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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10月，即距离女革命烈士、女权主义者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整整两年后，她的遗骨历经了第六次迁移，此次迁移是从秋瑾老家绍兴严家潭迁往湖南湘潭。 从浙江绍兴到湖南湘潭相隔千里，秋瑾遗骸之所以被如此大费周章地挪移，是因为：在这年，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因病辞世了。王家人认为：秋瑾应该归葬婆家墓地，并与丈夫合葬。 可仅仅3年后，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秋瑾遗骸又再次面临迁徙，这一次墓地迁移是迁移到了丈夫王廷钧曾就读的岳麓书院后的岳麓山。 从秋瑾死后至今，她的遗骸总共被挪移了11次，其中2次被挪移都与其丈夫王廷钧有关。可最终，她的遗骸又宿命般地从丈夫身边被迁走。这种种，不得不让人想起他们生前曾有过的“相似且宿命般的折腾”。 秋瑾和王廷钧本是世人眼里的良配，两人的父辈是世交，且两家都是湖南、浙江当地的名门望族。 王廷钧父亲王黻臣是湘潭当地首富，他家主要以卖豆腐和造纸为业，王家祖上还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而秋瑾家则世代为官，其父秋寿南，曾官至湖南郴州知州。 王黻臣昔日替儿子定下这门婚约，看重的便是秋瑾的才貌双全。  1896年农历四月初五，年17岁的王廷钧与年21岁的秋瑾结成了姻缘。这段婚姻在形式上属于封建包办，但婚后的最初那段时日里，两人也算琴瑟和鸣。 婚后第二年，秋瑾就为丈夫生下了儿子王沅德。在那个尚讲究“继承香火”的年代，秋瑾之诞下男丁无疑让她在王家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了。 同当时的多数封建女子一样，秋瑾很自然地开始在家里扮演起了贤妻良母的角色。平日里，除了带孩子，她偶尔也在家里的书房里写写画画。而丈夫则在自家开办的'义源当铺'协助父亲打理当铺，偶尔，他还去教书授课。 1900年，连续多次参加科举都落榜的王廷钧通过买官的方式谋了一个职位，不久，他便带着秋瑾和儿子一起上北京赴任。 初到新环境北京时，秋瑾对什么都很好奇，期间两人的关系也相当融洽，秋瑾还曾在这期间的日记里记叙说：“夫婿近来习洋文”。只“夫婿”二字，便将她对自己丈夫的温情脉脉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这期间的秋瑾还因为丈夫做官的缘故，被清廷诰封为“恭人”。 1901年，王廷钧与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出生了。 儿女双全却并没有让两人的婚姻更加圆满，相反，他们的感情在女儿出生这年开始有了裂缝。 原来，王廷钧到北京做了一阵官后，竟在腐朽的清廷官员的影响下慢慢迷失了自我。他后来甚至迷上了逛戏园子，有时，他还会跟着官员一起喝喝花酒。 王廷钧做的这些事，自然是瞒着秋瑾的，可秋瑾是何等聪明的女子，他岂会不知丈夫在外头的花天酒地？ 因为不满丈夫的堕落，一心操持家事的秋瑾开始有情绪了，在一封写给娘家哥哥的信里，她很有些愤愤地写到：“我在王家就和奴仆一样。”  秋瑾给哥哥家书 从这句话便可看出，秋瑾对这段婚姻产生了极大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与丈夫到北京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分不开。不难想象，长期忙于应酬的丈夫，定是很少能抽空陪伴她了，而她也总不免在料理两个孩子过程中身心疲倦。 对于当时的秋瑾而言，家庭绝是不如意的。可面对这种处境，她又无能为力。 无数个夜晚，孩子们都睡下后，她都睁着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想：“女人一辈子就是等男人回家，带孩子，带孩子，等男人回家吗？” 这个问题，她曾很不经意地问过她的佣人秀容，她当时想都没想便答道：“对啊，太太，这就是命，女人的命！” 那天，听到秀荣答案的秋瑾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早料到她会这般回答，对啊，千百年来，以男人附属品存在的女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如果女人不认命，那她的结局一定会非常惨烈。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女人而言，认命是唯一的出路。  