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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洪武年间平滇过程中的白石江战役，长期被史家书写为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官修实录、正史、地方志等文献内容记载均一以贯之地塑造沐英的形象。徐霞客、江应樑、顾颉刚曾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提出质疑，但未能产生太大影响，出于维护沐英形象，诸多研究尽力维护旧说，未能完全对该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从沐英形象塑造来审视该问题，尚可认为白石江之战的历史书写与历史真相之间确有一定差距。 关键词：白石江；沐英；傅友德；徐霞客 作者简介：丁存金，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原刊于《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本文在公开发表基础上略有改动。 白石江之战作为明军平滇进程中的一场重要战役，一直为史家所称道，也是众多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掌故。明人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对白石江之战的记载提出过质疑[1]（p773、801），一九六三年一月三日《云南日报》刊发江应樑先生的《乡土史料问题多》一文进一步肯定了徐霞客当时的质疑，顾颉刚先生在读到江先生此文时，做了读书按语——“统治阶级张扬其武力以欺国人，以误后世，大抵如此，兹特其一端耳”。[2]（p327-328）近人研究亦多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多认为徐霞客提出的质疑过于感性和轻率。①历史文献对该事件的记载相对单一，仅寥寥百字，但从这场战役衍生出来的故事却在民间广为流传，动辄冠以“大战”，不禁让人不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对该问题做进一步考证。洪武平滇过程中的白石江之战，官修实录、正史、方志和个人编撰的史书中均有著录。由于执笔者史不同，故文字间也有一些差异。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等师至曲靖，击败梁王将达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闻王师下普定，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精兵十余万屯曲靖，以备我师。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谓友德曰：“彼不意我师深入，若倍道疾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谓'出奇制胜’者，此也。”友德是之，遂进师。未至曲靖数里，忽大雾四塞，冲雾而行，阻水而止，则已临白石江矣。顷之雾霁，达里麻见之大惊，仓皇失措。友德即欲济师，英曰：“我军远来，形势既露，固利速战，然亟济恐为所扼。”乃整师临流势，若欲济，达里麻果拥精锐扼水上。英于是别遣数千人从下流潜渡，出其后，鸣金鼓，树旗帜。达里麻见之，急撒众以御，众乱，英乃拔剑督师济江，达里麻却数里而陈，我师毕济既陈，友德麾兵进战，矢石齐发，呼声动天地，战数合，英纵铁骑捣其中坚，敌众披靡，遂大败，生擒达里麻，俘其众万计。友德悉抚而纵之，使各归其业，夷人见归者皆喜慰，而军声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镇其地，友德自率众数万捣乌撒，分遣左副将军蓝玉、右副将军沐英率师趋云南。②《明太祖实录》作为记载该事件最早的材料，可信度当是最高的。对于当时的敌我形势、沐英提出的计策和作战进程都无一省略。此后各家记载，多因袭实录增减，最早的方志当属正德《云南志·沐英传》，增加了许多细节。寻上以元遗孽梁王柏匝剌瓦尔密恃云南险远，戕虐信使，以英副颖国公傅友德率师三十万征之。遂由辰沅遵陆路出罗鬼，攻普定、普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袭毕节，击可渡河，皆下之。梁王遣其司徒达里麻驻兵曲靖拒守，英谋于友德曰:“云南兵屯曲靖，必意我军深人疲劳，且以程计之，谓未能猝到，彼必懈惰，我若兼程以进，出其不意，掩其未备，此批亢捣虚之术也。曲靖一破，余可传檄而定。”友德然之。遂乘大雾进至白石江，阻水而止，雾敛，则已薄其营矣。江阔仅一里许，其浅处可涉也。众咸欲与战，英视其阵曰:“我军远来，形势既露，固利于速战，然亟济则所伤必多，宜多方以误之。”乃整众鸣鼓，若将济者，彼悉拥精锐拒于水上。英别遣一军，溯流暗渡，循山而南出其阵后，吹铜角以张声势，仍于山林岩谷间树旗帜为疑兵。