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伦·克尔凯郭尔 1813年-1855年 今年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丹麦宗教哲学心理学家、诗人索伦·克尔凯郭尔逝世165周年。 克尔凯郭尔曾在一八四六年的一段札记中这样写道：“正是为了追忆，为了诗化追忆的缘故，我的作品呈现为现在的样子，将来会有一天，当一位诗人讲述我完整的生活故事时，会让年轻姑娘兴奋得满脸通红。”然而，他的一生研究起来很困难，真实的事件和著作中的虚构错综交织在一起难以厘清。 正因为此，由克尔凯郭尔研究专家、神学博士尤金姆·加尔夫撰写的《克尔凯郭尔传》可谓是一项标志性成果，他用充满活力的小说笔法将传主的生平、创作、思想和情感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部书于2000年在丹麦问世后获得众多好评，“加尔夫用轻松闲适的语调讲述了克尔凯郭尔生活时代里的蜚短流长……他的文风营造了一种兴奋感、关切感、重要感，也给人一种感觉：书中满是地方色彩的大量逸闻趣事。” 今天夜读，编者从《克尔凯郭尔传》中选取精彩段落以兹纪念，以飨读者。  约翰尼斯·奥斯特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反叛者，他读语言学，用鹅毛笔写作，还是哥本哈根大学学生会的资深成员。他在一八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学生会聚会上做了一次题为《我们最新的新闻文学》的演讲，一周之后这篇演讲稿在《祖国》上刊出。所谓“新闻文学”奥斯特曼指的是当时各种主要文学刊物，但也包括在哥本哈根流行的那“许多黄色报刊”，他自然要就其彻底的庸俗和粗鄙性质加以谴责。不过奥斯特曼还是以一份不入流刊物《火箭》为例，说明新闻原则上的有利性质。当然，该刊全然不合“表达之良风美俗”，但是它敢于在别的报刊沉默时发声，为人们提供了发泄“抱怨和不平”的渠道，从而带动和鼓励他们去读和写一些“中下阶级”原本不习惯的东西。此外，一份批评性刊物还有助于“那些被损害的”弃旧图新，同时具备先发制人的威慑作用，总而言之，它只会加强法治，如果法治不限于法庭，还包括“广泛公众参与”的话。适用于公民个体的，也同样适用于政府，奥斯特曼指出。他在这里显然激动地说：“永远不要忘记，任何好事的胜利都只能来自斗争；永远不要忘记，政府和民众一样也会犯错误。”在君主专制下阐述最后一点必须多加小心，奥斯特曼于是补充修正如下：“一个像丹麦政府这样温和谦恭的政府，实在是无须害怕报纸上的一点点辛辣。”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奥斯特曼对批评性刊物的清醒认识是具有前瞻性的。  《克尔凯郭尔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然而两个礼拜之后，他遭遇到克尔凯郭尔的异议。他也要——用学生会的行话来说——“宣读”，他要了一份奥斯特曼的讲稿，并在一八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提交了一份反对意见，题为《我们的新闻文学》，副标题是“正午阳光下的自然之研究”。演讲的听众很多，结束时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克尔凯郭尔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表现出他对以《哥本哈根邮报》为代表的民族自由派报刊史有出色见解。他的观点是，自由派报刊远不如奥斯特曼给人的印象那么活跃，实际上不过是“从空中楼阁运行到捕鼠器，然后回家”。他没有直接说，但是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来，当时最根本的改进来自腓特烈六世本人。简而言之，克尔凯郭尔不打算参加他称之为“翻着跟头进入言论出版自由的西伯利亚荒原”的活动。 奥斯特曼听了克尔凯郭尔的演讲，但他无意于和这样一个对手纠缠，“我知道他对实际情况兴趣不大”。可见奥斯特曼很了解克尔凯郭尔，不仅在学生会里认识，而且在哥根本哈根的咖啡馆里碰面，然后从那里出来一起沿着湖畔散步。他那活跃的“智力”，奥斯特曼解释道，“会抓住同时代的每一个话题，用来练习他那……出众的辩证法和机智。我的辩护得到了正面回应这件事把他推向对立阵营，他对那里的同盟军同样漠然置之”。  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手稿 六天以后，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八日，克尔凯郭尔继续从雷曼停止的地方开始。他写了一篇题为《哥本哈根邮报的晨间观察第四十三号》的文章，刊登在约翰·路德维希·海贝格编辑的《飞翔邮报》上。这是当时最高雅的美学期刊，虽然发行量很小，却对舆论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刊从一开始就以提高人们对戏剧艺术的兴趣为己任，为达此目的，海贝格经常谈论和推荐皇家剧院的演出。 