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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深了，天那么寒凉。西风从领口、袖口、裤口里灌进衣服里，像一枚枚针刺到骨头缝里。 一架丝瓜占据了半个院子。尼龙绳编织的网罩在头顶，曾经绿意盎然黄花灿烂的丝瓜，只剩下枯黄的叶和干瘪的藤，稀疏难看。爬在北屋的南瓜棵也已老去，叶子失了水分，垂头丧气地卷着边，在风里苟延残喘。院墙上，枯草的断茎，迎风抖着。只有南屋门前的柿子树，挑着几个橙黄的柿子，给小院带来些许活气。 娘蜷缩在沙发里，眉头紧皱，把一张脸缩成一颗沟壑纵横的核桃。她默默抽着烟，一口一口地吐着烟雾，苍白蓬乱的头发在烟气里飘动，每一根都诉说着什么。二姐坐在门口，脸朝外，无声地流着泪。看见我，二姐没说话，抬起袖子，胡乱在脸上抹了两下，推上电动车，走了。 我进门，什么也没说。我能说什么？我又能说谁呢？ 给娘倒了一杯水，我坐下，静静地等娘说话。娘把快要烧到手的纸烟使劲吸了一口，烟屁股扔在地下，重重碾一脚，端起茶，咕咚喝一口，没等说话，老泪纵横。 娘俩肯定是为了房子生气，她们也只能是为了房子生气。 娘的房子，是在老屋地基上盖起来的。老屋五间北屋，三间西屋。娘和爹住北屋，二姐一家住西屋。二姐结婚后，一直在娘家住着。那时候，二姐夫还是毛头小伙子，人却极懂事，体贴，说话也好听，颇得爹娘的欢心。姐夫休班的时候回家，也会给爹娘带点点心什么的。娘心疼他们日子不宽裕，常常给钱。姐夫有时候要有时候不要。二姐生了孩子，一家三口才回婆家居住，不久，又搬了回来，在西屋里一住就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二姐家和爹娘相互帮衬，日子过得喜气洋洋。 老屋的院子特别宽敞，原是地主家一所二进的院子，土改后分给爷爷，几经翻盖成了这样。娘对老屋特别看重，覺得她是老屋唯一的主人。娘无数次说起她刚回老家时的经历。 爹曾经是公家人，文化大革命不久回的老家。奶奶家特穷，除了一间小北屋，啥也没给爹娘，连烧火的地方也没有。娘拿三块石头垫锅，在墙角烧火。穷不怕，让娘难熬的是，这房子每晚都闹动静。一吹灯，到处稀里哗啦地响。门窗、房梁、墙角旮旯，连那张发着黑红的老抽屉都在制造着怪异的声音。娘素来大胆，也吓得睡不着觉，又不能总点着灯。没办法，爹把民兵连的机枪借回家，支在当屋，他们才得以安睡。 据说，很久以来，这屋子就有动静，没人敢住，爹娘回家没有地方，只能住在这里。公家的机关枪不能常放在家里。没有机关枪的夜里，屋里总是稀里哗啦的。如此惊恐的夜，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那夜。 那天是初一，天上的星星虽然很亮，却不能穿透糊着毛边纸的老式木格子窗户。爹去巡夜，娘一个人躺在炕上，瞪着眼睛听各种各样的声响。她已经没有最初的恐惧了，这个18岁就带着一大队人在利津洼与天斗的女大队长，打算勇敢地接受事实。“你响你的，我睡我的”。果真，娘睡着了。 突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传来，娘一下子睁开眼，循着声音望去，她看到一个白衣老者坐在房梁上，雪白的胡子一直垂到地面。娘也不害怕，大声呵斥：“你这老头，大半夜坐在屋梁上干啥？这是俺家，你快走。”老头呵呵一笑，身子一翻，顺着胡子溜下来，站在娘的炕前，恭恭敬敬地说：“我是来送钥匙的。替你看了好多年家，你来了，我该走了。”说着，把一把长长的发着黄光的铜钥匙往娘枕头下一塞，转身走了。娘一激灵，醒了，原来做了一个梦。