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画家画自己的“自画像”，因为画的人和被画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在绘画中也是特别的存在。但同时，作为人体表现的研究和自我探索的一环，也是许多画家所从事的普遍主题。从各自的作品中不仅能感受到姿态，还能感受到兴趣爱好的内在性，可以说“自画像”就是“另一个画家”自己的作品。但是，由于制作数量少等原因，自画像被公开的情况并不多。
自我评价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形式肖像艺术，可追溯至古埃及。从那时起，许多大师以及现代艺术家出于各种艺术、商业和自我激励的目的，在各种媒体上复制创造自己的形象。
此次线上展览以19位艺术家的30+幅作品来一窥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如果艺术让你充满不知所措的神秘感，那么，自画像也许是艺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文森特·凡·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他是表现主义的先驱，并深深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尤其是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梵高的作品，如《星夜》、《向日葵》、《有乌鸦的麦田》等，现已跻身于全球最知名的艺术作品的行列。早期作品受印象主义影响，来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后，开始追求更有表现力的技巧；同时受革新文艺思潮的推动和日本绘画的启发，大胆探索自由抒发内心感受的风格，以达到线和色彩的自身表现力和画面的装饰性、寓意性。
1886年，文森特·梵高离开祖国荷兰，定居巴黎，两年间，梵高至少创作了24幅自画像。这幅早期作品中所展现的密集笔触已经成为梵高风格的一个标志，是画家对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在《A Sunday on La Grande Jatte-1884》中革命性的点彩手法的回应。但是对修拉来说，一种基于科学的冷静客观的方法在梵高手中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语言。这幅画色彩强烈，绿色、蓝色、红色和橙色的“颗粒”仿佛在跳跃着。在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点和线，是艺术家深绿色眼睛和他们强烈的凝视。
戴灰色毡帽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Grey Felt Hat）这幅自画像是梵高在1887-88年的冬天所画，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研究过点彩画师的技巧，并以他自己独创的方式加以应用。他用短条纹的笔触沿着他头部的轮廓处理，形成类似光环的效果。
这幅画也是梵高在巴黎最大胆的色彩实验之一。他用很长的笔触把互补色排列在一起:背景是蓝色和橙色，胡须和眼睛是红色和绿色。颜色相互加强。红色已经褪色，所以紫色的笔触变成了蓝色，这意味着与黄色的对比减弱了。
割耳朵后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梵高在一八八七年开始，或许因为精神疾病的困扰，开始密集性画《自画像》，在镜子里凝视自己，仿佛把自己当病人来研究，这些自画像也就像他的病历。
在这幅自画像中，凡·高头戴有黑色皮毛的蓝色帽子，身穿绿色大衣，一条绷带从下巴地下一直缠到耳朵。他以传统四分之三脸入画，面对前方的眼神稍稍落到了画面右侧，画框之外。他的身后，是一扇打开的窗户，可能是为了让冬日的微风吹进来，还有画架上的画，画了些看不清楚的符号，还有日本木刻版画。可以看出，木刻版画画的是东京佐藤社刊印的《风景中的艺妓》。从中可见和风以及木刻版画对凡·高的影响，它们还曾出现在他的其它肖像画背景中。这幅画由厚重的笔触画出，基本曾垂直排列。由此产生了呼之欲出的质感，给原本平面的画幅增添了几分立体感。皮肤的色调与黄绿色的调子呼应。画中包裹着凡·高耳朵的绷带暗示了他那场广为人知的冲突。凡·高画自画像时常对着镜子画，这也是有人错认为他割掉的是右耳而不是左耳上的肉的原因。
（Self Portrait with Bandaged Ear and Pipe）