就在秋瑾因不满家庭的种种而抑郁的当口，她结识了一个叫吴芝瑛的女人。 这个女人和她一样，都是随夫移居北京。她精通诗文、书法，一到京城便以才华闻名京师，她还曾被慈禧太后召见。慈禧见了她的书法、文才后也对她大加赞赏。 相比普通有才的女子，吴芝瑛最大的不同是：她是一个很有想法主见的女子。所以，在慈禧召见她那次，她还大胆谈了自己对《辛丑条约》的看法。 吴芝瑛的另一个特点是：她喜欢泛阅读，所以，在秋瑾结识她之前，她已经通过大量阅读新式书籍经受了先进的新思想洗礼。 所以，当秋瑾把自己关于女人出路的困惑说给她听时，她竟哈哈大笑道：“只有我们讲认命，西方、东洋都从来不信命。” “那他们信什么？”秋瑾瞪着大眼脱口问道。吴芝瑛看了看她后叹道：“你啊，虽然满身才学，但终究是被我们国家那些封建思想给荼毒了，你的思想啊，根本没打开。” 吴芝瑛这番话出口后，秋瑾整个人都怔住了，她感觉自己的心里似有一团火苗在徐徐燃烧。那天，吴芝瑛给她看了新书报，和她讨论了新学，末了，她还和秋瑾讲述了当前的国家局势，和她对救国救民的一些想法。 第一次接触新思想的秋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激动，听着听着，她的眼里就放出了光，她只觉吴芝瑛给她打开的是一个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里，以往她想要的任何似乎都有。 对于秋瑾来说，遇见吴芝瑛几乎等于遇见另一个自己，或者说遇见了最真实的自己。 打小，秋瑾就和别的女子不一样，当别的女子拿着绣花针爱不释手的时候，她心心念念的却是《芝龛记》里各种女中豪杰的故事，花木兰、秦良玉这些巾帼就是她一直极为推崇的。  晚年吴芝瑛 也因着这个女侠梦，十五六岁时，她便跟着表兄学习各种武艺和骑术了。习武后，秋瑾想做女英雄的梦想便也越发强烈了，她曾写诗八首歌颂古代女英雄，其中有一句便是：“始信英雄亦有雌”、“鼎足当年花木兰”…… 秋瑾的英雄梦之沉寂，乃是在她嫁做人妇以后。柴米油盐的琐碎，孩子的缠绕，让她暂时忘却了英雄梦，可每当闲下来时，那个梦却依旧蠢蠢欲动。 但秋瑾的武侠梦在遇见吴芝瑛之前并不明确，这个梦里的种种是模糊的，多半由她看过的女英雄的片段组成。 可在接触吴芝瑛以后，她这个武侠梦完全清晰了。当下的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的凌辱中，百姓苦不堪言，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依靠签订不平等条约来换取所谓的“和平”。国家危难之际，不正是她该挺身而出的时候么。 如同所有突然找到活着的意义的人一样，秋瑾的觉醒几乎就是在一次与吴芝瑛的长谈后开始的。她意识到：自己经受的所有痛苦，原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所有人都醒来反抗。 在与吴芝瑛谈话的几个小时里，曾一直困扰秋瑾的家庭矛盾所引发的痛苦竟全都兀自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担忧。 自此后，找到精神寄托的秋瑾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大量阅读新思想读物，与此同时，她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以往自己所受的教育。  在新思想洗礼下的秋瑾总算悟明白了：世人所说的所谓“女人的命”，就是女人只能依附男人而生存的宿命。 女人，真的只能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可千百年来，却没有一个女人真的完全不依附男人而独立生存，即便武则天、慈禧太后，她们也是多少依赖她们所嫁丈夫的权势而活，而并非完全独立地活着。 这个在今天女子看来稀松平常的“独立地活着”，在当时那个年代却属于破天荒的大胆设想。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女人曾完全依靠自己独立活过。 在新思想的启迪下，秋瑾还意识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让真正先进的政治制度、思想进入中国，一切才将有可能。 醒了，秋瑾彻底地醒了。可此时，整个中国的大多数，尤其女性，却尚在睡梦中。 这一点，秋瑾和吴芝瑛都意识到了，她们知道，要叫醒国人，必须来一场真正的革命。而革命，势必会流血牺牲。 吴芝瑛讲到革命二字时，秋瑾突然唰地站起身道：“我秋瑾愿意做那个流血牺牲者”。 人的思想被改变后，行为等等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王廷钧惊讶地发现，自打和邻居吴芝瑛频繁接触后，妻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更加频繁地伏案写作外，她还重新迷上了舞剑，只要得空，她便带着宝剑在院子里练功。  