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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考研冲刺阶段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始快节奏的学习，还是说又遇到了一下小问题。其实每个阶段都存在不一样的问题，例如图中的崽崽。这位崽崽的困惑应该也是大家的困惑，哪怕是四五点起床也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木小铎调查了一下当下考研儿普遍存在的作息问题。所以一天到底学多长时间管够？我们一起来看看高分上岸的学长学姐的学习时间吧！ 🍀本期目录 一、考研计划表分析 二、专业课复习法宝 三、《传播学教程》2万字重点回顾  乐多学姐（2020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学硕399分）皮皮学姐（2020上海交通大学文管 初试440分，总分第三）鱼鱼学姐（2020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专硕初试388） 洛维学姐（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文管 419分）炒饭学长（2020华中科技大学传播学学硕第一）（边工作边读研）右右学姐（2020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390）通过几位学长学姐的时间计划表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时间确实在都被安排的满满当当。但是在调查中他们说周末啊节假日都会休息半天的，这个必要的放松还是一定要有的奥~另外炒饭学长和右右学姐是一边工作一边准备考研的，所以真的是挤出来时间学习的。在职考研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时间进行调整奥！虽然累了一天，下班还要马不停蹄的开始学习，但是努力永远不会白费的!这些学长学姐关于时间的安排都有一个异口同声的观点，那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时间，每个人都觉得时间不够用，只要在合理的时间内发挥出最高的效率就很棒啦！“木小铎根据上岸学长学姐的经验做了一个时间计划表，仅供参考奥~乍一看会不会觉得休息时间太多呀！算一下时间就有惊喜呢！这份计划表的学习时间甚至有10h+啦！在职考研的学长学姐时间可是远不及这些，因为重在效率高低。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起得晚睡得早，只要利用好每一分钟，也可以一战成名！有的崽崽可能觉得起床时间还是好早，自己起不来，没关系呀，只要你能够十分钟解决完洗漱问题，其他时间完全可以省下来多睡会呢！有的崽崽说自己在复习阶段还用的和刚开始看专业课一样的方法，有点浪费时间，但是又怕复习不全面，不知道该怎么办。冲刺阶段的习题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只是单纯的背书而不去锻炼动笔经验，考试的时候容易不知道从何下笔，更不知道知识怎么融合运用更好。答题看重的是思维的运用，要学会怎么将一大片的知识点条理清晰的罗列出来，做题不失为一种最好的方法。或许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木铎的答题冲刺班，如果觉得自己不太行，那就报名让学长学姐来点化答题思路呀！从上学起，尤其是高中，老师会经常强调框架的重要性。考研也是如此，它除了能够将知识融会贯通之外，还能够大大节约复习时间。顺着框架，挨个进行摸查。能够想起来的就跳过，记不太清楚的就回顾复习一下，注意也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奥~我们根据笔记的标题记忆一本书之后，脑海里自然会有一个模糊的框架，一遍遍熟悉下来，这个框架就会越发清晰。这里一个关键动作是要有分类总结习惯。比如提到大众传播的作用，谈到这个点，经验学派怎么说？批判学派怎么讲？有哪些观点？这个就可以在脑海里过一遍，如果可以写到纸上简要总结一下，在写论述题时候就会更加胸有成竹了。如果这样问自己，就会自然的去加固这个知识点，站在更高的维度上来看新传这门学科，答题时也会更加游刃有余。光有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适当的进行拓展，读公众号乐趣来源之一呀！公众号的时新性很强，基本热点事件都会囊括在内，同时公众号也分很多类型，有做考学界研究的比如新闻界、现代传播；与新闻评论有关的新华社、澎湃新闻等等。根据公众号的内容补充进自己的东西形成比较完整的框架结构，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奥。其中数说真题、每日考点、考点预测这三个板块既能够帮助大家熟悉真题，还能对可考题目进行预测，并且还包含了对相关论文的解析。这样一条龙的知识串解，就是想帮助大家对同一块的内容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既要从大方面去掌握，还要从细节中抓取。而热点聚焦和每月热点这两个板块则是帮助大家通过案例来分析问题、应用知识的，目的就是培养灵活运用的能力，改变死记硬背的方法，培养专业敏感度，让你有足够的储备去解析、去应对。复习阶段啦，我们就要挑重点的进行及以加深啦！一起来看看这些你都会了吗？（2）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3）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4）传播成立的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理解每种类型的特点）。这五种不同的传播类型实际上也是五种不同的传播系统，传播系统，也称信息系统。（1）传播障碍包括结构和功能障碍，如传播制度是否合理、传播渠道是否通畅、信息系统的各部分的功能是否正常等。（2）传播隔阂包括个人之间的隔阂，个人与群体的隔阂，成员与组织的隔阂，群体与群体、组织与组织、世代与世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隔阂等。特点：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递和交流、转瞬即逝的事物，记录性较差、只能适用于较小规模的近距离社会群体或部落内的信息传播。特点：能把信息长久保存下来、克服音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和文献依据、加速了人类利用体外化媒介系统的进程、推进了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和融合。手抄传播效率低、规模小、成本高。特点：实现信息批量生产、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实现了信息的远距快速传播、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的影像信息系统、实现了声音和影像信息的大量复制、传播及历史保存、人类文化的传承内容更加丰富，感觉更加直观，依据更加可靠。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每一新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指的是信息成为与物质和能源同等重要甚至比之更加重要的资源，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信息为核心价值而得到发展的社会。（1）社会经济的主体由制造业转向以高新科技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即信息和知识产业占据主导地位。（2）劳动力主体不再是机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3）交易结算不再主要依靠现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4）贸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内，跨国贸易和全球贸易将成为主流。象征性社会理论把人看作是具有象征行为的社会动物，把人类的象征活动看作是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过程，是人类创造出广泛的文化的一种活力。（1）能指：通常表现为声音或图像，能够引发人们对特定对象事物的概念的联想。（2）所指（意指）：意符所指代或表述的对象事物的概念或意义。人的“自我”意识就是伴随着意义的传播活动而形成的。自我是“主我”和“客我”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客我”意识只有通过与他人的意义交换（即传播）才能得到。“客我”和“主我”的对话和互动形成统一的社会自我。自我的形成是个人的社会化过程。Who谁（传播者）→says what说什么（讯息）→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媒介）→to whom对谁说（受传者）→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效果）特点：属于单向直线模式，没有提供反馈渠道，没有揭示人类社会传播的双向和互动性质。3、循环和互动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施拉姆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1）定义：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其他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
