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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米后到西藏北路桥，桥北堍是四行仓库，抗战期间这儿有一场著名的保卫战。 西藏路桥的改建前几年就完成了，完工通车那天我伯父特地约了几个老邻居到新桥走了一趟，过了两天我碰巧去看他们老两口，平时少言寡语的伯父向我谈起这件事，咂咂赞叹，我那时候觉得有点不可理解，不过今天我觉得多少能理解他的感受了。伯父在这条河边住了五十多年，对于这条河、这些年龄比他还要老的桥，早有了很深的感情，平时把这份感情藏在心里，而一旦有什么变化，这份感情就会被触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岁月吧。 西藏路桥始建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但那座桥不在苏州河上，而是横跨苏州河的支流泥城浜，是一座木桥，当时泥城浜上还有另外两座木桥，三座桥由南到北分别称为南、中、北泥城桥，西藏路桥的前身是最北的一座，也就是北泥城桥。1899年，泥城浜被公共租界填埋为路，中、南两桥随之而废，北桥被工部局拆除后重建为跨苏州河的木桥，北泥城桥的旧名依然保留。1922年，工部局又拆除木桥，改建为混凝土桥。1942年，改称为西藏路桥。此后，该桥经过多次返修，但仍不能满足上海交通的需求，2002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拆除老桥，在原址重建新桥。该工程于2004年完工，南起北京东路、北至蒙古路，全长660米，桥面宽度由原来的18.68米增加到33米，几乎加宽了一倍。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西藏路桥，古朴大方，看来西藏路桥的改建是一个成功的工程。 西藏路桥的北岸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著名的四行仓库，我原来以为四行仓库本身早已不在了，没想到她赫然就在眼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7日，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番谈话被全中国人民理解为对日宣战，所以“卢沟桥事变”成为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在这个时候正式对日宣战，1941年12月6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总部珍珠港，第二天，美国对日宣战，然后中国国民政府才跟着对日宣战，这时候距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整整四年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展迅速，为了牵制日军在北方的攻势，国民政府决心在华东地区另辟战场，于是增兵上海。而日军也有心在华东开辟第二战场，快速进攻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以打击、动摇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8月9日，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8月13日，日军以租界和停泊在黄埔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史称“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淞沪抗战持续了三个多月，国民政府在这个狭小的战场上陆续投入将近三分之二的主力部队，达到五十万人，日军也逐次增兵至三十万人，双方在正面战场打成相持的局面，最后日军利用其海军优势，在杭州湾一带的金山登陆，对中国军队形成南北夹攻的态势，和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如出一辙，中国军队被迫撤退。11月12日，日军占领除租界之外的上海全境，战役结束。此次会战，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伤亡了将近一半的参战部队，二十五万人，日军的伤亡大概是三万人左右。很多参战的中国军队丧失了战斗力，无法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再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仅仅一个月以后，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前期，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又是张治中，这时他已升任第九集团军司令，战役结束后张治中被撤除一切职务。 对于这场战役后来有很多的记述和评价，儿子长大后应该会了解到其中的进程和细节，相信他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从战略上来讲，中国军队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了三个月的时间，让国民政府和很大一部分的工业设施得以安全撤退到内陆，为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保存了基本的力量（***所谓的以空间换取时间）。中国军队损失了二十五万将士，但生存下来的将士经受了残酷战争的考验，成为后来正面战场上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从战术上来讲，中国军队是彻底地失败了，这么多的军队拥挤在那么狭小的一块地方，几乎是用广大将士的血肉之躯跟武器占绝对优势的日军反复拼杀，又不接受上次战役的教训，被日军迂回成功，导致一败涂地，从最高统帅到前线指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军队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战法，在上海西面不远国民政府建有一条坚固的国防防线，叫做虞澄锡防线，就是常熟、江阴、无锡防线，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结束后就开始建设这条防线了，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相反上海郊区根本无险可守。中国军队的主力应该依托虞澄锡防线的工事节节抵抗，而在上海市区只需要留下一部分的兵力，利用市区的高大建筑物坚持巷战，袭击、骚扰日军的侧后方，战役的结果就不会这么惨。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为什么没有采用这一简单的战法？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就觉得不可思议。对于在上海市区利用高大建筑物坚持巷战的可行性，四行仓库保卫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四行仓库是1931年由国内的四家银行共同出资建设的仓库，这四家银行是金城、中南、大陆和盐业银行，1935年竣工，纯钢筋混凝土结构。这幢建筑历经战火的洗礼，在七十年后依然矗立在我们的面前，无声地证明了她的坚固。