秋瑾的剑 秋瑾的这些变化，王廷钧虽不甚理解却也并不反对。可后来秋瑾身上发生的一些变化，却几乎让他跳起来反对了。 原来，这秋瑾自打意识到女人可以、也应该和男人平等以后，竟开始着男装了。 1903年中秋节，因不满王廷钧经常出入戏院、喝花酒的种种，秋瑾竟破天荒地穿着男装出入了北京的戏院。王廷钧知道后，认为秋瑾辱没了家门，于是他便动手打了她。 两人这次冲突后，秋瑾离家住进了客栈。这场闹剧，最终以王廷钧赔礼道歉告终。但这次事件后，秋瑾内心的反叛意识越发强烈了，她对这段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在丈夫对她拳脚相加时：灰飞烟灭了。  秋瑾着男装 秋瑾对这段婚姻的失望，从她写给大哥的一封信里可见一斑，在那封信里，秋瑾写到：
秋瑾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告诉自己的哥哥：我的婚姻非常不幸，作为不幸的女人，我将把我个人的不幸，升华为对整个女性群体之不幸和国家民族之不幸的深切忧虑了。 说到底，秋瑾和王廷钧婚姻的不幸在于：王廷钧想要的是一个依附于自己的封建女子，可秋瑾却是一个渴望独立的女子。 在这种矛盾下，两人感情破裂实是情理之中。 那次被家暴后，秋瑾在痛苦中明白了一件事：是时候了，如果自己还不反抗，她就将和那些封建女子一样，一辈子只能做男人的“下饭菜”了。 1904年的一个早上，已经和丈夫分房睡的秋瑾告诉丈夫：她将要去日本留学。这个想法秋瑾早就有过，但促使她下定决心的，是留日学生陈天华的《警示钟》一书。 这本《警示钟》全书仅23000字，它的开篇一句是：“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在这本书里，陈天华坦言自己愿做一口叫醒中国的钟。  陈天华 秋瑾一口气看完这本书后站起身大喊：“你的钟声，在谷底的我听到了，我们一起叫醒中国。” 自这以后，秋瑾再看向自己丈夫时便已完全不是先前的意味了，在她眼里，王廷钧成了沉睡的国人，国难当头他却终日喝花酒，这不是沉睡是什么。但秋瑾知道，此时的自己叫不醒他们，正如陈天华所说：
王廷钧虽然知道妻子对国家、民族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当时并没有把她之去日本的背后原因，与救国救民相联系。他单纯地以为：她就是跟自己置气，要让他后悔。 所以，王廷钧听完妻子要去日本的要求后当即就勃然大怒了，他冲着妻子吼道：
王廷钧这话的意思很简单：“这种要求简直大逆不道，妇人本应在家里主持事务，你却异想天开要远游！” 王廷钧那句“大逆不道”如一盆凉水浇到了秋瑾的头上，她平生最恨的便是这句话，再次听到这话的当口，她心里有一股无名火在燃烧，那股无名火就是她内心深处的反叛。 但因为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女人不可能单独出国留学，所以，她只得耐着性子不发作。她对丈夫说：“出国的盘缠我自己想办法，但出国的路子，你必须帮我铺平。” 当时的社会，留学虽然已经盛行，但女子单独外出留学并无先例。所以，倘若秋瑾要去日本留学，非得经过丈夫的同意和帮助不可。 另一方面，因为当时的秋瑾娘家因做生意亏本家道中落，所以，能支撑她到日本留学的只有家底丰厚的王家了。 最终，王廷钧在想了无数个日夜后勉强同意了秋瑾的请求，但他丑话说在前头了：“去日本可以，孩子不能带走，盘缠一分钱没有！” 之后，王廷钧便找到了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博士之妻服部繁子，他委托她带她前往日本，在提及相关时他对服部繁子是这样说道的，他说：
服部繁子听完后“深以为怪”，但既然他开口了，她便只能答应了。 于是，1904年，秋瑾与服部繁子一行从永定门火车站出发前往天津。出发那天，王廷钧带着四岁的女儿前来送行。 根据后来服部繁子的回忆，当日惜别时，夫妻两完全是寻常夫妻的模样，在描写王廷钧时，她写到：“那日，他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让人痛心。” 服部繁子在写到秋瑾与丈夫孩子分别时的情景时说：“火车启动，秋瑾转身落泪”。 从此可见，王廷钧对于妻子的远走实是满心无奈，从常理上讲，他定然也最是不舍妻子离开。毕竟，妻子的出走对于王家而言无异于四分五裂。对于传统的王廷钧而言，他绝不想看到这样的局面。 可正如王廷钧在与服部繁子的话里所说：“他阻止不了她的离开。” 实际上，从王廷钧最初听到秋瑾要去日本时的“破口大骂”便可知，他曾经试图阻止妻子。他最终的放弃，很可能是因为他发现：妻子为了去日本，把自己陪嫁的所有金银细软全部典当了。 也只有在看到妻子之决绝时，作为丈夫和孩子父亲的王廷钧才会逼不得已同意她的远走。 秋瑾离开王家这年，她的儿子王沅德年仅7岁，而女儿王灿芝则年仅4岁。 