（1）定义：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连接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他认为，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等，是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认识和把握自己。因此，人的自我是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这种联系包括三个方面：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关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1、定义：群体传播是指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群体传播是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生命线。群体传播对群体意识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2、群体意识：群体意识是指参加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群体规范是指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在广义上也包括群体价值，即群体成员关于是非好坏的判断标准。群体规范不仅对群体内的传播活动起着制约作用，而且对来自群体外的信息或宣传活动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1）协调成员的活动、规定成员角色和职责以促进群体目标的达成；（3）通过指示共同的行为方式以维持群体的自我同一性；群体压力是指群体中的多数意见对成员中的个人意见或少数意见所产生的压力。产生群体压力的原因：信息压力与趋同心理。
1、定义：是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聚集现象。2、条件：结构性压力；触发性事件；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3、特殊传播机制：群体暗示、群体感染、群体模仿、匿名性
1、定义：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间流传，涉及人们信念而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一种特殊的陈述。（1）以“传播真相”的形式出现，目的是让人们确信所传播内容是“事实”（3）涉及一些特殊的事件或敏感的话题，容易引起重视
（1）组织内传播正式渠道：横向传播、纵向传播（上行、下行）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1、拉斯韦尔：三功能说，即环境监视功能、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2、赖特：四功能说，即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提供娱乐（1）政治功能：监视、协调、社会遗产、法律、习俗的传递（2）经济功能：搜集信息、解释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开创经济行为（3）一般社会功能：关于社会规范、作用的信息，接受或拒绝；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新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娱乐
1、信息环境
定义：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即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远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许多“拟态事件”，包括语言、观念、价值、生活或行为方式等，最初并不见的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大众传播渠道，很快演化成为社会流行现象，变成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麦克卢汉的这个观点是为了说明传播媒介对人类感觉中枢的影响。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它并不是严密的科学考察的结论，而是建立在“洞察”基础上的一种思辨性的推论。一种解释是：“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受者不需要动员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它本身是“热”的，人们在进行信息处理之际不必进行“热身运动”；而“冷媒介”则相反，它传达的信息含量少而模糊，在理解时需要动员多种感官的配合和丰富的想象力。“热媒介”和“冷媒介”的分类本身并没有多少科学和实用价值，重要的是它给我们的启示：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各具特色，研究媒介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麦克卢汉的这种分类并没有一贯的标准，而且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麦克卢汉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并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从唯物史观出发看问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媒介工具和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推动社会前进和变革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已经为信息社会的发展所证实。此外，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不同媒介的作用机制富有启迪意义，他的关于“地球村”的论断，也是符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的，特别是近年来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更是似乎在“印证”着麦克卢汉的预言的实现。但是，麦克卢汉毕竟不是一位辩证唯物论者，而是一位技术自然主义者，因而他的理论带有极端性和片面性。这主要表现在：（1）麦克卢汉把媒介技术视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作用；（2）在麦克卢汉的理论中，我们看不到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人似乎成了完全受到自己所发明的媒介技术或工具主宰的对象；（3）麦克卢汉理论的全部依据都集中在媒介工具对中枢感觉系统的影响上，并由此出发解释人类的全部行为也是片面的。
电视人、容器人、媒介依存症、他律性欲望主义、网瘾症
（1）社会成员对传播过程的参与和控制程度越来越高；电子乌托邦(teletopia) 是由威廉·米切尔在《电子乌托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一种认为网络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的倾向思想。“电子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对网络这种新媒介的某些技术特性及其作用的认识之上的。随着电子媒介的发展，这种观点愈加流行，认为电子媒介必将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世界，并最终形成一个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民主的理想国。但是，单纯的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能必然保证理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需要更加复杂的社会条件。