四行仓库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高25米，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四行仓库背靠苏州河，河南岸当时是公共租界，日军那时候还没有跟英美等国开战，那要等到四年以后，日军的军舰也不能开到苏州河上，所以日军无法四面包围四行仓库，相反爱国的上海市民可以从新垃圾桥甚至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守军补充粮弹、传送情报。 10月26日，中国军队在闸北的抵抗日渐艰难，蒋介石被迫命令该区所有军队撤出，以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让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这样做一是为了拖延日军进攻速度，二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上的坚决态度，并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蒋介石在抗战前期一直幻想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幻想是多么的可笑，蒋介石一直要到1949年才终于明白过来：“娘稀匹，什么英国人、美国人，全都不可靠！”为了这种幻想，蒋介石不惜要牺牲整个八十八师，幸好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拒绝了这个命令，为后来的抗战保存了力量，八十八师参加过五年前的第一次淞沪抗战，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我知道的就有南京保卫战和滇缅作战，上次我们提到的解放战争中的四平战役，八十八师就在陈明仁的七十一军编制内。 但是顾祝同和孙元良等人也无法完全抗拒蒋介石的命令，只能尽量减少留守的部队规模，先由一个师减为一个团，再减为一个加强营。于是就以第524团第1营为基干，配属必要的特种部队，组成了一个四百多人的加强营，由中校副团长谢晋元、少校副团长上官志标，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等人率领，坚守的据点就放在四行仓库，当时是八十八师的师指挥部，正因为如此，仓库中贮存了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 第524团第1营自从战役爆发后一直坚守在北面不远的上海北站，到10月26日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刚开始，营长杨瑞符面对这条要求其撤出阵地的命令难以接受，但在得知孙元良是让第一营防守四行仓库后，便同意撤退。杨瑞符是一条汉子，铁骨铮铮的汉子！ 战前第一营作为一支加强营有接近八百人，大部分都接受过德国军事顾问的严格训练，经过整个淞沪会战两个多月的消耗，尽管五次补充兵员，撤退到四行仓库时，包括军官只有四百多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新兵。为了迷惑日军，中国军队在其正式通讯中用“524团”代替“第1营”，号称八百人，让日军以为有一个团防守四行仓库，这就是后来八百壮士的由来。 该营士兵的标准配备：每人装备一支中国仿造的格韦尔88或98式步枪，300发8毫米毛瑟子弹，两箱手榴弹，一顶德制M1935式头盔，一副防毒面具及食物袋。守军共装备有27挺轻机枪，大部分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接近每班一挺。另外还有4挺24式水冷马克沁重机枪以及一个迫击炮排。这样的火力配备加上四行仓库的坚固阵地，构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 四行仓库保卫战从10月27日开始，日军连续五天对四行仓库发动猛烈进攻，始终无法攻下这个阵地，而守军的伤亡其实不大，这就是堡垒作战的优势。具体的战斗过程精彩纷呈，七十年来有大量的文化作品都对此详细地描述过，儿子以后肯定会接触到。日军进攻不利的原因有很多，面对四行仓库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不敢动用重型火炮，不敢出动飞机轰炸，离四行仓库不远还有两个巨大的煤气罐，这也让日军投鼠忌器，不敢使用重火力。我记得这两个煤气罐好像前几年还在，这两年可能被拆掉了，不然倒真是两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但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中国军队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而只是撤退到四行仓库才稍加借用，战争本来就是要动用一切有利于自己的因素，才能占到便宜，才能胜利。 四行仓库的勇士在浴血奋战，苏州河那边的上海市民也大力支持，其中一个故事被传颂至今。10月27日早上，有关中国军队仍在四行仓库保卫闸北的消息在上海传开，这引起了女童子军杨慧敏的关注，她将在整个保卫战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凌晨4点左右，她听到枪声便沿苏州河行走，她发现英国士兵向仓库丢了一袋香烟，就问新垃圾桥头的英国士兵对岸发生了什么，英军回答四行仓库中有中国守军。于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纸条，不久后仓库传回纸条，说明他们需要弹药与食物。杨慧敏马上向上海商会求助，不过对方并不相信。 杨慧敏向上海商会求助未果，但她把上海商会的电话给了谢晋元团长，10月28日早上谢晋元用这个电话号码与上海商会取得联系。上海商会确认了中国守军仍在闸北的消息后相当激动，并很快把这个消息通过电台传遍全城。人们在雨中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为守军助威。上海市民向守军捐献了十多卡车给养，卡车于夜间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守军用沙袋筑墙到卡车旁，将给养拖至仓库。守军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来自市民的慰问信。一队记者也来到四行仓库，由于谢晋元与杨瑞符因事繁忙，由机枪连雷雄连长代为接见。同晚，上海商会决定向守军送一面中国国旗，因为中国整编部队当时没有携带国旗和军旗的传统，当杨慧敏将国旗送入四行仓库时，由最高指挥官谢晋元亲自接旗。 10月29日早，上海市民发现四行仓库楼顶升起一面中华民国国旗。杨慧敏只带来了国旗，仓库内没有旗杆，因此守军用竹子和草绳临时制作了旗杆。守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升旗仪式，而苏州河对岸聚集的群众据说超过三万人，他们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当天的战斗从一早的升旗开始一直持续到天黑，日军在装甲车和加农炮的掩护下不断进攻，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河对岸的市民用大字报通知守军日军的行动。有一个人甚至在发现日军准备再一次发动进攻后打电话通知四行仓库内的守军。 10月30日和31日，战斗又持续了两天，日军仍无任何进展，日军就向租界中的西方人士施加压力。早在29日租借当局就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对蒋介石来说战斗已经胜利，绝大部分中国军队已经撤离并重新部署到了新的位置，而战斗本身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注意，所以蒋介石下令部队在10月31日撤离四行仓库。谢晋元原本希望能够继续留守四行仓库直到战斗至最后一人。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最终劝说其同意撤退。 