达里麻惊惧，急撤阵后军以御之，水上军觉之，心动而阵乱，英于是拔刀蹙兵以济。士有猛而善泅者数百人，皆蒙盾而渡，以长刀仰斫岸上。军却，我军得登者人百其勇。彼军退数里，结阵而待。我军毕济，既就列旌旗，烜耀铠伏鲜明，彼军夺气。友德麾兵进战，火炮交发，鼓噪之声震动天地。接战数合，犹未分胜负。英察其气已衰，纵铁骑捣其中坚，连斩数百人，出入其阵，彼众披靡，遂败之。生擒达里麻，俘甲士二万、马万匹，死者不可胜计，横尸十余里。梁王闻败，走死滇池岛中。[3]（p261-262）从以上两段最早的记载材料看，至正德《云南志》编纂时，诸多细节已经发生了改动。兹列表对比如下： | | 司徒平章达里麻将精兵十余万屯曲靖 | 以英副颖国公傅友德率师三十万征之 | 阻水而止，则已临白石江矣 | 乘大雾进至白石江，阻水而止 | 英于是别遣数千人从下流潜渡 | 英别遣一军，溯流暗渡 | 达里麻见之，急撤众以御 | 达里麻惊惧，急撤阵后军以御之 | 生擒达里麻，俘其众万计 | 生擒达里麻，俘甲士二万、马万匹，死者不可胜计，横尸十余里 |
万历《云南通志·官师志》和天启《滇志·官师志》以《明太祖实录》为底本在傅友德传中将整个白石江战役的主人公衍变成傅友德一人。[4]（p808）[5]（p339）沐英传完全从正德《云南志》。[4]（p814）[5]（p349）现存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的《报功祠碑》（立碑时间约在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后不久）是明代都察院右副都御使、云南巡抚何孟春向皇帝奏请建立报功祠的奏议及朝廷批示的全文，内容主要记述明初傅友德及金朝兴、梅思祖讨平云南的功绩，对明军在云南的征战记载详细。碑文对关于白石江之战的记载与《明太祖实录》相似。明人诸葛元声的《滇史》、谢肇淛的《滇略》、高岱的《鸿猷录》、张洪的《南夷书》等也有记载。王景常在《平云南颂》中说：“未至白石江十里许，大雾四塞，元司徒达里麻拒江自固，我师轻骑长驱，掩其不备，先命千骑从上游草山袭其后。平旦，大兵泅水径渡，达里麻麾军布陈，未成列，我师径前奋击，其陈遂乱。达里麻走，陷于淖，生擒之。俘斩将校若干人。云南兵大奔，乘胜逐之。”[3]（p319）这段文字明显少了人物形象塑造的意味，只是叙述了白石江战役的整个经过。谈迁的《国榷》对战事持续的时间增补曰：“力战自旦至暮”[6]（p610）；查继佐的《罪惟录·沐英传》中并未提及双方的作战军队人数，惟俘众二万与诸书同。[7]（p1380）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冯甦的《滇考》、《明史·沐英传》、师范的《滇系》对此事的记载亦无特殊之处。③明清两代的文献对白石江战役的记载可谓十分详细，记载最为详细和可靠的主要是《明太祖实录》和正德《云南志》，二者可参稽互证，此后诸多文献记载内容上差别不大，但须留意史家的史观变化，尤其是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上的侧重点。方国瑜先生说：“明代在云南，沐氏一家权位最重，凡兵事、政令以及人事进退诸端，大权多被操纵，故言明代云南史事，多与沐氏有关。”[8]（p265）平定云南和治理云南是沐英一生的最大功绩。平定滇东地区后，沐英与蓝玉继而平定割据大理路的段氏势力，又“分兵取鹤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金齿”④，与傅友德合兵镇平了多个地区的叛乱。洪武十六年（1383年）三月，朱元璋仅诏傅友德、蓝玉班师，沐英则率众数万留守云南。之后几年，沐英在云南一边平息各地的叛乱，一边大兴屯政发展经济，同时兴建和扩建文庙，积极推行儒家思想文化教育，有力地巩固了明初边疆地区的稳定和明朝的统治。沐英留镇云南，除其自身战功和才干勇识外，更因其和明朝皇室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有莫大关联。沐英作为朱元璋的义子，八岁就被收养，自小就与太子朱标关系甚好，也深得马皇后赏识，后跟随太祖南征北战，战功显赫。洪武十五年（1382年）秋七月丙戌, 马皇后崩，沐英“哭孝慈皇后，三日不食，怮几约”；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去世，沐英“哭皇太子失声，饮食为少，一日暴薨”，年仅四十八岁。[8]（p343）沐英的去世，“滇中莫不奔号，讣闻京师，上哭之怮，不视朝者一日，自为文，遣礼官往祭，命嗣子春奉丧归。”追封黔宁王，赐谥“昭靖”，侑享太庙。沐英“王自八岁遭遇圣明，始终四十有一年，思春之隆，他人莫比，然未尝敢少有所纵恣，惟惴惴然以不堪事负朝廷为惧，故能伟然比隆前哲，为时名臣。”[8]（p342）纵观沐英的一生，功绩卓著，无政治上的失误，因此史家对沐英及在滇的沐氏家族多持褒扬态度，加之永历皇帝入滇后沐氏一族的表现，使沐氏成为正义和忠贞的典范。平滇过程中的白石江之战，主帅是傅友德，沐英、蓝玉二人作为副将军，《明史·蓝玉传》记载：“十四年，以征南左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擒元平章达里麻于曲靖，梁王走死，滇地悉平。”