他在自画像中呈现的眼神令人难以忘怀：红色的背景似乎被充血的眼睛映衬出来，令人联想虽未直接展现却已间接暗示的鲜血。这里的构图十分常见：从画面两端的底部延伸出一个三角形。而动态的油画笔触仅存在于黑色的轮廓线条之内。墨绿色的外套翻领已磨破，两条肩膀下垂且不对称，甚至有点佝偻，彰显出人物的茫然。凡·高似乎因为受伤——不仅是身体上的——而已经完全与世隔绝，他在自画像中展现自己，却不带一丝自我辩解的暗示或是浪漫的个性化色彩。这幅著名的自画像，是40幅自我审视的长系列中最后的一幅。像他著名的同胞伦勃朗一样，凡·高不断努力来面对自己。他在漫长的传统前线建构自己，而自画像在其中成为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后来通过爱德华·蒙克扩展到德国表现主义。凡·高对于“照片似的”肖像形象没有兴趣，而是以“热情的表现”。因此，大幅单色的背景只是通过笔法赋予运动感——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蓝色是精致的，南方是蓝色的。”蓝色也是距离的颜色：由于它在画家夹克和背心上重现，凡·高从观看者那慢慢后退而去。红色的头发和胡须与蓝色形成对比。由于使用的颜色——红色，亲近的颜色——脸被带到了前景之中。在这种张力关系中，白色的衬衫在色系上作为中立的区域。肖像的炽烈感觉是典型的凡·高。
（Self-Portrait with Portrait of Emile Bernard）
欧仁·亨利·保罗·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1848－1903），生于法国巴黎，印象派画家。大部分艺术史家将他归于后印象派。他死后作品才开始名声大噪。他是印象派的代表人物，除去绘画之外，在雕塑、陶艺、版画和写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他对色彩的使用导致了综合主义的产生，加上分隔主义的影响，也为原始主义的产生铺平了道路。
高更将自己画成冉阿让，维克多·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用这样一个小说中虚构的、却又栩栩如生的弃儿形象来暗示他那个时期遭受的误解。他写道：“我把自己的特征添加到他身上，这样你既获得了我的个人图像，还获得了我们所有人的肖像，我们这群可怜的社会受害者，我们通过行善来报复这个社会”。墙上的绽放的花卉图案，代表着高更检验“自我艺术的贞操”的方式。凡·高非常喜欢这种作品中暗含的忧郁的特征。他形容高更脸上的阴影是“带着哀愁的蓝色”，也注意到画中的高更好像饱受病痛折磨。
1919，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1884-1920)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意大利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为表现主义画派的代表艺术家之一。
在这幅画像中，莫迪里阿尼让人联想到非洲面具，这些面具让他着迷，不是因为它们强烈的表情，而是因为它们形式上的简洁和连贯。在这幅画像中，莫迪里阿尼似乎抓住了他的主题——他自己的本质。他求助于他的野兽派根源来寻找典型的结核病肤色的醒目色调，求助于他的朋友Brancusi的雕塑来寻找深沉的宁静，求助于他自己对那些风俗化的眼睛里涌动的黑暗深处的情感能力。但是，无论画家莫迪利阿尼是否有意为之，在这幅凹陷的脸颊和紧闭的嘴唇的自画像中，他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脸。他画了“肺结核”的脸。
自己:肖像,风景（Myself：Portrait – Landscape）亨利·朱利安·费利克斯·卢梭（Henri Julien Félix Rousseau，1844－1910）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以纯真、原始的风格著称。他曾经是一名海关的收税员，也是自学成才的天才画家，其作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代表画作为《梦境》、《沉睡的吉普赛人》等。
1890年，亨利·卢梭手持调色板立正站立，他正在绘制一幅自画像，题为《有风景的自画像》，此画画幅巨大，引人瞩目。卢梭身着他的画家制服，即一套黑色西装，头戴一顶黑色贝雷帽，那帽子有点儿像拿破仑一世时的三角帽，不过软软塌塌，没什么样子。他站在巴黎的一座码头边，显得身形高大。他的身后是一座铸铁桥，旁边停泊着一艘船，船上挂满了万国旗。巴黎这座现代城市在他身后铺展，但其中最大的元素就是他。旁边经过的路人高不及他的脚踝，甚至埃菲尔铁塔也相形见绌。
（David with the Head of Goliath-1）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1571－1610），意大利画家，1593年到1610年间活跃于罗马、那不勒斯、马耳他和西西里。他通常被认为属于巴洛克画派，对巴洛克画派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卡拉瓦乔带来的是一种激进的自然主义，兼具近乎物理上精确的观察和生动甚至充满戏剧性的明暗对照画法。在卡拉瓦乔手中，这种新风格是达到真实性和灵性的工具。虽然卡拉瓦乔在世时声名显赫，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却被人们完全遗忘了，只是在 20 世纪的最近几十年才被重新发现。