（1）大众传媒是专业的媒介组织，其收集、加工、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和效率是一般个人和非专业组织所不能比拟的；（2）大众传媒具有公开可靠的信源，其信息的可信性和可确认性要大大高于处于“匿名”或“半匿名”状态的其他传播者；（3）大众传媒在其百余年的传播实践中，尤其是在新闻传播领域形成了一整套为社会所广泛承认的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吸引和联系受众的有效机制。这种公共性和公益性，是大众传媒的权利基础：大众传媒拥有最大限度的采访权、言论权、编辑权和刊载权，并拥有广泛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公益性和公共性也对大众传媒产生重要的制约，它要求传媒的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把关人”这个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他当时研究的是家庭主妇对家庭食品的把关作用。1947 年，他在《群体生活中的渠道》一书中两次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群体传播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1950 年，传播学者怀特将这个概念引入新闻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新闻复选过程中的“把关”模式。他指出，社会上存在大量新闻素材，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不是也不可能是“有闻必录”，而有一个取舍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组织形成了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传达到受众那里的新闻只是众多新闻素材中的少数。（1）附加性前提，事件包含的新闻要素越多，越有可能成为新闻；（2）补偿性前提，一个事件在某些要素上是平淡的，但可以因其他要素比较突出而得到补充；（3）排除性前提，如果一个事件所有新闻要素含量都偏低，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被排除在新闻之外。
在15世纪中叶近代印刷技术发明后不久欧洲封建专制主义的气候下产生的。极权主义理论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理论，它的最大特点，是主张媒介必须一切以权力的意志为转移，一切为统治者服务。内容包括：1、报刊必须对当权者负责，维护国王和专制国家的利益；2、报刊必须绝对服从于权力或权威不得批判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和政治价值；3、政府有权对出版物进行事先检查，这种检查是合法的；4、对当选者或者当局制度的批判属于犯罪行为，要给予严肃的法律制裁。
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其核心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报刊应该是观点的自由市场，是实行自律的自由企业。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同极权主义制度及其规范理论的斗争中形成的。（1）任何人都拥有出版自由，而不必经过政府当局的特别许可；（2）除了人身攻击以外，报刊有权批评政府和官吏，这种批评是正当合法的；（3）新闻出版不应该接受第三者的事先检查，出版内容不能受到任何强制；（4）在涉及观点、意见和信念的问题上，真理和“谬误”的传播必须同样得到保证。自由主义理论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制度所保障的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而是私有资本的利益。
社会责任理论是继自由主义理论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媒介规范理论。它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其代表性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书。社会责任理论是强调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和公众应该承担一定责任和义务的理论，它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修正。2、主要的原则
（1）大众传播，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因而媒介机构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和履行一定的责任和义务；（2）媒介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播应该符合真实性，正确性，客观性公共性等专业标准；（3）媒介必须在现存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我修正，不能煽动社会犯罪，不能传播宗教或种族歧视的内容；（4）受众有权要求媒介从事高品位的传播活动，这种干预是正当的。社会责任理论有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理论的大前提，这就是它主张媒介的自由不是绝对的。由于社会责任理论仅仅把希望寄托于“媒介自律”，其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民主参与理论也称受众参与理论，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媒介集中垄断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在美国和日本、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媒介规范理论。（1）任何民众个人和弱小社会群体都拥有知晓权，传播权对媒介的坚定和使用权接受媒介服务的权利；（2）媒介应主要为受众而存在，而不应主要为媒介组织、职业宣传家或广告赞助人而存在；（3）社会各群体、组织、社区都应该拥有自己的媒介；（4）与大规模的、单向的、垄断性的巨大媒介相比，小规模的、双向的、参与性的媒介更合乎社会理想。民主参与理论的核心价值是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互动性、传播关系的横向性或平等性。民主参与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仍然只不过作为民众的要求在体制外起着一种牵制作用。
（1）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防止私人和资本垄断，保障传播媒介和传播资源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根本制度，也是实行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重要基础。（2）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事业，必须坚持党性原则。（3）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执行报道新闻、传递信息、引导舆论、提供娱乐等多方面的社会职能。（1）大众传播活动必须与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基本任务；（2）媒介的自由伴随着相应的责任，这种自由必须在经济优先的原则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下接受一定限制；（3）在传播内容上，要求传播本国文化，优先使用本民族语言；（4）在新闻和信息的交流合作领域应优先发展与地理、政治和文化比较接近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5）在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利害问题上，国家有权对传播媒介进行检查、干预、限制乃至实行直接管制。分散性和异质性——广泛分布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其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匿名性——成员之间互不相识，对试图进行大众操作的社会精英来说也是难以把握的对象；流动性——大众的范围依对象问题而时有变化，其成员是流动的；无组织性——大众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因而不能作为一个主体而自主行动，大众行为主要是在外部力量的刺激和动员下形成的；同质性——大众成员虽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但又有同一的行为倾向，因而具有同质性，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操纵和影响。在人们就选举或其他政治问题作出决定之际，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是基本取决于他们迄今所持的政治倾向。人们的政治态度与他们归属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既有政治倾向不但决定着人们的政治选择，也制约着人们对大众传播内容的接触。