[9]（p2564）相比于傅友德与沐英二人，十分简略。李林楠推测认为：“《明太祖实录》在白石江之战部分刻意突出沐英，可能与傅友德和蓝玉后来都牵连进党案被杀有关。沐氏由于此后世代镇守云南，又在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迅速转变立场，倒向朱棣，并与之建立了姻亲关系有一定关系。”[10]笔者认为此说有一定道理，虽政治权力争夺背后的细节至今已难厘清，但史家对沐英形象的塑造却有迹可循。明代汉族移民入滇一直是一件改变云南人口结构的大事，沐英形象在云南人民心中根深蒂固还得谈及其移民实滇之举。清末李根源撰写的《开滇第一伟人黔宁王沐英传及其后嗣事略》碑文载：二十二年入朝，赐宴，赏赉极优，陛辞，帝亲拊之曰：“使我高枕无南顾之忧者，汝英也。”还携江南、江西民百余万入滇，给种划地分布于临安、曲靖、云武、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奏移山东、山西、江西富户六十余。次年又奏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余万以实滇，并请帑三百余万，帝均允之。⑤在李根源所辑另一篇《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十四世事略》中，尚可发现多处臆造的内容，仅对比师范所撰《滇系》卷七《典故》之六所载《节删<明史·云南世守平西侯追赠黔宁王沐英传>后嗣附》摘录如下（李根源增加的内容用“[]”标出）。明年，诏傅友德及蓝玉班师而英留镇云南[给予便宜行事，布置移民、屯田各善后事宜]，十七年…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划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云武、姚安、大理、鹤庆、永昌、腾冲各郡县，并奏请移山东、山西、江西富民六十余户以实滇。到镇踰年]再败百夷…尽俘其众。[次年又奏请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并请发库帑三百万两，帝均允之。]…南中悉定，使使以兵威踰降[怒夷、南掌、老挝、八百媳妇、暹罗等]诸番番部…岁较屯田[户口之]增损以为赏罚，[移民至四百余万]，垦田至[九]百余万亩，滇池隘浚而广之…。春，在滇七年，大修屯政，[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开田三十[二百]余万亩…”等。⑥陆韧先生的研究认为李根源所提移民数据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有夸大嫌疑。[11]（p72-74）《滇粹》的凡例说：吕志伊与李根源同辑“二百余年湮没不彰”之有关史料，“得之于滇中藏书、北京旧书肆、日本图书馆或滇、黔、蜀、湘、浙、赣人士抄录惠寄于二人，整个文本的辑录汇订，一如原本，未有任何改动。内容涉及南明永历政权迁滇后败亡，明亡后坚决抗清、殉国殉节诸人事迹，驱逐元人、光复滇土的傅友德、沐英，七下西洋振扬国威的郑和，巩固陕西边防、设计诛除权宦刘瑾的杨一清，力主反击西北边境入侵敌人，反被诬下狱的廉臣孙继鲁，扶保南明矢志不渝的胡一青等多人的传记，旁及儒生、画家，凡纪、传、野史等二十六种。”仅就沐英事迹观之，竟不能与一家相合，当是革命党人出于宣传目的，有意增删史料为之。潘先林先生在其文中也提到：“1908年，受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吕志伊和李根源受命编辑《云南》杂志纪念特刊《滇粹》，内容以弘扬云南民族精神为主，宣扬与云南有关的明代至清初“英雄人物”，以激起云南人的自豪感，鼓舞云南人的“排满”革命士气。”[12]正是基于此，长期造成云南汉族移民自言祖上为南京人的传说，硬生生的将个人寻根问祖与沐英镇滇联系在了一起。明军平滇整个过程的决策始终牢牢掌握在朱元璋手中，早在战前，其就分析了形势，做了战争部署。出师之前对诸将说：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已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必苦烦兵也。⑦平滇过程中，朱元璋频繁致书前线将领进行指导，三将军也多按照其战略部署进行。师范在《滇系·傅友德传》后说：“白石江之捷，吾始祖武德将军毓秀公亦在行间隶麾下。尝言：滇之平，公为首庸，西平次之。”此说大抵可说明沐英在白石江之战中的功绩次于傅友德。1974年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沐启元墓出土了一面黔宁王遗记金牌，背面刻字“凡我子孙，务要忠心报国，事上必勤慎小心，处同僚谦和为本，特谕，慎之，诫之”⑧。白石江之战当可诠释沐英按照朱元璋战略部署谨慎执行的形象。但战争形势总是瞬息万变的，朱元璋虽然拥有着最高决策权，但前线的具体应对仍是傅友德和沐英等将帅来决策，从中仍可看到沐英善于用兵的一面。