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长江文化的发展线索、文化特征及其研究方法 邓剑秋 张艳国 本文刊登于《长江文化论丛》第一辑 一 长江文化的发展线索，大抵经历了合二为一时期、长江文化发展的三次契机与中国文化重心的三次南移时期、长江文化经历三次巨大冲击和振荡时期、长江文化的自觉时期。长江文化的发展线索，包容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认识长江文化的发展线索，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长江文化的发展体象与文化特征。 (一)长江文化的合二为一时期 在漫长的文化发展道路上，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是呈一与多、相辅相成、互容互补的发展态势展开的。春秋以降，在长江流域形成了与中原华夏文化之夏、商、周文化统绪相对应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1)  吴越文化发祥地之——西塘古镇 楚文化辐射长江中游地区，北接中原华夏文化，南靠珠江流域的岭南文化，东连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它是南方蛮夷文化的主干。楚武王三十五年，楚君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伐。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2）史家评论道“鬻熊之嗣，周封于楚。僻在荆蛮，荜路蓝缕。”(3)楚君讨周室之封号，可见，楚文化是奉中原华夏文化为正统的，它承认自己居次文化的蛮夷文化地位。由此反映了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主辅依存关系，文化的互相交流、互相影响的关系。 吴越文化，东临海滨，西连楚文化，北承华夏文化，地处今江浙一带，是南方蛮夷文化的又一支。史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4)由此可见，吴文化的原生形态是蛮夷文化。至于越，本是楚的属国。公元前496年，越助楚攻吴，大败，遂为吴之与国。公元前473年(周元王四年)，越王勾践复仇，遂灭吴。从此，吴越文化合流，遂称吴越文化。越文化的起源，来自越族，属地地道道的蛮夷文化。 公元前306年(楚怀王廿三年)，楚国灭越，在江东设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剪破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当，楚灭。秦灭楚，对于南方蛮夷文化而言，可谓合二为一。这样，楚文化、吴越文化一道被纳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轨道。以华夏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吸纳了有个性、有特色、有内涵的楚文化、吴越文化，而楚文化、吴越文化则为华夏文化的发展壮大注人了活力。 在早期的长江文化发展时期，其发展轨迹反映着一与多的关系。即华夏文化与吴越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血与火的争战中，华夏文化与吴越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着、互为吞吐，最后，又通过残酷的战争使多归于一，在一中张扬多，即在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轨道上发展多样化、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类别。 (二)长江文化发展的三次契机与中国文化的三次南移（5） 代表着早期长江文化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经过秦统一中国的战争，被纳人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轨道。此前丰富多彩、富有生机的多种区域文化形态，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伴随着秦国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向秦始皇的朝贺颂扬之声，都被纳人了以华夏文化为基本特质的统一的中国文化发展模式。  项王故里 两晋之际，由于黄河流域长期战乱，伴随着永嘉之乱的晋室南迁，黄河文化圈开始扩张到长江流域，为长江文化的跃迁带来了历史的契机和活力。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室渡江者百家。”(6)虽然在文化整体水平上，黄河流域仍占绝对优势，但是，晋室南渡一百年后，在文化体象上长江文化的蓬勃生机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自汉氏以来，民户雕耗，荆楚四伐之地，五达之郊，井邑残亡，万不余也。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无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地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祀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7）与此相照映的是，精英文化伴随着豪宗大族南迁也有大的发展，以陶潜、徐陵、庾信、颜之推等人为代表，成为长江文化第一批耀眼的文化明星，与黄河流域的文化巨星何晏、阮籍、王弼、范晔等人交相辉映。 隋唐之际，尽管长江流域的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但随着政治中心的北徙，文化中心也迁移到黄河流域，如唐兴科举，取士者北占什七，南居其三，精英文化则北方尽占风骚：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僧一行、玄奘、孙思邈、颜真卿，等等，皆一时之巨子，旷世人杰。安史之乱，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使统治者不能不把经营重点放在南方，再一次为长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柳宗元 1126年，金军南下，掠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是为“靖康之难”。经历靖康之难，黄河文化再次受到严重损毁；宋室南渡，偏安江左，进一步刺激长江文化的发展。从此，在经济上长江流域取得了压倒黄河流域的优势。明代邱浚指出：天下之租赋，江南居其十九；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而苏州尤甚。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之一弱，而赋近天下十分之一弱。（8）南宋以后的民谚有云：“苏杭熟，天下足。”明代又云：“湖广熟，天下足。”“苏杭富，甲天下。”就是证明。反映在精英文化上，长江流域的文人学子，自南宋以后，独领文坛学坛之风骚。自南宋中期始，宰相其出南人，进士以南人居十之九，状元庶几为南人矣。 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长江文化的发展线索，反映了落后与先进的关系问题，即落后的长江文化与居于主导地位的黄河流域华夏文化如何相处，如何实现由落后变先进的位移。在靖康之难以前的一千三百余年间，以华夏文化为内核黄河文化居于领先和主要的地位，而长江文化居于落后和次要地位。受到战乱的刺激，黄河文化圈扩大开来，长江文化也因之成长壮大起来，最终实现了由落后变先进的跃迁，成为中华文化中的最富活力的区域文化。 (三)长江文化经历三次巨大冲击和振荡 18世纪，经历工业革命，最先进人资本主义的英、法、美等国，成为世界先进国家，为了向外倾销商品和开拓原料市场，圈定殖民地，它们将矛头指向了古老的东方帝国。