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信息时，更愿意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和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而对与此对立或冲突的内容有一种回避的倾向。选择性接触机制的存在说明，受众在大众传媒面前不是完全被动，而具有某种能动性。特定的媒体或讯息所指向的、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侧面的，潜在的消费者的集合体。（1）容易把传媒与受众的关系固定为“卖方”和“买方”的关系。（2）这种观点更多地着眼于受众的购买能力与消费特点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属性，不能反映受众内部更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3）容易把“商品销售量”——收视率或发行量作为判断传媒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把公益性和社会效益标准放在次要的位置上。（4）只是传媒一方的观点，不是从受众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把受众看作是社会成员和公众的时候，受众拥有各种各样的正当权利。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3）传媒接近权：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核心内容是要求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这个概念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在西方社会产生了普遍的影响。
指的是受众并不是同质的孤立个人的集合，而是具备了社会多样性的人群。1、人们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具有一定的社会和个人心理起源。2、实际媒介接触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其二是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的评价，它是在以往媒介接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3、根据媒介印象，人们选择特定的媒介或内容开始具体的接触行为。4、接触行为的结果可能有两种，即需求得到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5、无论满足与否，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接触行为，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改变对媒体的期待。一改传媒角度为受众角度，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及其满足的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把能否满足受众需求作为衡量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开创了从受众角度考察大众传播的先河。曾在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史上产生重要影响。（1）认为受众的媒介接触是基于自己的需求对媒介内容进行选择的活动，这种选择具有某种“能动性”，有助于纠正大众社会论中的“受众绝对被动”的观点。（2）揭示受众媒介使用形态的多样性，强调了受众需求对传播效果的制约作用，有利于否定“子弹论”等观点；（3）指出了大众传播对受众的一些基本效用，矫正大众传播的无力性的“有限效果论”理论，因而被称为适度效果论。（1）过于强调个人和心理的因素，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色彩较浓；（2）脱离传媒内容的生产和提供过程，单纯考察受众的媒介接触行为，不能全面揭示受众与传媒的社会关系；（3）指出了受众的某种能动性，但这种能动性是有限的，仅仅限于对媒介提供的内容进行“有选择地接触”的范围之内，因而不能反映受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有着传播需求和传播权利的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这种作用是通过传媒的舆论导向功能发挥出来的，它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形成新的规范和价值，又可以通过舆论监督来维护既有的规范和价值。大众传媒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认知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它们还通过向社会提示具体的行为范例或行为模式来直接、间接地影响人们的行动。
即公众通过日常接触和使用传播媒介的直接体验而形成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这种“理论”虽然是直观的和零碎的，但却以舆论的形式对传媒的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传媒内部工作的人所持的观点，包括他们对传播活动的目的与性质的理解、信息选择与加工的标准、采编业务技术规程、职业道德规范。这种理论直接支配着大众传媒的运营和日常的信息传播活动。社会科学理论是从个人、社会与媒介三者的关系出发，通过对媒介活动及其客观结果的定量定性研究而获得的系统知识，它既避免了“常识理论”的直观性和零碎性，又与“现场理论”的业务主义和商业主义倾向保持了距离。
（一）早期的“子弹论”或“皮下注射论”（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末）20 世纪初至 30 年代末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核心观点是：受众成员是一个个孤立的人，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它们的行动。这种观点，后来被称为“子弹论”、“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这是一种唯意志论观点，建立在传播媒介实行垄断、受众的教育程度和人际交往频度较低的情况下。它过分夸大了大众传播的力量和影响，忽视了影响传播效果的各种社会因素，并且否定了受众对大众传媒能动的选择和使用能力。它对传播过程做了过于简单的描述：一方是全能的媒介在发送信息；另一方是分散的大众在等待着接受它，期间别无他物。这一时期的经典研究有：拉斯韦尔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宣传研究、关于电影和儿童的佩恩基金会研究、关于“火星人入侵”的研究等。（二）“有限效果论”（20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传播效果研究开始进入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重要特点是：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普遍应用于传播学研究，学者们开始对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与机制进行实证考察。这个时期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三个：一是“传播流”研究；二是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三是“使用与满足”研究。所谓“传播流”（communication flow），指的是由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构成这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人民的选择》（1944）、卡兹等人的《个人影响》（1955）、罗杰斯的《创新与普及》（1962）以及克拉帕的《大众传播效果》（1960）。《人民的选择》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 194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围绕大众传播的竞 选宣传，对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实证调查的研究报告。这次调查在俄亥俄州的伊里县进行，所以又称“伊里调查”。人们在就政治问题进行决策之际，这种决策的性质并不取决于一时的政治宣传和大众传播，而是基本上取决于人们既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他们把这个观点称为“政治既有倾向”假说。受众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传播内容，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的既有立场、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内容加以接触。