尽管这样给《飞翔邮报》增添了一点技术的性质，而海贝格的新闻感也不允许博学的长篇大论成为读者的负担，相反他的意图是娱乐，他希望哥本哈根会成为一个像巴黎那样充满活力的都会。在一八三四年的名单上有大约一百四十名订户，其中包括年轻的王储克里斯钦；皇家忏悔牧师雅各布·彼得·明斯特；奥斯特兄弟，物理学家汉斯·克里斯钦·奥斯特和他的弟弟，法学家和未来的丹麦首相阿纳斯·桑德伊·奥斯特；自称舞蹈家的青年奥古斯特·波诺维利；还有一位法律顾问特基尔德·奥尔森，他有个女儿芳名雷吉娜。除了这些知识精英订户，名单上还有哥本哈根的许多商人和店主，包括著名的巧克力制造商凯勒，他把这份杂志放在店堂里以取悦喜爱甜食的顾客们。《飞翔邮报》和后来的《海盗船》一样，是一份人人都可以谈论的刊物，它辛辣而有趣，雄辩的作家们互相玩捉迷藏，喜欢对好奇的读者故弄玄虚，用假名或者神秘的符号来签署其投稿。海贝格自己的签名就是一个三角符号。他们乐此不疲，以至于不想让人认出来的作者们先用完了所有大小写的拉丁文字母，接着又用完了希腊文字母，最后不得不借助于号码。   《克尔凯郭尔日记选》中文版封面，与正在写作中的克尔凯郭尔画像 “B”显然还是一个空档，于是克尔凯郭尔可以用来署名。选择标题时就已经在拿雷曼的《黎明》开玩笑，通篇都是桀骜不驯的轻灵风格。运用大致等量的论辩准确性和反讽的任意性，克尔凯郭尔接触到了雷曼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把它们搅和成荒唐的滑稽戏仿，把真实性、客观性抛到一边。反应也很快就来了。三月四日，约翰尼斯·黑伊，《祖国》杂志的年轻编辑发表了《论〈飞翔邮报〉上的论战》，他在文章中对交战双方不必要的机智表达了不满，在“B”的一面，其目的无非是“弘扬那小小的自我”。尤其令黑伊恼火的是“对安·彼·利雍格的无耻抨击”，此事让上面提到的“B”有罪。安·彼·利雍格是《哥本哈根邮报》的编辑，关于他，克尔凯郭尔声称，“给《哥本哈根邮报》当编辑无异于牛刀杀鸡”，因为该刊如此不足道，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在编辑的座位上放一个“完全彻底的零”——不错，克尔凯郭尔毫不怀疑，就像“人们在英国把尸体卖给解剖室”，在丹麦很快就会有人“把尸体卖给《哥本哈根邮报》的编辑室”。 这个策略很不客气，几乎是出口伤人，但也很精明，因为利雍格是海贝格爱骂的眼中钉之一。海贝格经常把他叫作“缮写员”。克尔凯郭尔的策略很快见效，第二天他就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支持。《国家之友》，如其刊名所示是一份保守倾向的周刊，把克尔凯郭尔以“B”的笔名所写的文章当成了海贝格的！“海贝格写过一些机智幽默的东西，但从未像《飞翔邮报》上的那篇文章这么精彩，”《国家之友》毫无保留地赞美道，“如果伟大的诗人兼戏剧批评家拉贝克还活在我们中间，他一定会将其称为无价之宝。”克尔凯郭尔高兴得几乎昏过去，他把《国家之友》的文章抄到自己的札记上，但又和原文略有出入，不是一字一句地照抄，可见他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几乎可以背出来！为了取得全面胜利，他又加上一段逸事。  克尔凯郭尔与继承他存在主义思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与萨特 保尔·马丁·穆勒也不知道谁是真正的作者，正想到街上追赶海贝格，感谢他写出了“自《飞翔邮报》转向政治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但埃米尔·波厄森在千钧一发之际阻止了他，并告诉他，谁才是那篇文章的真正作者。 再没有什么比被当作海贝格更大的恭维了，引起海某的注意是每一个新作家疯狂的梦想。在克尔凯郭尔则看上去不是这样，他之所以有可能被当作海贝格仅仅是因为他，克尔凯郭尔将海贝格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他的文章正确说来不过是一个技巧高超的模仿、复制、仿作。克尔凯郭尔的老同学，作家汉·彼·霍尔斯特也这样写道：“在他大学生活最初的日子里曾受到海贝格机智（det Vittige）观的强烈吸引。如果《飞翔邮报》上那篇机智幽默的文章没有照耀着他作为作家闪亮登场，我才会大为惊讶。我记得他怎样在那些日子里以同样的精神写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且，走在街上用他那令人羡慕的记忆力背给我听。” 受到这次成功的鼓舞，克尔凯郭尔再次胜券在握地以“B”的名义给《飞翔邮报》投了总标题为《关于〈祖国〉论战》的两篇文章，分别在三月十二日和十五日发表。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渐渐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克尔凯郭尔的文章活像一场家庭纠纷的记录，到最后谁也不记得谁对谁说了什么，更不记得起因究竟是什么。利雍格又挨了几拳，而黑伊被拍了个不折不扣的满脸花，因为是他竟敢说克尔凯郭尔写作不过是为了“弘扬那小小的自我”。