摸摸枕头下，啥也没有。约莫时间，正是半夜。 第二天跟爹说起这事，爹死活不信。不过也怪，从此，屋里不再有奇怪的响声，每个夜晚都安安静静的，除了老鼠偶尔偷东西吃。 这件事后，娘笃定自己是这家的主人，还认定，这屋子下埋着宝贝。娘第一次翻盖北屋，地基挖得不深，只挖出几串生绿锈的铜钱。翻盖西屋，可是什么也没挖出来。最后一次盖屋，也没有挖出什么。娘不死心，一直念念不忘。 如今的房子是2000年盖的。那时，大姐还在。大姐家在村子最北边，中间隔着一个湾，出入不方便。跟村里要地基重盖，一直批不下来。我们的老屋，按规划，占着一块半地基，加上屋后的大街和前邻的后墙，正好是两所宅院。娘斟酌再三，决定让大姐二姐一起盖，一前一后，起两所院子。那时候，地基花钱买，占了娘的老宅，地基钱就免了。 前院的房子，是二姐家出钱的，沙子砖头木头人工，一共三万。娘没有花钱，但老屋扒下的砖头、木头、房梁等能用上的全用上了，也省下不少钱。至于房子怎么盖，找什么人，管啥样饭等，一律是娘和爹操心。那时二姐夫在张店上班，休班时才能回来，盖房子，谁也不指望他。任何事，都是二姐和爹娘商量着办。 爹在屋基前的台子上（老屋高，挖下一段）搭一个棚子，放一张床、锅碗瓢盆和炉子。其他的，只能放在外面。娘不舍得二姐和外甥在外面受风寒，让她们去大娘家住，老两口住棚子。爹娘和沙子、砖头、瓦块一起，一住就是几个月，监督工程进展，干一些杂活。夜间，老两口便坐在棚子前看门。春寒料峭，需穿着厚棉袄来抵御夜寒和潮湿。看着眼前堆放的各种建筑材料和渐渐高起的房子，老两口眼里充满希望。 大队部的地基登记册上，写的是爹的名字。二姐住娘家，没资格要村里的宅基地。其实，不因为二姐，爹娘不会盖房子。他们没有儿子，老屋完全能住到老。翻盖了两三遍屋子，花光了一辈子积蓄，盖房子又特别操心，他们老了，实在折腾不起。 新屋盖起来，姐姐姐夫很满意，对娘格外好起来。爹娘住上新房子，更是欢喜。两个闺女，一个在当院，一个在后院，两个胖外甥承欢膝下，在宽敞的大屋里跑来跑去，这样的日子多么幸福啊。好景不长，大姐早逝，后院换了女主人，爹娘不再踏进后院半步，那房子也便成了隐在心头的一根刺。 娘和二姐家关系从什么时候变化的呢？大概是姐夫下岗回家后吧。姐夫的新工作离家近，他日日回家。大家相处的时间多了，生活琐屑鸡毛蒜皮的事也多起来，渐渐不如人意。我记得周末回家，孩子们大声吵闹时，娘总会说：“小声点，你大爷在那屋睡觉。”偶尔看见姐夫走出屋子，话也不说，脸拉得老长。也是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世上最难看的是一张阴沉的脸。 大姐去世的第三年，二姐买了楼，搬出去了。二姐走，娘很生气。当初二姐夫执意来娘家住，说好养爹娘的。如今大姐没了，二姐要走，娘当然生气。但爹娘是通情达理的人，又疼二姐，即使有太多不舍，还是让他们走了。偌大的院子里，只剩下了爹娘两人。好在二姐离得近，又在村前的厂子上班，一天也来个两三趟，给娘收拾收拾，或者买点吃的。娘渐渐觉得这样也好，不再生二姐的气，还按时给二姐做饭，中午一起吃。 娘俩什么时候开始斗气的呢？大概是从有人说村里要盖楼，旧房换新楼。二姐动了心，跟爹娘说要在地基登记本上换上姐夫的名字。爹娘没有同意。那时，娘有事不跟我们说，有爹在，娘有主心骨，啥主意都是老两口拿。隐隐听说，姐夫托人去队里说情，但人家不给改。确切地说，他们没敢改。爹是老党员，为了选举时那神圣的一票，他们不敢得罪老头子。 2013年7月11，爹走了。正是三伏天，天却极为凉爽，甚至有些悲凉。老家的院子，只剩下了娘一人。少了爹，娘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她不用忙里忙外伺候卧病的老头子，自己却病了，接二连三，一年多才恢复过来。