很明显，这种“选择性”接触活动的结果，更可能在加强原有态度的方向上起作用，而不是导致它的改变。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就是两级传播概念的产生。3、卡兹和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制约大众传播效果的“中介因素”（1）选择性接触机制——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层次。这个机制的存在，说明 受众对某些媒介或内容具有回避倾向，而被回避的媒介和内容是很难产生效果的。（2）媒介本身的特性——讯息的媒介渠道不同，其效果也就不同。（3）讯息内容——包括语言和表达等，其方法和技巧不同，会令人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4）受众本身的性质——受众的既有立场和倾向、他们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意见领袖的态度，会对大众传播效果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对“有限效果理论”进行批评和反思的基础上，传播效果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理论模式或假说，其中包括“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知沟”研究、“培养分析”以及“编码与释码”研究等。这些理论或假说的主题、内容各不相同，但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研究的焦点大都集中于探索大众传播综合的、长期的、宏观的社会效果；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传媒影响的有力性；都与社会信息化的现实密切结合在一起。（1）“适度效果论”：“议程设置”理论、“培养理论”都强调大众传播效果和影响的有力性，但与子弹论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子弹论主张的是一种无条件、无中介的绝对效果，而宏观效果论则是在充分考虑到各种制约因素的基础上，对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做出的重新评价。进入 90 年代以后，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个突出热点是，探讨媒介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信源与内容联系的记忆逐渐淡漠下去，由信源居主导地位的可信性效果趋于减弱或消失，内容本身的说服。才能较完全地发挥出来。低可信度信源发出的信息，由于信源可信性的负影响，其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不能得以马上发挥，处于一种“睡眠”状态，经过一段时间，可信性的负影响减弱或消失以后，其效果才能充分表现出来。这种现象，霍夫兰等人称为“休眠”效果力才能较完全地发挥出来。尽管“休眠”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但它说明了一个重要道理，即信源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短期效果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从长期效果来说，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是仅向说服的对象提示自己一方的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材料（“一面提示”能够对己方观点做集中阐述，论旨明快，简洁易懂，但同时也会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说服对象产生心理抵抗。）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通过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逻辑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主要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1）它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限度地唤起人们的注意，促成他们对特定传播内容的接触；（2）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采取应对行动。注意：是由于“敲警钟”基本上是通过刺激人们的恐惧心理来追求特定效果，会给对象带来一定的心理不适；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容易招致自发的防卫性反应，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如此，究竟哪种程度的诉求效果最佳，目前在学界仍没有一致的结论。尽管结论尚难统一，但这些研究至少告诉我们，“敲警钟”必须掌握分寸，切合实际，不能仅靠危言耸听解决问题。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2）意见领袖并不集中于特定的群体或阶层，而是均匀地分布于社会上任何群体和阶层中。（3）意见领袖的影响力一般分为“单一型”和“综合型”。（4）意见领袖社交范围广，拥有较多的信息渠道，对大众传播的接触频度高、接触量大。贾尼斯认为，在自信心的强弱和可说服性的高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即自信心越强，可说服性越低；自信心越弱，可说服性越高。这一结论，被称为“自信心假说”。“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设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以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式来，把他们的关心和注意力引导到特定的问题上。（2）“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不是某家媒介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3）“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1）“议程设置功能”理论则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为效果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了重要的作用。（2）这个理论中所包含的传媒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的观点，把大众传播过程背后的控制问题重新摆在了人们面前。（3）“议程设置”研究与我国的舆论导向研究之间也有一定的理论接点。它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尽管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是强大的，但也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沉默的螺旋”（thespiralofsilence）概念最早见于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1980年以德文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这个假说由以下三个命题构成：(1)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2)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3)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中，舆论与其说是“公共意见”或“公众意见”，倒不如说是“公开的意见”。换句话说，诺依曼认为，只有那些“被认为是多数人共有的、能够在公开场合公开表明”的意见才能成为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社会效果和影响，包括了“认知→判断·意见→行动”的全过程。（1）它把对舆论形成过程的考察从现象论的描述引向了社会心理分析的领域，强调了社会心理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2）它强调了大众传播对舆论的强大影响，并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影响来自于大众传播营造“意见环境”的巨大能力。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cultivationanalysis）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这种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根据一系列实证调查和分析的结果，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伯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培养分析”是信息系统分析的延伸，换句话说，它的目的是考察大众传播的特定倾向所造成的社会结果。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