白石江一战尤以记载沐英事迹较多，应是史家塑造沐英形象的重要一环。沐英在云南的功绩应得到正视和推崇，但相关资料记载不实之处，也应多加思索，尤其要考虑执笔者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时的动机等。《徐霞客游记》的《盘江考》一节对明军大战白石江的记载提出质疑：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来自西北，转东南去，入交海，桥跨之，为白石江；涓细仅阔数丈，名独著，以沐西平首破达里麻于此，遂以入滇也。按达里麻以师十万来拒，与我师夹江阵，是日大雾，沐分兵从上流潜济，绕出其后，遂破之。今观线大山溪，何险足据；且白石上流为戈家冲，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内。沐公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出奇夹攻之，为不世勋，不知乃与坳堂无异也！[1]（p801）白石江东南注入潇湘江，潇湘江“夏秋之交，江水泛涨，汪洋弥望，若洞庭潇湘之势”[12]（p121），徐霞客于戊寅（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九月由黔入滇，沿途多日均“雨达旦不休”，白石江作为潇湘江支流，汛期是一致的。十二日，徐霞客到达白石江的上游戈家冲（今作戈家屯，在曲靖西北隅），对白石江上游的情形描写较为清楚。初从岭头下瞰西坞，有庐有畴，有水潆之，以为必自西而东注石幢者。迤逦西下者又一里，抵坞中，则其水返西南流，当由南谷中转东而出于白石江者。询是村为戈家冲。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誇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 [1]（p773）徐霞客的描写为其亲历所见，与明军平滇虽隔两百余年，但河流的基本面貌并未因明代曲靖坝子的大规模移民和屯田产生太大变化。李清升先生在《明黔宁王沐英传》一书中对徐霞客提出的的质疑进行了一番辨析，其认为“白石江之战中的江流，并非徐霞客当年看到、至今仍横流于曲靖城北的白石江，而是纵贯于城东的南盘江，沐英也没有谎报或夸大战功。”[1]（p49-51）基于此，其建议史学界今后统一将“白石江大战”改为“南盘江大战”。李清升先生的研究有一定依据，但仍有诸多可辨析之处。一是南盘江位于曲靖东面，地形开阔，双方几十万大军对峙遂有可能，但沐英“别遣一军，溯流暗渡，循山而南出其阵后，吹铜角以张声势，仍于山林岩谷间树旗帜为疑兵”的计策则难以成说。二是忽略了大雾的因素。傅友德大军乃是因大雾四塞而遇江止兵，明军到达曲靖时值十二月，雨季已过，江水不多，多家记载均提到“其浅处可涉”，明军初到，不明达里麻军的部署，故而未冒险速战。三是诸多史料记载不一。正德《云南志》所说“溯流暗渡”与徐霞客所说“从上流潜济”与《明太祖实录》所说“从下流潜渡”完全相悖，白石江中上游地势险恶，潜渡当从下流才有可能。四是白石江所指较为固定，未与南盘江混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白石江，去府北八里，广五丈许，产白石，其灌溉之利所及亦博。”[12]（p121）万历《云南通志》载：“白石江，洪武十四年，西平侯沐英征云南，闻元司徒达里麻拥兵十余万屯曲靖，遂进师至白石江。大战，擒达里麻，俘甲士二万于此。”天启《滇志》载：“白石江，洪武十四年，西平侯沐英征云南，擒达里麻，俘甲士二万于此。”[5]（p86）《明史·地理志》载：“南宁，北有白石江，流合城南之潇湘江，又东南合左小江，亦谓之南盘江”⑨。[9]（p782）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曾修白石江桥于江上，按《曲靖地区志》，该桥1985年仍被重修。[15]（p252）徐霞客仅从地理环境的直观感觉来质疑沐英夸大战况冒功，似难以让人信服。为说明问题，笔者试再对元军人数做进一步考证。元世祖忽必烈南下征服大理国时，军队人数大约在十万人，《史集》记载：“那十万军队回来的，还不到两万”。[16]（p267）元朝将云南纳入统治后，继续派遣军队向四周开拓疆域，对缅国用兵最繁、时间最久，但每次出征的军队人数都很少。“元缅首战元军以七百铁骑对抗缅国四五万大军，双方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元军却大获全胜且无一阵亡，可谓世界战争史上一大奇迹”。[17]《元史·兵志》记载：“至元十七年（1280年），纳速剌丁将精兵万人征缅国，应是当时云南全省的主要力量。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月，增兵镇守金齿国，以其地民户刚狠，旧尝以汉军、新附军三千人戍守，今再调探马赤、蒙古军两千人，令药剌海率赴之。”