这幅画呈现的是大卫用手抓着腓利士人歌利亚的头发，提着这位俘虏被切断的头颅。年轻的英雄人物形象灵感来自古典雕塑。艺术家以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画面，令大卫从漆黑的背景中现身，脸上带着看似忧郁的表情，凝视着他的战利品；头颅里的血仍不断流淌。画作中歌利亚脸部的五官已被确定是照着卡拉瓦乔自己的脸画的，这幅作品被看作是一幅画家后期的“自画像”。心理学上的研究指出，卡拉瓦乔可能是在逃亡时绘制此画，是下意识的创作， 似乎仿佛看见自己为所犯的过错遭受惩罚，又或许是他表现出不落世俗和反映不稳定的生活状态。
（Judith beheading Holofernes）1620-1621，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1593－1656)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1593－1656），意大利巴洛克画家。在那个女画家十分少见的年代，她率先创作了历史及宗教画。其父是卡拉瓦乔的追随者，著名风格主义画家奥拉齐奥，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带着她一起作画。后来他聘请阿戈斯蒂诺·塔西做阿尔泰米西娅的私人教师，然而1611年塔西强奸了阿尔泰米西娅。她后来创作了一些女性复仇为主题的绘画，就反应了早年的这一段痛苦经历。她吸收了卡拉瓦乔的强烈戏剧性和明暗对比法，创作了一批刻画暴力的绘画。
这幅画是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在1620–1621年创作的，现在收藏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像现藏于那不勒斯的较早的版本一样，朱迪斯被认为是其自画像。在后来版本中，阿尔泰米西娅增加了一个细节，更确证阿尔泰米西娅就是朱迪斯的观点。朱迪斯佩戴的手镯上描绘的是处女神阿耳忒弥斯，小心翼翼地保护她的童贞，那些试图羞辱或强奸她的人，都遭遇了暴力的结局。
（Self-Portrait as the Allegory of Painting）1638-1639，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1593－1656)这幅画展示了罕见的女权主义主题，在那个女性很少工作的时代。真蒂莱斯基把自己描绘成艺术的缩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大胆声明。自画像在当时是非常有争议的，这些作品反映了艺术家令人不安的年轻岁月，增添了戏剧化和原始场景的氛围。这是一幅自画像，同时也是一种寓言。玩捉迷藏的画家
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原名托马索·德·塞尔·乔凡尼·德·西蒙（Tommaso di Ser Giovanni di Simone），是15世纪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他的壁画是人文主义第一个最早的里程碑，他也是第一位使用透视法的画家，在他的画中首次引入了灭点，他画中的人物出现了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自然的身姿。
《纳税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马萨乔的代表作，创作于1420年代。这件湿壁画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卡尔米内圣母大殿内的布兰卡契小堂。评论普遍认为，这是马萨乔最好的一幅作品，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发展的重要成就。
画作的题材取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讲到，耶稣指引伯多禄从鱼嘴里取出一枚金币，作为税金。由于透视法和明暗法的成功应用，《纳税银》成为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瓦萨里最早猜测称，最右端的可能是多默，同时也是马萨乔的自画像。