二姐怕娘孤单，让租房住的表弟一家搬来，跟娘作伴。 第二次说房子的事，是大前年，县里来人丈量了房子，说是要给房子上户口。二姐又想给房子改名，娘还是不同意。娘去大队部说：“谁改了我的房子名，我就死给谁看。”老太太的烈性，相处一辈子的乡里乡亲都知道，自然没人敢改。况且，姐夫毕竟不是本村人，于是这事又搁下了。每提一次，娘必定生好几个月的气，但从来不冲姐夫姐姐发火，只是跟我叨叨，跟小妹叨叨。姐夫呢，来娘这里的次数越来越少。我想不通，当年那个体贴温顺的姐夫因何会变得如此冷漠。仅仅是因为房子吗？二姐正相反，提了房子的事，她便更勤地去看娘，帮娘干活。我分不清是因为内疚还是别的。 2016年正月，三姐因病去世。娘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下子垮了，有时糊糊涂涂，念叨大姐三姐，也念叨二姐，让我们别忘了二姐的好，说老二要饭给你们吃，挣钱给你们念书什么的。只是在房子问题上，毫不让步。二姐似乎看明白了一些事，再也不提房子。去年，县里真的派人落实房主名字，说将来办房权证用。大队登记本上，划掉爹的名字，换上了娘的名字。对此，二姐没有任何异议。只是从娘的叨叨中，我知道姐夫跟二姐吵過几次。 我知道房子转户要交不少钱，就委婉劝娘：“要不直接写上姐姐的名字吧，省得以后转户麻烦。” 娘长叹一口气：“傻闺女，你以为我不疼你姐姐。你以为我只为自己？”她抽一口纸烟，烟圈一红，又落下泪来。“谁知道老天会咋对人？我想到天边也没想到，老大老三会死。老二长命百岁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房本上是人家的名字，你们几个还有份？爹娘辛辛苦苦巴结一辈子，给你姐行，别人不行！”透过发污的玻璃窗，娘望着柿子树上仅存的几个柿子呆了好大一会儿。也不知咋的，这棵柿子树结果挺多，就是留不住。就像我们，原本姐妹六个，热热闹闹的，十年走了俩，只剩四个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娘吓破了胆！ 娘不答应，我继续劝。“我们都是姊妹，谁也不跟二姐争的。”娘说：“孩儿啊，你姊妹不争，女婿呢？事情到不了头上，谁也看不出咋样。”接着，娘说起了九姑的事。 九姑七个闺女，三闺女在本村，最孝顺。九姑父去世后，老三把九姑接到家里。相处多年，九姑对老三两口子很满意，姐妹们也觉得老三做得好。所以，当老三提出卖掉九姑老屋时，没人反对。九姑甚至把卖房子的钱给老三添上给外甥买了楼。结果呢，几年后，三女婿变了，说娘不是一个人的，非要轮着养。其他姐妹生气，不答应，于是争吵不断。结局是九姑每个闺女家住一个月，到点就走。有的女婿小气，给九姑甩脸子，九姑只是忍着，她后悔卖掉房子。连后悔带憋气窝火，没几年死了。发丧在哪里又是一阵争吵，最后，抬到老三家发丧。丧事完毕，三女婿赌气，离家出走了。 “你九姑辛苦一辈子，到了，连发丧的地方也没有。我不能失了主意，得给自己留个发丧的地方。” “留个发丧的地方！”一阵悲哀涌上心头，泪水在眼圈里转了转，终于滴下来。我心里难受，却不得不承认，娘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农村，发丧是大事。老年人去世，更是大操大办：请戏班，吹唢呐，摆酒席，几乎全村出动，甚至惊动四围两庄的人。那么多人，那么多车，那么多花圈，闹上两三天。 爹的丧事，也办得不小。守灵的帮忙的看热闹的塞满屋子，街上还站着半街筒子人。流水席摆半个街，成箱的矿泉水摞得像小山，还有烟、酒、茶，花钱真不少，但娘不心疼。