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则经历着封建末世；资本主义在长江文化的母体中萌芽，但资本主义尚未发展起来；封建土地所有制激化了社会主要矛盾，传统危机此起彼伏；腐败的社会风气严重地腐蚀着社会政治、国家军队，武备废弛。19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通过坚船利炮率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长江文化经受着外敌的空前跳战，经受着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1842年在南京签定的《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使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长江文化则首当其冲。 长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经历着文化转型：一方面，是在自己母体中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受制于封建制度的重压，动力严重不足。它反映着中国由传统社会的文明转换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通过武力试图将它纳入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世界历史轨道，促成它实现文化的转轨。因此，长江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文化转轨中，一开始就严重地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重压，特别是面临着被纳人殖民文化范畴的灭顶之灾。长江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所受到的外来文化冲击，诚如李鸿章所言，是经历着“千古未有之奇变”。   正是在这样险恶的时代条件下，在19世纪90年代，长江文化抒发出“变法图强”、“保国、保种”的时代强音。长江文化在中国文化再一次迈向近代化的变革中，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有时甚至是主导性作用。试举两例说明：1895年起，维新派十分活跃地从事了组织学会的活动，希望以此为依据推进变法维新活动。据不完全统计，除香港、澳门而外，在1895至1898年间成立各种学会78个，仅湖南省就有18个，居首；上海有17个，居次，而两地之和已去其半。作为首都的京师北京，只有14个。又据不完全统计，1895至1898年间，全国创办的主要报刊达31种。其中，十之六分布在长江流域。其中有广泛影响者三：《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长江流域有其二。《强学报》倡言“学则强，群则强”，阐述变法之必要，鼓吹设立议院之亟需，影响甚大；《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数月之内，风靡海内外，发行万余份。总之，在中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变革、走向近代化的探索中，长江文化是勇敢地居于前潮的。在中国文化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转轨中，长江文化的近代化变迁始终居于领先地位。在这一时期，展示长江文化体象的代表是上海，它可谓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本营：革命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思想的传播，文化革命倡议的发出，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猛烈批判，有声有色地组织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等等。总之，一系列重大的民主革命活动、历史事件，总是与上海联系在一起的。从章太炎、陈天华、邹容……到陈独秀、鲁迅、胡适……，中国近代化的变迁，几乎是以上海为龙头、以长江流域为龙身而起舞的，从而掀起了一出出波澜起伏、蔚为壮观的历史活剧。长江文化在中国近代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冲击和振荡，其发展线索是处理中与外的关系问题，即如何回应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使中华文化免遭殖民主义文化统治的厄运。 长江文化在追求近代化，批判中国封建主义、反击外国殖民主义文化、学习和吸纳西方先进的文明中，卓有建树，打下了深重的文化烙印。它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探讨长江文化的现代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现代化，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四)长江文化的自觉 辛亥革命后，封建主义的猖撅与倒行逆施，外国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欺压，再次教育了中国人民。要推翻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怪圈，必须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觉。在中华民族实现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中，长江文化走在前列。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其发祥地和早期的主要根据地，是在长江流域。例如，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上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主要来自长江流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早期革命根据地主要地集中在长江流域，受到长江文化的滋养，等等。它表明，长江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伟大变革中，始终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 在长江文化的自觉时期，其发展线索所反映的是“我”与“他”的关系。“我”，是指长江文化固有的传统，中华文化的核质；“他”，是指从西方传来的马列主义。处理两者的关系，也就是如何使之融合起来，以便形成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完成长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的理论。在这一历史时期，长江文化最著特色，为中国的现化事业放射出了灿烂的文化光彩。  长江古镇——李庄 二 基于对长江文化发展线索的描述，我们可以大至致勾勒一下长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文化内涵的综合性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它来形容长江文化的气魄与气势，最为合适。长江文化极具综合性物特质和文化功能。它能吸纳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富于创新进取。在长江文化的源头，楚文化吸纳了华夏文化以及其它蛮夷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张正明先生在他的名著《楚文化史》中有“楚文化发展的特殊道路”的述论，他指出:“楚国在政治是结夷夏为一体的进程，也是它在文化上熔夷夏为一炉的进程”随着夷夏文化的相互激荡，楚文化达到了它的茁长期。