[18]（p1688）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月甲寅，元廷“以征缅功，调招讨使张万为征缅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儿征缅招讨司达鲁花赤，千户张成征缅招讨使，并虎符，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以征缅，俾秃满带为都元帅总之。”[16]（p198）此处并未言军队来自哪里，当与纳速剌丁情况相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正月仅发新附军千人从阿八赤讨安南，八月“以李海剌孙为征缅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军一千以行，仍调四川、湖广行省军五千赴之。……以脱满答儿为都元帅，将四川省兵五千赴缅省，仍令其省驻缅近地，以俟进止。”[16]（p203）大德四年（1300年），成宗任命刘深、合剌带、郑祐率湖广、江西、河南、陕西、江浙五省兵两万人出征八百媳妇，云南的军队没有参与其中。大德十年（1306年）四月壬午，“云南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结豆温匡虏、普定路诸蛮为寇，右丞汪惟能进讨，贼退据越州。谕之不服，遣平章也速带而率兵万人往捕之。”[16]（p318）平定叛乱后，留军二千人镇戍。延祐三年（1316年）和五年（1318年）元庭分别调军五千到乌蒙等处屯田。天历二年（1329年）三月戊辰，“云南诸王达失不花、秃坚不花、平章马思忽等集众五万，数丞相也儿吉尼专擅十罪，将杀之。……”[16]（p494）至顺元年（1330年），秃坚叛乱事态继续扩大，罗罗斯土官撒加伯合乌蒙蛮兵万人均附于秃坚，对抗元朝。秃坚和伯忽的叛乱可谓声势浩大，人数规模超过六万人，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该年六月癸卯，“四川行省孛罗以蒙古渐丁军五千往云南”[16]（p514），主要是为了平定秃坚、伯忽的叛乱，非常驻云南。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国号夏。次年，明玉珍就遣司马万胜等率兵攻云南。万胜由界首入，邹兴由建昌入，芝麻李由八番，三道并进。《明太祖实录》载：“胜兵之入云南也，邹兴、芝麻李兵尚未至，梁王孛罗帖木儿不意胜兵奄及，故弃城遁，及梁王之傅大都率兵出侦敌，获胜部将姬安礼，问胜兵几何？曰：'八千’。于是，大都会大理段平章兵击胜，杀伤者过半。胜以孤军深入，约兵未至，而战士多中伤，难以久驻，遂引兵还。”⑩《平夏录》记载：“胜兵不满一万，皆以一当十，十二月八日抵云南。”（11）梁王（当是把匝剌瓦尔密）弃城出逃说明元朝驻扎在中庆路的力量并不强大，尚需倚靠大理段氏的力量，才将万胜的八千军击退，《滇载记》记载段功协助梁王退败红巾军尤详。[19]（p762）从现有记载观之，元代云南行省的军事力量难有十万规模，元朝虽征战频繁，但常是多个地区的军事力量相互配合进行，除各宣慰司固定的镇兵和爨僰军外，行省可调用的作战军队人数通常在一万左右，元末段梁构隙，梁王势力衰微，较难调动全省的军事力量抵抗明军。元明双方军力悬殊较甚，达里麻既无地形上的明显优势，何以明军“接战数合，犹未分胜负”，正德《云南志》所谓“死者不可胜计，横尸十余里”也显得笔法过于夸张。明军平滇白石江一役，所谓“达里麻用兵十万”当只是军事情报用语，与实际大相径庭。当时明军至白石江，敌情未明，沐英等按照军事情报进行一些部署实在情理之中，后世在记载时相互混淆在一起，故而有“夸大冒功”之嫌。结语历史学是通过考察过去的人类活动所留下的遗迹来研究人类在过去的经历的，而传统史学所重视的书面史料往往主要是人类社会中掌握着更多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资源的少部分人的观念和活动，因此在大多数的记忆和历史真实之间往往存在较大差距。地方掌故多集历史、传说、故事为一体，往往举重若轻，将大历史的动荡沉浮置于人性或风土之中。熟悉的历史叙事之下，往往隐藏诸多未被发掘的史事，仅就白石江一战而言，战争的真相已相去甚远，惟可从诸多文字记载中看到一条叙事的主线和史家的评判立场而已。（本文原系“明代曲靖白石江战役极其影响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与会专家学者曾提出诸多宝贵意见，谨致谢忱！）参考文献： [1]（明）徐弘祖著，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校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2]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4]（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刘景毛、江燕点校.万历云南通志[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5]（明）刘文征撰，古永继校点.滇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6]（明）谈迁撰，张宗祥校点.