11月1日凌晨，谢晋元带领幸存的376人分小队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到凌晨2点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在这五天中，中国军队的阵亡人数大概在三十几个人，而进攻的日军阵亡人估计在一百人以上，这个比例和整个八一三抗战中双方的伤亡比例完全是两回事，而且事实上日军拿四行仓库的守军没有办法。 守卫四行仓库的部队撤退后随即宣布与第八十八师汇合，但马上被租界内的英军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因为日军威胁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他们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进行隔离，被称为“孤军营”。为了表彰这些英勇的将士，蒋介石提升了所有参加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并授予谢晋元与杨瑞符青天白日勋章。 这些将士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了三年多，后来日本方面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拒绝了这些条件，并于其后多次拒绝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5年）的劝降。 谢晋元于1941年4月24日凌晨5点被郝鼎诚等四名士兵刺杀身亡，共有超过1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而三天内拥进孤军营瞻仰其遗体的共达二十五万人次。谢晋元死后被追赠少将军衔。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了这些士兵。他们分别被遣送至杭州、南京的孝陵卫及光华门做苦役，还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拘押。部分被送至孝陵卫及光华门的士兵于1942年11月逃脱，其中一部分又在重庆重新归队，另一部分就近参加游击队。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工。1945年，他们看到日军垂头丧气，整天酗酒，才知道日本战败，反过来把日军抓起来当了俘虏。 1947年，国民政府为了纪念谢晋元这个民族英雄，把四行仓库一侧的满洲路改名为晋元路。将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并将附近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上海现在有两条路是以抗战英雄命名的，除了晋元路之外还有一条自忠路，是为了纪念在随枣战役中殉国的张自忠将军。 1938年八百壮士的事迹被拍成同名黑白电影，1976年又于台湾拍摄了彩色同名电影，由著名影星林青霞扮演女童子军杨慧敏。由杨慧敏送入四行仓库的那面旗现存于台北市国军历史博物馆。 另外还有一首八百壮士歌，也称为中国不会亡，由桂涛声作词、夏之秋作曲，在抗战中就到处传唱，歌词如下：“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斗守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能挡，我们的行动伟烈，我们的气节豪壮。同胞们起来，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过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我们大概只知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和《游击队之歌》这些。 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谢晋元从未参加过国民政府剿共的军事行动，但他的墓地仍然被彻底破坏。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桥万国公墓重建其陵墓，以表彰他“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1986年谢晋元的家乡广东蕉岭为其树立纪念碑，将其母校改名为晋元中学（第二所晋元中学）。200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电信发行了一套主题电话卡，其中一张为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保卫战已经过去七十一年了，当年的将士们还活着的寥寥无几了，我这一代人当中知道这次战斗的人可能就不多，儿子这一代的呢？我估计就更少了。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觉得这些将士，包括两次淞沪抗战中所有的参战将士都值得我们这些后人去尊重，去敬仰。 抛开这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在军事上，四行仓库保卫战也是一个成功的城市巷战的战例，今天美国人的武器比七十年前的日军不知道要先进多少了，看看他们陷在伊拉克、索马里的城市游击战中有多么的狼狈，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日军面对四行仓库时的无奈。很多不懂军事的或者半吊子的军事评论员在讲到四行仓库保卫战的时候，总是去强调这个因素那个因素，好像日军有多仁慈似的。儿子应该懂得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把所有的有利条件拿到自己这边来，敌人所忌的就是我应该用的，而且要用足了它。千万不要学宋襄公，那会被毛泽东嘲笑为：宋襄公蠢猪式的仁慈。 再把话题扯远一点，回到那一条虞澄锡防线，这个国防工程是参照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建造的。法国建那条防线是为了阻挡希特勒德国的进攻，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利用坦克的快速运动能力，绕过了马其诺防线，切断了该防线的后勤补给，使得马其诺防线丧失了作用，很快法国就战败投降，德军的这一战法叫做闪击战。 现在马其诺防线成了一个专用名词，用来指看似表面坚固，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日军不是德军，日军远没有那么多的坦克，日军将领也没有德军中那些坦克战的专家。日军要进攻虞澄锡防线，一定会像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按部就班地正面进攻，这样虞澄锡防线就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给日军以巨大的杀伤，也能避免被日军绕到杭州湾抄了后路的隐患。我相信最后日军还是能够突破虞澄锡防线，但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过中国军队后来吸取了教训，在之后的长沙战役、常德战役、衡阳战役、武汉会战等等一系列的战役中，中国军队充分利用坚固阵地，让进攻的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重大的代价，最后日军只能推进到长江三峡这一线，再也没有力量往西进攻重庆、四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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