因为秋瑾离开时王沅德已经7岁了，所以他对母亲和父亲之间的矛盾早就有所察觉，但他也并不知道，母亲的这次离开是否与父亲有关。他只知道，母亲将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没法和他们见面。  后排左二为秋瑾 秋瑾和天下的母亲一样，视两个孩子如生命，打他们能说话开始，她便不厌其烦地教他们认字。年7岁时，王沅德便也在母亲的教导下认得1000多个汉字了，很多的国学典籍他也都会背诵。在她的教导下，女儿三岁时便能背诵《三字经》、《千字文》。 因为是被母亲秋瑾一手带大的缘故，兄妹俩的性格都像极了母亲，他们小小年纪时，便表现出了果敢、坚毅、好学等等品性。 “抛夫弃子”后的秋瑾辗转抵达了日本，之后，她便进入了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 在这里，秋瑾结识了陈天华、黄兴、宋教仁、周树人（鲁迅）、陶成章等等革命志士。 这期间的秋瑾每天都忙着习武、学习，为了节省开支，她每天都吃得非常简单，衣服等等也是补了又补。但即便如此，她也依旧感到快慰不已。在日本结识的这群革命志士，让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坚信：革命终有成功的那天。 1905年，归国的秋瑾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参与光复会，此时国内革命形势在他们的推动下有了迅速的发展。 1905年7月，秋瑾再度回到日本并进入青山实践女校学习。同年，她在黄兴寓所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在革命中，秋瑾非常重视女性的觉醒，她认为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中女性占了一半，中国的革命必须迫切将这部分力量发动起来。很快，秋瑾成了中国喊出女权的第一人。 期间的秋瑾一直未与丈夫王廷钧有过过多交流，分居两国的秋瑾越发在冷静思考时对这段感情有了放弃的念头。为了与丈夫离婚，她多次去信商议相关，但王廷钧却一直未同意。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秋瑾与丈夫是否离婚已经只是形式的问题了。首先，两人已经事实分居多时；其次，两人的政治身份已完全对立，王廷钧是清廷的官员，而秋瑾则是力主推翻清廷的所谓“乱党”。 对于两人此时的身份对立，秋瑾心里非常清楚，而王廷钧对于妻子所做的种种也早有耳闻。可即便如此，已官至武官正二品的王廷钧也死活不肯和妻子划清界限。 秋瑾再回到日本后不久，日本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于1905年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这个取缔的留学生，正是当时留日的革命志士。为了反抗，陈天华留下《绝命书》蹈海自杀，时年仅31岁。 陈天华的死让秋瑾知道：要革命，留在日本已经不可行了，必须马上回国。病根在哪里，就要去哪里医治。 1906年，秋瑾回到了上海，并租住在了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她决心在这里筹划《中国女报》。  办报需要资金，秋瑾于是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她最后还在报上大登广告，可最终的筹集资金却仅仅几百元。无奈之下，秋瑾只得再次想到了她的婆家。 这年冬天，秋瑾回到了湖南湘潭老家。王家家公以为她已回心转意，于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她。 秋瑾向公公提出借钱办学时，公公信以为真，随即，他爽快地拿出了一大笔钱给秋瑾“办学”。关于这段，秋瑾弟弟秋宗章在曾在《六六私乘》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从这段历史资料可知，当时王家给秋瑾的钱达“千金”，这个数字想来绝不是小数目。 可让王家人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秋瑾拿到这笔钱的几天后便改换男装不辞而别了。之后，她再也未曾活着回过王家。 离家后不久，秋瑾还公开登报声明：与王家从此脱离关系。她甚至直接将自己要来的那笔钱，称作王家给她的“补偿”。 想来，拿到钱后秋瑾的那则声明，多少是出于保护王家人的考虑。可叹，当时的王家人终不能懂。秋瑾从王家拿钱后不久，她的公公便病倒了。 1907年1月14日，上海《中国女报》成立。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等为宗旨，其主要目的是提倡女权、宣扬革命。为了大多数女性（没有太多文化）也能看懂，秋瑾一律采用白话文写作。 