怪论而向应试者提出了质询，要他们对“策问”中所引述的“三不足”之说用力驳辨一番。但是，当司马光把这道“策问”送神宗审阅时，却被神宗叫人用纸贴盖起来，并做出批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发生这事的第二天，王安石去见神宗。一见面，神宗就问他说：“外面的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人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人们的话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只要我们做的合乎道理，又何必怕人议论呢？至于祖宗的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远的不说，就以仁宗在位四十年为例，不是就有过几次修改吗？如果规矩一定，子孙就要世代遵守的话，那祖宗们为什么又要屡次自己去改变呢？” 神宗听了王安石的话，默然不语。算是默许了王安石的看法。 此后，王安石便在全国大力推广新法。新法推广后，由于还不太完善，加上用人不当，出了一些偏差，御史中丞吕海、翰林学士司马光、宰相富弼、翰林学士范镇、御史刘挚、谏官范纯仁、枢密史文彦博、御史程颢、参知政事赵抃等守旧大臣趁机纷纷上奏神宗，极力要求废除新法，罢免王安石。 面对守旧大臣的各种猛烈攻击，王安石正气凛然，以三不怕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有一次，司马光在向宋神宗提出要求取消青苗法的同时，以老朋友的资格，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责备他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针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作了反驳。信里说：“我受皇上的旨意，改革法制，怎能说我侵犯别人的职权？我为国家办事，怎能说惹事生非？我为天下理财，怎能说是搜刮财富。驳斥错误的言论，怎么能说是拒绝意见呢？” 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眼看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职务，离开京城，到了洛阳，表示不再过问政事，关起门来写书。 尽管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宋神宗即位的第七年，即熙宁七年（公元一0七四年），河北发生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田地里颗粒无收，农民断了粮，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名叫郑侠的官员画了一幅“流民图”送给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要求神宗撤王安石的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着神宗停止实施新法。 王安石眼看着新法无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书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汴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官复原职。刚过了几个月，天空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在93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便召集大臣对新政重新提出意见。一些守旧派又趁机攻击新法，把彗星的出现说成是天现异象，必有灾祸发生，将其与变法革新联系起来，再一次请求把新法废除。王安石仍坚持“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劝说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熙宁九年（公元一0七六年），王安石深感无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次年春天，再一次请求辞去宰相职位，回到江宁去了。 王安石离开朝廷以后，宋神宗还是把王安石定的大部分新法维持了将近十年。元丰八年（公元一0八五年），宋神宗一死，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法被继位的新皇帝赵煦（宋哲宗）完全废止了。自这以后，北宋王朝日益衰败，百姓生活更加痛苦，过了四十年，就被北方的女真族金朝给灭亡了。 如今，虽然935年过去了，可在现实社会中，基层的一些官员上任之后为了急于出政绩，三把火烧得有些猛，烧出一连串的后遗症来，与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有些类似。其实，在今天看来，很有必要反一反王安石的“三不畏”，要变“三不畏”为“三畏”：那就是要把“天变不足畏”变成“敬畏天变”，不要搞人定胜天的蠢事，不要破坏生态，殷实小康但环境退化也不行啊；不是“祖宗不足法”，而是要懂得常识，不要违背常识干蠢事，要知道祖宗之法是多少代人的经验积累，萧规曹随是一种严肃的工作方法，就是外国的祖宗之法也可洋为中用，我们的共和国国体也来自外国，吸收“阳光法案”之类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不是“人言不足恤”，要尊重民意，谦卑倾听人民的心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其实，我们从王安石的“三不畏”中，能得到很多启示，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便是：只有你与人民心心相印，才能赢得人民的交口称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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