（portrait of giovanni arnolfini and his wife）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90-1441）法兰德斯画家，作品多为肖像及宗教题材的壁画，是早期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十五世纪北欧后哥德式绘画的创始人，油画形成时期的关键性人物。因其对油画艺术技巧的纵深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被誉为“油画之父”。他以写实的精细描写和微妙的光影表现，使作品闻名于世。他把神圣的内容拉入现实世界中，着力描绘现实生活、现世人生的丰富多彩。
这幅画可能是画在这对养尊处优的商人夫妇结婚或者订婚的时候。这对夫妇表情庄重且专注，就像是在行圣母领报瞻礼。画家在画作中题字表明他自己也是身临当时的情景之中的，并通过对背景墙上的凸面镜中影像的刻画进一步进行了证实。
它是全画尤其值得观者注意的细节；从这面小圆镜里，不仅看得见这对新婚者的背影，还能看见站在他们对面的另一个人。据说，画家本人曾作为证婚人参加了婚礼，画中墙上的拉丁文提款正是“凡·艾克在此，1434年”，人们据此推断。画中镜子里那位身着蓝衣的男子就是画家本人。
（The last judgment rome vatican the sistint chapel）1533-1541，米开朗基罗(1475-1564)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家、画家、建筑家和诗人，对西方艺术有着无以伦比的功劳，出身为佛罗伦斯的名门，他是美学的巨人，上帝借由他来传达美学给世人。他与达·芬奇和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三杰，以人物“健美”著称，即使女性的身体也描画的肌肉健壮。他的雕刻作品“大卫像”举世闻名，美第奇墓前的“昼”、“夜”、“晨”、“昏”四座雕像构思新奇，此外著名的雕塑作品还有“摩西像”、“大奴隶”等。他最著名的绘画作品是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的《创世纪》天顶画和壁画《最后的审判》；其绘画代表作有《创造亚当》和《圣家族》等。
《最后的审判》取材于《新约圣经·启示录》中的故事，描绘世界末日来到时，耶稣再临，并亲自审判世间善恶。画中基督被圣徒环绕，挥手之际，最后审判开始，一切人的善恶将被裁定，灵魂按其命运或上升或下降，善者上天堂，恶者下地狱。这种两极的世界，在壁画中通过妥善的分割，形成一个个故事，整体显现出一种螺旋式的动感。
右下方云端是使徒圣巴多罗买（Bartholomew），手中拿着一张殉道时所被割下之人皮，这张皮画的正是米开朗基罗自己，这是米开朗基罗的签名或理解为其对于信仰的态度。
迭戈·委拉斯凯兹（Diego Velazquez，1599－1660），是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时代、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一位画家，对后来的画家影响很大，哥雅认为他是自己的“伟大教师之一”。对印象派的影响也很大。他通常只画所见到的事物，所画的人物，几乎能走出画面；他也画过一些宗教画，但其中的神像宛如人间，充满紧张和痛苦的表情；他画的马和狗充满活力。
画面左边是正在作画的画家本人。画家把自己安排在这一颇具戏剧性的情节中，使整幅画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情调。此外，这幅画最特别之处是在于画中人物所注视的方向并不是小公主，而是镜子中映出的并不在画面内的小公主的爹娘：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及其王后。所以这幅画真正的玄机就在于：画家利用镜子将本不该出现在画中的绘画对象给提前暴露了，创造出了类似三维的空间效果。
1854-1855，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是法国著名画家，现实主义画派的创始人。主张艺术应以现实为依据，反对粉饰生活，他的名言是：“我不会画天使，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
“绘画被认为两部分：我处在绘画的中心；右边是所有给我支持的人，也就是说我的那些朋友们，同事以及艺术爱好者；而左边是另一个世界，民众、苦难、富裕、贫穷，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在死亡线上的人们。”这样，他将这幅画家真实画室的场景纪念画提升为他自己艺术生活的一个写照。