娘没有儿子，她一直害怕，他们死了没人抬。似乎老人都这样想，在村里混一辈子，就贪恋个生前人人看得起，死后有人抬的风光。 没有房子，去哪里发丧？我理解娘。但房子过户要交很多钱，我体谅姐姐，再次劝娘：“房子换成二姐的名字，没事。”娘一句话堵得我无言以对：“住儿子的房子，是家;住闺女的房子，是客……” 我不怪娘，更不怪二姐。对二姐，我更多的是敬重和同情。二姐是姊妹中读书最少的一个，也是对家里贡献最大的一个。二年级辍学，去挖河的工地要饭，捎回家，让我们度过饥荒，省下的粮食，第二年盖屋用了。十九岁学会开拖拉机，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打场拉庄稼运煤，供四个妹妹读书。可惜，当年那个全县唯一令人羡慕的女拖拉机手，早已消逝了颜色褪去了光环。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她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姐夫下岗，而后到某化工厂上班。劳累不说，还受毒气熏蒸。腰一直有病，却不敢请假。小组长多方刁难，还得陪着笑脸巴结。只为保住一份工作。过年过节抢着值班，就为了多领加班费。二姐呢，打工十几年，工资好不容易涨到一天80元，却因为职业病（常年握剪刀裁剪布料，右手扭曲变形，脊椎颈椎严重受损）再也无法打工。儿子到了结婚年龄，付房子首付，花掉一辈子积蓄;接着是儿子定亲，钱当然不够，于是跟姐妹们借。今年，儿子要结婚，钱还得借。她实在是够难的。就是把老房子卖掉，添补上给儿子结婚，我也觉得不过分，毕竟那房子是她出钱盖的。 我劝娘：“二姐挺难的，要不，给姐姐吧。她愿意留就留，愿意卖就卖。” 娘勃然大怒：“房子卖了，你娘睡大街吗？”娘说的也是事实。电视上曾报道过老人睡大街、楼道甚至猪圈的新闻。远的不说，单是我们村里，母亲的那些老姐妹们：三娘娘，九婶子，英嫂子，苍姐姐……这些土里刨食的老人啊，有几个不为老了谁管，住在哪里发愁？ 我不会让娘睡大街，赶紧说：“我养你啊，你跟我去吧。”娘叹口气：“傻闺女，娘有房子，在谁家住都没事。如果娘没了房子住闺女家，天长日久，就没好样了。你忘了小艾娘的事吗？” 一提小艾娘，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干练泼辣的妇女，继而渐渐萎靡低矮，缩成一个满脸愁容的老太太。小艾是我闺蜜，她娘性格刚强，因为小事，跟小艾爹赌气，住到小艾家，看孩子做饭照顾闺女。小艾的儿子长大，小艾女婿变了性情，对小艾娘横挑鼻子竖挑眼。刚强的老太太受不了，生气去了二闺女家。不久，灰着脸回来了。她没给二闺女看孩子，二女婿挑理了。更难的是，她常年不回家，老头死后，房子被小叔子占去，她是想回也回不去了。现在轮着在闺女家待着，偶尔去兄弟家住一半个月。近日看到老太太，已衰老的得不成样子。没有了房子，就没有了家，没有了根，她无所依托，终于变成一片秋日的浮萍，枯萎老去。 面对泪流满面的老娘，我实在无语。只默默地看着窗外越来越干枯的南瓜叶子。我知道，这个村子，这所房子，是她情感的依托，灵魂的归宿。老娘的愿望很简单，简单到令人心酸：房产登记簿上有她的名字，村里有属于她的窝;活着有地方可想，死了有地方发丧。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 曹王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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