秋瑾为该报写《发刊词》中有一句诗：“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男装秋瑾 如此大的动作下，王廷钧自然很快知情了。他甚至还想方设法秘密拿到了一份妻子所办的《中国女报》，如他所料，报上所刊皆为“反词”。 看到这份报纸的当天，王廷钧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到了半夜，他身在官场，岂不知接下来的妻子将面临什么。他对她终究有一些了解，他已经从她发表在报上的文字推测出：妻子已经做好了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准备。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遇害，其弟徐伟的供词中牵连秋瑾，秋瑾筹划起义的事情被泄露。 7月10日，秋瑾得知了徐锡麟兵败的消息，但在最后关头，她却坚决拒绝逃离，说完“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后，她便遣散众人留守在了大通学堂。 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如秋瑾所料，13日，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被捕。 因秋瑾被捕后拒不“招供”，清廷官员最终所获得的所谓“供词”仅为秋瑾的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 写下这最后的一句话后，秋瑾便于7月15日凌晨在绍兴宣亭口从容就义了。死时，她年仅32岁。她死时，无数民众围观了她之被杀。 秋瑾死后因为她所犯之罪为“谋逆”，初时竟无人敢为其收尸。最终，生前好友吴芝瑛、吕碧城等设法与人将其遗体偷出掩埋。 可是就在秋瑾被掩埋后不久，举国舆论哗然，清廷面临着前所未有之舆论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当时清廷处置她时未有口供，另一方面也与她是女子之身有关。 孙中山曾在谈及秋瑾之死时说：“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 由此可见，秋瑾之牺牲，曾为中国革命之最终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民国时期秋瑾话剧 秋瑾之死也彻底改变了丈夫王廷钧的人生，妻子因谋逆罪被杀后，身为清廷官员的王廷钧便辞官了。之后，他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湖南湘潭的老家。 之后不久，王廷钧的父亲病逝，这以后不久王廷钧也在抑郁中辞别了人世，死时他年仅30岁。关于王廷钧早亡的原因，相关史书的记载如下：
从这段史料可知，王廷钧之早逝无疑与秋瑾之死有莫大关系。 秋瑾案的卷宗 王廷钧死时，他和秋瑾的儿子王沅德和女儿王灿芝王分别是：12岁和8岁。失去双亲后的两人一直由秋瑾好友（一说佣人秀容）抚养长大，颇为让人欣慰的是：身为烈士子女的两人后来都成才了。 其中，秋瑾之子王沅德一直以母亲为榜样，他曾和母亲一样办过进步报刊，他还曾任湖南文史研究院秘书。他曾是湘潭首富，也曾加入过“民革”组织。 解放后，1951年土改时，王沅德主动将所有的田产与私宅上交人民政府。 而秋瑾的女儿王灿芝则也一直和哥哥一样以母亲为榜样，她和母亲一样喜欢书法、写文且痴迷武术。继承了母亲任侠尚义性格的她，还因豪爽慷慨被世人称为“小侠”。 1928年，年27岁的王灿芝在和哥哥理论一番后拿着钱赴美国留学。因一心想和母亲一样报国，她选择航空专业学习。 王灿芝 归国后，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第一位留洋飞机女专家和第一位航空女教官，在中国航空领域，她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女界航空第一人”。 她还先后在国民政府航空署、军政部航空学校任职任教，并为培养中国飞行员做出过突出贡献。 她和哥哥王沅德一样，一生都在努力活成母亲秋瑾的模样。颇为遗憾的是，两兄妹后来都死于脑溢血，且过世时哥哥年仅58岁，妹妹则为66岁。 王沅德和王灿芝都认为：父亲和母亲之间是有爱的，让他们走到对立面的是当时的时局，母亲之放弃家庭，实是为国为民之举。 有相关研究者认为：秋瑾之革命起因乃在家庭，而她最后之与丈夫、家人决裂，实恰是因为爱。秋瑾的悲剧根源在于：世间没有双全法，对得起如来往往注定会负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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