戈夫曼：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2、媒介框架
即媒介机构信息化处理的组织框架，它适用于多种类型的媒介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的研究。媒介框架的概念应用于新闻的选择、加工、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的研究，则称为新闻框架。（1）新闻框架是新闻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或准则），这些原则来自于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如新闻价值规律）的制约。（2）在一定的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定性的关键词或具有特定意义的图像符号等）表现出来，这些符号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4）新闻框架作为媒体为新闻事件定性的主导性框架，对受众认识、理解新闻事件以及对新闻事件做出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称为框架效果（framingeffect）。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原因、提供道德评价、示意解决方案框架是我们处理信息的认知结构，运用什么样的框架处理信息，会影响到我们对信息的处理结果，对事物的价值判断、态度及行为反应，这种影响，被称为框架效果。框架效果并不是绝对的。新闻框架的功能都只能在与受众框架的互动过程中，透过受众框架的过滤才能发挥其效果。受众个人接触和处理大众传播信息的认知结构和诠释规则，这种结构和规则来自于受众过去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既有的价值观和态度、行为取向，并导引着受众个人处理新的信息。
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该图的中心内容是：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1）传播技能上的差异——获得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的知识，需要一定程度的阅读和理解能力；（2）已有知识储存量的差异——知识储存越多，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越快；（3）社交范围的差异——社交范围越广，人际交流越活跃，获得知识的过程越能加速；（4）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的因素——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媒介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越高；（5）大众传播媒介的性质——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体，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在上述无论哪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处于有利的状况，这是造成社会“知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
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之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perceptualbias），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尤其是说服性信息或宣传以及负面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于这种感知定势的作用，大众传播的影响和效果，通常不是在传媒指向的表面受众（ostensibleaudience）中直接发生的，而是通过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thethirdperson）的反应行为实现的。（1）它指的是一种普遍的感知定势，即在评价大众传播的影响之际，通常会认为最大效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是发生在“他人”（广义上的第三人）身上。（2）“第三人效果”也是一种说服或宣传技巧。追求“第三人效果”的说服性传播，定位的致效人群并不是作为内容对象的“表面受众”，而是与他们相关的“第”三人”。（3）“第三人效果”指的也是大众传播的现实影响的一种发生机制。正如戴维森所关注的，在许多时候，对大众传播内容产生实质性反应的，往往不是“表面受众”而是他们的相关者。（1）“第三人效果”实际上是“多元无知”状态所导致的现象。（2）任何一种涉及大众传播影响力的现象，我们都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一种效果机制单纯起作用的结果。国际传播是与国际政治密切相关的传播。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国际传播的基本主体是国家，此外还包括：国际机构、超国家机构、同盟或地区集团、跨国组织或运动、国内各种集团和组织以及个人。国际传播之所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是因为它与国家或民族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各种各样的国际机构中，传播主体大多是以国家社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的，而大众传媒的国际报道也都是服务于本国利益的。因此，“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国际传播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它执行对内报道的功能，不断地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社会；第二，它执行对外报道的功能，担负着宣传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对外方针和立场的重要任务。
是诺顿斯登和席勒在《国家主权和国际传播》(1979)中提出的概念。所谓信息主权，简言之，即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这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2、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体制的权利;3、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的权利。
文化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现代帝国主义总过程的一部分。文化帝国主义既是这个总体过程的组成部分，又是它的结果。它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1、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2、它是一种文化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3、由于信息产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在文化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化手段，因此不少学者也把文化帝国主义称为“媒介帝国主义”(media imperialism)。