这幅绘画的构成遵守了中世纪三幅一联的传统结构，在这个硕大的画室的中央部分，背景的地方坐着正在绘制一幅风景画的库尔贝本人，他的形象相当模糊和难以辨认。他的旁边立着一个半侧的裸体女模特，正在拉起地上成堆的床单中的一角遮住自己裸露的身体，另一边，则是一个小男孩和一只狗。这样的组合是为了嘲弄当时保守的艺术评论家们——终究是这些有权势的专家们没有沉静地关注画架上的绘画，而只注意了裸体的女人和小男孩。更重要的是，画家正在绘画的不是一幅历史绘画——由于它的巨大的体积，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期待——而是一幅大型的风景画。
人生叉路口的内心寻觅
13岁时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at 13）1484，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及艺术理论家。他在二十多岁时高水准的木刻版画就已经使他称誉欧洲，一般也认为他是北方文艺复兴中最好的艺术家。他的水彩画也让他成为第一位欧洲的风景画画家，而他的木刻版画也带来木刻版画的创新。
丢勒早在自己十三岁时（1484）就给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比达芬奇创作的那幅有名的自画像（ca. 1510-1515）还要早二十多年。在其一生之中，共创作了近十幅自画像，包括速写、素描、版画和油画等创作手法，其创作的自画像大多具有严整细致的特征，艺术表现力与后来的伦勃朗遥相呼应。因此，丢勒被誉为“自画像之父”。
自画像（Portrait of the artist holding a thistle）1493，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这幅画上题着：「一切事物都好像是上天安排好似的」。这是信仰的表白，也是甘心从事绘画工作的表白。在这幅画上画了一束蓝色的刺蓟花，象征着夫妻之间忠实的情感。在这幅肖像画中，杜勒将自己描绘成一位成熟的、刚毅的男孩；但是，在这种成熟和严肃的表情下。带着感性的色彩，也蕴藏着某种甜蜜的情怀，而这一切都由花表现出来。他的服饰流露出喜爱自由的率性，皮肤的色调生动活泼，杜勒把自己的皮肤画得略显红色，金黄色的长发披在肩上。这一切在衬衣的红边和冷色调的绿色衣服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突出。杜勒精确的绘画手法，使轮廓像刀切的一样清晰，他的眼神流露出艺术家任性的神韵。
26岁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with Gloves）1498，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作品上标示1498年，日期和签名的文字说明再次彰显了画家的自我认识：“我依据自己的样貌画了这幅画，时值26岁。”他知道自己日益成功，并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于是对自己的容貌和享有的威望都十分得意：他认为自己不再是金匠师傅，而是一名高雅的知识分子。
作品丝毫没有展现出画家内心的痛苦，反而突出了人物的骄傲自信，画像旁有一扇打开的窗户，窗外是远处的雪山风景。
1500，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这幅作品是丢勒大约在1500年完成的，有可能在荷兰旅行之后，他为了赋予作品更浓密的色彩使它看起来更宏伟而对其进行了重新加工。绘画的创作阶段可从右侧的字得以证实，即画家28岁时创作。他早期就有对艺术家尊严的自豪意识，这甚至推动他让自己的样子显得与耶稣相似。事实上整幅画的构思确实让人想起耶稣在拜占庭的样子，几乎是想强调艺术思想的神性起源。对于事物的精神本质的冥想如同艺术家角色的神圣性，这使丢勒超越了年轻阶段对现实特点的反思。绘画中眼神的细致，令人想起了艺术家不可言喻的“创造性的伤感”特点；表现了对于知晓自己使命的绝望，和失去灵感的秘密的恐惧。流露出的绝望的态度一方面与对于自己使命的认知有关，另一方面与对失去灵感的害怕有关。34岁时候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34）伦勃朗·哈尔曼松·范·莱因（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是欧洲巴洛克绘画艺术的代表画家之一，也是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绘画的主要人物，被称为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他所处的年代被称为荷兰黄金时代，荷兰的科学艺术与商贸成就达到顶峰。
他的一系列自画像如同一部独一无二的自传，画家的自我审视真诚而不矫饰。在伦勃朗的作品中，明暗对照法得到了充分的运用，着重捕捉光线和阴影的绘画技术让人物栩栩如生。与同时代的画家不同，伦勃朗表现的并非是人物的美貌或财富，而是经过深刻洞察后的人性与内在心理。写实的呈现方式，毫不掩饰时间与岁月在模特身上留下的印记是伦勃朗作品的一大特点。他的作品题材多样，从经典的历史场景，故事传说到日常生活场景与人像。