国榷：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8. [7]（清）查继佐撰.罪惟录[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8]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清）张廷玉等修.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 李林楠.朱元璋收复云南之战与贵州建省[J].文史天地，2020（04）. [11]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2] 潘先林、杨朝芳.《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相关问题论析——兼及《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J].贵州民族研究，2013（02）. [13]（明）陈文修；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校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14] 李清升.明黔宁王沐英传[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15] 云南省曲靖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 .曲靖地区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6] （波斯）拉施特撰；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7] 石坚军.元缅首战考[J].大理学院学报，2007（11）. [18] （明）宋濂等撰.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9]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四卷）[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注释： ①主要有李建军的《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24页；李清升的《明黔宁王沐英传》，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49-51页；车光杰的《徐霞客滇东之旅若干问题考证》，载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云南史志研究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04页。（另见车光杰：《徐霞客游曲靖诸问题初探》，载王文成，李安民主编：《云南徐学研究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12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戊辰。 ③（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第166页。（清）冯甦撰，徐文德、李孝友校注：《滇考》，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4页。（清）张廷玉等修：《明史》卷126《沐英传》，中华书局，2000年，2492页。（清）师范撰：《滇系》卷七《典故》之六。 ④ 《明太祖实录》卷143，洪武十五年闰二月癸卯。 ⑤ 此碑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题。碑在云南昆明，拓片现藏北京图书馆。拓片高185厘米，宽78厘米。李根源撰文，欧阳榘正书。 ⑥ 吕志伊、李根源辑：《滇粹》，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铅印本。 ⑦ 《明太祖实录》卷139，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条。 ⑧ 参见南京市博物总馆藏品精粹，访问网址http://www./antique/show/id/60. ⑨ 此处乃是指左小江谓南盘江，非指白石江也。李清升的依据有所误读。 ⑩《明太祖实录》卷19，丙午年二月庚辰条。 （11）（明）黄标撰：《平夏录》，见（明）沈节甫辑：《元明善本丛书·纪录汇编》卷三十一，商务印书馆1938年影印明万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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