“新世界信息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这一概念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美许多弱小国家从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但是，由于长期的世界殖民体制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对新闻和信息生产、流通的控制，依然在顽固地维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受压榨、受控制的局面，必须改变现行不平等的信息传播体制。塔尔德认为，一切社会事物“不是发明就是模仿”，纯粹的发明是极少见的，大量的行为是模仿。模仿是通过人与人的接触和传播发生的，既然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那么传播也就是最基本的互动渠道。塔尔德的模仿理论，对后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传播在人格形成和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塔尔德还在1901年出版了《舆论与群集》一书，对舆论的结构及其形成、运动过程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的概念作出了严格界定，认为报刊是公众的“精神纽带”，它在“理性的舆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齐美尔：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形式社会学的创始人。（1）主要著作：《社会分化论》(1890年出版)、《社会学》(1908年出版)和《社会学的根本问题》(1918年出版)等。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就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也是最早研究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的社会心理学家，并且最早提出了传播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上的个人都是由特定的信息渠道相互连接的，要解释人的行为，最根本的是要搞清个人在这个传播链中的位置，也就是与谁有着信息传播的关系。齐美尔把这个传播网络描述为“舆论的厨房”
强调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认为大众传播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在密歇根大学任教期间，杜威曾经设想“通过出版一张小小的报纸来改造哲学”，并创办了以报道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和改良社会为宗旨的报纸——《思想新闻》。虽然这张报纸因经营困难而停刊，但他始终认为大众传播在改造社会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在力量，新的传播技术将会导致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杜威的这些观点，至今影响着许多传播学者。在1909 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一书中，他设了“传播”一章，从传播的概念、传播的意义和重要性、传播与人际关系、传播的社会心理功能，到印刷媒介与近代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等，对传播的许多重要问题做了深刻的论述。从这个意义上，库利可以说是最早系统研究传播现象，并最早进行了理论化尝试的一位重要学者。库利为社会学和传播学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概念：一是“初级群体”；二是“镜中我”。库利关心的焦点是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没有给予充分关注，这与他对大众媒介的营利性感到不满有一定关系。1913 年帕克应聘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为芝加哥学派的理论领袖。芝加哥学派在关于人的行为问题上反对本能论观点，提倡社会互动理论。他们认为人在出生之际并不具备社会性，使儿童成为社会性存在的是学习语言和感觉自我的过程，在这里，传播起着重要作用。帕克曾经为传播做出如下定义：所谓传播，即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个人由此得以推测他人态度和看法的社会心理学过程。帕克对大众：传播也有广泛研究。4、米德：芝加哥学派，社会心理学中的互动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米德关于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取得以及社会自我理论，对现代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具有很大影响，他提出的“主我”（I）和“客我”（Me）理论，对理解人内传播的社会性具有重要影响。在《自由与新闻》、《舆论》等论著中，李普曼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这个概念阐述了现代社会“环境的双重性”和大众传播对现代人行为的影响。另一个是“刻版成见”。所谓刻版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可以说，李普曼是较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的学者之一。
拉斯韦尔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倡始人之一，拉斯韦尔在宣传研究领域拥有很大的影响。拉斯韦尔曾经为宣传下过这样的定义：宣传就是运用象征符号来控制（人们的）群体态度，广义的宣传，就是运用各种表态方式以影响人们的行动的技术，这些表态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书写的、图画的或音乐的等。拉斯韦尔对传播学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过研究。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他最早总结了社会传播的三项基本功能 ，并考察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将其解析为五个主要环节或要素，对形成传播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卢因是德国犹太人，原在柏林大学任社会心理学教授，1933年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国，在艾奥瓦大学任教。卢因的主要专业领域是群体力学，他研究了不少群体传播的问题，如群体归属关系和群体规范对个人态度和行为的制约、独裁的和民主的领袖对群体运作效率的影响等。卢因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卢因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概念。后来，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到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制作和传 达过程的研究当中，“把关”理论成为揭示新闻或信息传播过程内在的控制机制的一种重要理论。霍夫兰是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霍夫兰和他的实验室的任务，是研究军内教育电影对提高士气所起的作用和效果，为此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实验。战后，霍夫兰带着 他的研究资料回到耶鲁大学，主持“关于传播与态度改变的耶鲁项目”，并把战时的研究成 果整理为《大众传播实验》（1949）一书出版。1953 年，又出版了《传播与说服》。霍夫兰 的学术关心在于揭示传播效果形成的诸条件，如信源的条件、传播方法和技巧的条件以及受传者本身的属性条件等，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实验。霍夫兰对传播学的贡献，一是把心理实 验方法引进了传播学领域，二是他的研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性和复杂性，为否认早期的“子弹论”效果观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中，拉扎斯菲尔德是对后来的传播学发展影响最大的一位。他是“两级传播”理论的提出者。1940 年，他和卡兹等人进行了“伊里调查”，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力量左右人们的态度，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如“政治既有倾向”的作用、受众对不同媒介或内容的“选择性接触”机制、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影响等。根据这项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了“两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才能发挥影响。这项研究对否定“子弹论”起了直接的作用，但也开创了“有限效果论”的传统。拉扎斯菲尔德对研究方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传播学研究的“工具制作者”。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他通过不断改进抽样调查技术和量化分析方法，为传播学赢得了来自其他科学的尊重。不过，这种经验主义和数据主义同时也受到了其他学者尤其是批判学派的抨击。1947 年，施拉姆在伊利诺伊大学创办了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并开设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课程。1950 年，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博士学位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通过，施拉姆成为该校传播学系主任。1956 年，施拉姆又创办了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研究所。他主编了最早的一批传播学教材，包括《大众传播学》（1949）、《传播过程与效果》（1954）等。施拉姆一生编写了近30 部论著，并开辟过几个新的研究领域， 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通、传播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等。他曾经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和80 年代初数次访华，是最早向中国介绍传播学的外国学者之一。