然而海贝格则对这场血肉横飞的笔仗十分满意，他在三月十六日给克尔凯郭尔寄去长文“加印的六份”，感谢克尔凯郭尔投稿并向其保证，“一读再读，益发兴味盎然”。最后，他的落款居然是“最谦恭的约·路·海贝格”。 论战却没有就此停止。三月三十一日的《哥本哈根邮报》上刊登了奥拉·雷曼的《答〈飞翔邮报〉B 先生》，文中说“B”是一位“无疑有才能运用有力词汇和气韵生动意象”的作家，然而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却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  克尔凯郭尔所爱的Regine Olsen画像 (Bærentzen, 1840) 确实，他觉得“核心深藏在一层厚壳之内”，这件事不过是“以幽默方式进行的文体练习”。克尔凯郭尔给的回应《致奥拉·雷曼先生》刊登在四月十日的《飞翔邮报》上。不出所料，此文充满了轻蔑的不屑一顾。他在这场论战中首次摘掉“B”的马甲，签上“索·克尔凯郭尔”的名字，也许是因为他乐于对这些小打小闹承担责任。 克尔凯郭尔二十三岁生日的前一天，一八三六年五月四日，事情突然发生了不幸的逆转。一位匿名的先生在他所称的《幽默智慧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他在第一篇文章里扯家常似的交代该报的宗旨时，明显地就是指向克尔凯郭尔，而在第二篇文章里就一发而不可收了。署名为“X 先生”的作者在攻击时的论辩身手如此矫捷，几乎让人怀疑，实际上是克尔凯郭尔本人，在新符号的掩盖下继续和自己搏斗，然而讽刺的恶意毕竟还是超过了这种可能性。文章结尾部分是这样说的：“通常当我们读一位让我们感兴趣作家时，会从他所写的作品中逐渐形成一幅他的人格和面相的图像……我们经常以这种方式看见一个梅菲斯特从书籍和报刊中浮现，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一幅这样那样的漫画，夸张的傲慢，矫揉造作地卖弄学问，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标在一顶傻瓜帽子上。”遗憾的是，篇幅不允许就这样一幅肖像加以展开，但以后也许会，“尤其是，如果该作者继续他的文学活动，为我们提供更多他的面相材料的话”。 阅读这些关于他身体的粗暴描述一定让克尔凯郭尔痛苦，然而更加令人不快的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本城什么地方有一个文学双胞胎，在论战中居然会比他走得更远。考虑到这次关于现时代“新闻文学”讨论的爆发，克尔凯郭尔对提高言论自由的必要性原本抱着某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现在他本人突然受到报复的威胁，继续发文章就给他戴上“傻瓜帽子”，这真是命运的反讽。在下一篇文章里危险似乎过去了，作者不再把他的观点与克尔凯郭尔联系起来。然而这位神秘的“X 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幕启时却是“《飞翔邮报》的大学政治——扣人心弦的六场轻喜剧”。该剧用霍尔贝格式的喜剧风格，所有登场人物都是假名，但是很容易认出来，是采自《飞翔邮报》刊登的文章。剧中人的许多台词，他们自己的或者转述别人的话也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借来放进嘴里的。克尔凯郭尔在演员表上的角色叫“克（原名B），一个对立派，脑袋瓜挺好使”，海贝格的忠实信徒，是他的“书记官”。  克尔凯郭尔塑像 在这里，不折不扣地触碰了底线。除了一小段告别台词，克尔凯郭尔没有别的机会说话，但已经足够了，因为根据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脐下三寸理论，他在整个春天月份里的文学活动被解释为一种内心的升华，言外之意是性冲动需要为自己找到一种更直接的生物学发泄。并非毫无理由的，他气得脸色铁青，但这反应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究竟是谁躲藏在这个没心没肺的“X 先生”后面？谁也不知道，克尔凯郭尔也不知道，但他估计是“《哥本哈根邮报》美学时期的诗人之一”。然而其他旁证，尤其是写作风格，则指向一个稍稍偏离的方向，即一位名叫皮·路·穆勒的先生。也许只有他才具备足够的模仿才能，运用自己的反讽来戳破别人的反讽气球，让克尔凯郭尔那膨胀的夸张文体瘪掉。而恰恰是由于这种才能，穆勒在将近十年之后与克尔凯郭尔在文学领域里再次狭路相逢，将其运用得如此高效，乃至于完全改变了克尔凯郭尔的生活方向。  节选自 《克尔凯郭尔传》 [丹麦]尤金姆·加尔夫/著 周一云/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出版书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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