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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东西，一是一台小收音机，他耳朵有点聋，常常把收音机举到耳边。他的另一个标志，有一块茶色的怀表，过了一个时辰，他会习惯性地掏出来看看时间。半导体和怀表，像父亲的亲密朋友，一直伴随在他身边，成为他暮年的挚爱。 当年，下乡知青小金有一台收音机。夏日，细月或月圆的夜晚，繁星点点时，小金的门口总会挤满了大人和孩子。老人衔着烟袋，孩子们躺在蓑衣上，好奇的大娘婶子们也会手摇着扇子，静静地围在这里。全村有了这台收音机，大家的心中一下子有了憧憬，给枯燥乏味的农家生活带来亢奋和情趣，每个晚上，大家不亚于看一场电影。不知父亲是不喜欢，还是放不下面子，他很少去凑这个热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里装上了大喇叭，它的功能几乎局限在村里几个干部身上。发通知，催公粮，宣传计划生育，一些干部常常是不喝酒不发话，喝了酒对着话筒放粗。父亲也懒的听，偶尔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有时候把烟袋向鞋底一磕，发几句牢骚。那几年，人们都躲在自己家里看电视，大喇叭反而成了扰民的噪音。那些似乎能闻到酒气，啰哩啰嗦的讲话着实让大家心烦。 收音机、录音机……三转一响，在乡村这块穷乡僻壤之地，曾经风靡一时，谁家闺女出嫁这是一份昂贵的大礼。那些蓄着长发，身穿喇叭裤，手拎着，肩上扛着，在街上招摇过市的双卡录音机一夜之间也无人问津。彩电像“堂前燕”，悄悄飞入寻常百姓家。随之，一种价格低廉，交直流两用收音机、播放器，大量上市，它受到城乡老年人的青睐。不知何时，父亲买了一台。自从有了它，父亲的古稀之年近乎痴迷于它，仿佛他的前半生白活了。早上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早晚须臾不离，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不知听了多少遍，每逢收音机里传出刘兰芳的声音，父亲一下子来了精气神。有事没事，只要到了这个点，生怕错过，手中的活都停下。一次灶台上蒸了馍头，父亲只顾添柴烧火，竟然忘了时间，水没了，馍头冒烟了。长此以往，如此着迷，娘和父亲吵过架。“你看看，像灌了迷魂汤，不知在想什么？饭不吃，一天到晚把收音机贴在耳朵上，我就纳闷，听书能当饭吃”。娘的话带有几分埋怨，也是处于对爹生活上的关心，她是不愿意看到父亲迷上收音机的。父亲穷困了大半生，心灵干枯荒芜太久，他又能怎样？ 人的确是一种奇怪的动物。父亲大半生没戴过手表，他却只字未提过。一旦获得却爱不释手。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钟表柜发现了一款怀表，很适合老年人戴，我买下来送给了父亲。看时间并不重要，也想让他像许多老年人那样有个标配。父亲自接过怀表那天起，就把它揣进衣兜里，半截黄色的表链缀在钮扣上。从表情上看父亲对此很受用。人前人后，有事无事他会拿出来端详一下，有了它，故事似乎也多了。听娘说，自从父亲添了怀表，倒是活出味道来了，再也不用白天看日头，夜间听鸡打鸣了，几点起床，几点吃饭，生活讲究起来。 有一段时间，怀表罢工了。父亲像丢了魂似的，问问表匠，这哥们伸出手指一比划，要几十元大票方可搞定。“操他个奶奶的，真是白菜盘出个牛肉价，拴牛的缰绳倒比一头牛贵，我这个破表也只值几十块钱，不修了”。不过，气归气，骂归骂，时间久了，父亲心里还是痒痒，回过头还得去求那个修表匠。 父亲只活了七十六岁，当他的人生走向归结，把他从宅院送到墓地这个最后驿站的过程中，遵照他的遗愿，“两大件”放进棺材里。那个年代，收音机和怀表已不是稀缺之物，许多老人人手一台。不过，凭我的感知，父亲临终时依旧爱着这两件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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