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一词，在广义上指的是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它与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会现象的流派相区别。在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尤其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从后者而言，它既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又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是一种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方法，它出现于 19 世纪后期，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1、研究程序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用于调查和分析的方法和技术不能随意变更，以便为其他学者提供验证的手段。2、社会科学家的首要目标，是收集和提供关于理论假设的无可争议的科学数据和材料。3、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建构关于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论模式或“定理”。1、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无限复杂，而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是有限的，尤其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理性和精神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单纯地用经验材料就能够加以说明。2、在目前的情况下，经验性研究所依赖的程序或技术主要是问卷调查或控制实验。就前者而言，仅仅具有“概率论意义上的科学性”，并不具备自然科学的精确和严谨；就后者而言，虽然一部分变量或条件在实验环境中得到操作、分析和处理，但在有限的实验控制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往往说明不了丰富多彩和复杂的社会现实。3、经验性研究所依赖的主要是个人或小群体层面上的经验材料，在研究现实的社会微观现象方面具有一定的效用，但在考察社会的历史过程以及宏观社会结构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尽管经验性方法论者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但这一点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经验学派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传播与人的行为问题上，着意探索如何通过传播来控制和修正人的行为，这些研究对社会管理来说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是，由于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和学术立场的倾向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
批判学派是在社会科学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下，以欧洲学者为主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学派。1923 年，几乎在美国开始经验性传播研究的同时，欧洲一部分学者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在德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于 1933 年迁到日内瓦，1934 年又迁到美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战后于1949 年重新迁回法兰克福，成为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运动的理论据点。 M. 霍克海默、H. 马尔库塞、T. W. 阿多诺等人1、他们都对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持否定和批判态度，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批判学派的最主要理由。2、他们更多地将传播理论和社会理论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与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宏观问题，这些问题在经验学派的研究中大多有意无意地受到忽视和回避，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和启发意义是不容置疑的。3、批判学派在方法论上思辨为主，反对实证主义态度。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所的 S. 霍尔、D. 莫利等人为代表。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1）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2）妥协式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3）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做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霸权”（hegemony）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最早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主概念加以使用。葛兰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做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葛兰西的这个观点，把“霸权”看做是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哈贝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传播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带来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操作能力的扩大，而且也强化了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支配关系。哈贝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意”的新型社会关系。哈贝马斯主要以社会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探索传播与社会变革问题，其中包含着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他的传播观中带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和“伦理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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