楚文化的一切重大成就，都是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新的结果。”(9)这是令人信服的。在长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长江文化始终保持了它的综合性功能，才保持了它的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一种区域性文化，如果没有综合性特质与功能，要蓬勃地发展和生存下去，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在长江文化承接中国文化重心的三次南移过程中，还是在长江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三次冲击与振荡，长江文化一再地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它特有的综合性文化功能。 (二)文化形态的开放性 文化的开放，意味着文化的发展。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必然走向死亡。长江文化具有开放性这一特性，才能“不弃尘埃成其大”。在长江文化的源头，吴越文化是开放的，它能虚心地考察、学习华夏文化。史载吴王习华夏之礼的事迹，颇有代表性。吴王梦寿元年(公元前585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并与“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喟然在叹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俗，岂有斯之服哉？”（10）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长江文化和极承接中原华夏文化，体现了它开放的文化心态，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文化积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内容，展示了它开放的文化的胸襟，正是由于它具有开放的文化特征，长江文化才能在中国传统社会由落后变先进，大有作为，最后成为中华文化的重心，它才能在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积极推进中国社会的变迁。 (三)文化精神的自强性 文化的自强精神，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一种文化是否具有自强精神，是决定它是否具备有超前性或前趋性发展力量的重要标准。长江文化具有自强的文化核质。在它的源头，它就是自强不息的。楚国荜路蓝缕，辟在荆山，用夏变夷，自强奋发，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形成了灿烂壮美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具有自强不息的文化动力，在很长时期得以绵延发展。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终于复仇称强。长江文化源头所创就的自强不息的文化内核，成为长江文化发展中极具活力的文化因子，日月虽易，其不己，影响甚巨甚大。在长江文化由落后变先进的历史发展时期，它显示了伟大的力量；在长江文化近代化的转换时期，它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功能。这是无从置疑的。  卧薪尝胆 三 在长江文化研究中，我们觉得重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是必要的、重要的。 (一)比较研究方法 对于长江文化具有可比性的文化类型留心观察，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考察长江文化，可以分解中华文化与区域文化发展之一与多的关系，从而开掘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比较中，界定这些文化各自的文化特征，等等。还可以将长江文化与世界上同纬度的其它流域文化比较。 能够丰富我们对历史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认识，丰富我们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认识，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区域史、区域文化研究理论。 (二)个案分析方法 个案分析方法，可以突出研究对象的特点、特征、特性，有利于纵深开掘内涵。对长江文化开展研究，既可以把长江文化的每一发展阶段予以单独的研究，又可以研究其某一层面，某一侧面，还可以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思想流派、重要论著，等等。当然，其研究的角度，应该是历史与文化学的。譬如，将屈宋楚辞、陶潜诗、徐庾骈文从长江文化的角度予以个案分析，就可以新解叠出，大有益于中华文化史的研究；将明末清初兴起浙东学派、三大启蒙思想家以及清末民初的湖湘文化从长江文化的角度予以个案分析，会不断得取新的创获，增长学术，提高学术，提高识见，等等。 (三)文化人类学方法 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包括；考古学的方法、工艺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语言学的方法、民俗学的方法，它具有综合性、概括性、理论性，重要在原理式研究。在吴越文化、楚文化研究中，在对长江论的传统社会的演变过程研究中，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获得传统史学方法所不能取得的成果，譬如，吴国、越国、楚国、的文字、语言、习俗、工艺、家庭、族系、婚姻，等等，只有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传统方法难以持久见效。尤其是对于研究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传统的史学方法更显其局限。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四)心态分析方法 在长江文化研究中，分析和重视文化冲突中的民族文化心态、群体文化心态、利益阶层的文化心态，影响文化进程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文化心态，对于我们解开许多历史文化之迷，大有帮助。一种研究方法的运用，体现主体认识问题的一个新角度、一种新思路，因而，它本身就反映了学术研究的突破。 当然，我们在着重提示运用上述方法的同时，绝不排斥运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我们认为，在长江文化研究中运用传统方法，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会犯下极大错误，带来新的损失。我们也认为，重视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本是推进长江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些，都是人们惯常所深知熟知的道理，因而不予详述。 注释: (1)巴蜀文化，有学者认为系楚文化的亚支，此论不确。 (2)《史记·楚世家》。 (3)司马贞《史记索隐》。 (4)《史记·吴世家》。 (5)中华文化重心南移之划分，采陈正祥教授之说，见《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3年版。 (6)《观我生赋·自注》。 (7)《宋书》卷54《沈昙应传》。 (8)《新唐书·食货志三》。 (9)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吴越春秋》卷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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