小自画像（Small Self Portrait）（Self Portrait as the Apostle St Paul）和德国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丢勒一样，伦勃朗对自画像有着特殊的情感，一生之中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自画像，包括速写、素描、版画和油画等创作手法，每一时期创作的自画像都反映了画家当时的艺术特色，其晚年的自画像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笔触豪放而概括，形象生动而细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晚年，他绘制了众多的自画像，在自画像中真实的表现了他饱经生活的悲欢离合之后沧桑衰老的面容。
（Self-portrait in a Velvet Dress）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1907－1954），墨西哥女画家，以自画像著名，许多画作受到墨西哥自然及文化的影响。弗里达的作品将墨西哥描绘成是美洲原住民传统的象征，身为女性主义者，弗里达也毫不妥协的描述女性的经验。墨西哥文化和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传统是弗里达作品中重要的内涵，有时会被描述为素人艺术或民间艺术。
经常充满了隐喻、具象的表征、让观者震惊于一个女人所承受的各种痛苦。她毕生的画作中有55%是一幅又一幅的、支离破碎的自画像（如器官分离、开刀、心脏等具体的表征、代表画家的痛苦），此外，弗里达也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她经常使用明亮的热带色彩、采用了写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格。
由于车祸的后遗症，弗里达和其他人是隔离的，这种隔绝也影响到她的作品，其中许多是她的自画像，弗里达说：“我画自画像，因为我常独处，也因为我是我自己最了解的主题。”她也曾说过：“I was born a bitch. I was born a painter.”。
卡洛将失落哀痛的强烈情绪寄托在画中，《两个弗里达》即绘于此时。画面中两个卡洛，一个身著墨西哥特旺纳装，另一个穿着高领维多利亚式的欧洲服饰，两个卡洛的心都被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可是失去所爱又失去自我的欧洲卡洛淌着血，鲜血从截断的血管中流出，仿佛要绝命于血流不止;而另一边是保存着墨西哥形象的卡洛，她一只手拿着一个画有里维拉画像的照片，一只手温柔地牵着受伤不已的欧洲卡洛。
思考的自画像（Self-Portrait,Thinking）与小猴子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Small Monkey）在她的许多自画像中，弗里达身边都陪伴着她喜爱的动物们，这似乎弥补了孩子的缺失。有时它们是蜘蛛猴、鹦鹉或是小狗。在这幅题为“与小猴子自画像”（1945）中，描绘了弗里达的四分之三侧脸，她的服饰与发型极富墨西哥东南部特色。她的身体与“Señor Xolotl”交织在一起，她称之为墨西哥无毛狗；而在她身后的右侧，有一只蜘蛛猴正盯着观众。另一边则是一具前西班牙殖民地时期的神像。丝带的一端将弗里达的签名包围起来，另一端则缠绕在一个插在米灰色背景的钉子上。
（Rubens Self Portrait With Isabella Brant）彼得·保罗·鲁本斯（Sir Peter Paul Rubens，1577－1640），弗兰德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鲁本斯的画有浓厚的巴洛克风格，强调运动、颜色和感官。鲁本斯以其反宗教改革的祭坛画、肖像画、风景画以及有关神话及寓言的历史画闻名。鲁本斯经营一家安特卫普的大型画室，绘制许多著名的画作，也是欧洲知名的艺术收藏家。
鲁本斯于1609年10月迎娶伊莎贝拉·布朗特，安特卫普一位著名人文主义者的女儿，这幅油画正是为了纪念他们华丽的婚礼所作。这很可能是赠与伊莎贝拉家族的一件结婚礼物，因为直到1639年，画作的所有人都是新娘伊莎贝拉的父亲 杨·布朗特。金银花树，爱情和忠诚婚姻的象征物。在树下，画家左手扶着一把剑，右手牵着旁边跪坐着的妻子伊莎贝拉。
这是鲁本斯的四幅自画像中的最后一幅，是在他去世不久前创作的。鲁本斯每创作一幅肖像画，都要突出不同的特点，以便使人物的特色更加鲜明。在这幅自画像中，鲁本斯俨然是一位火枪手的模样。他的目光炯炯，富有生气，充满了自信，脸呈半侧状，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观众。他因晚年患有痛风症，右手戴着手套。他身穿黑色服饰，一顶黑色大羽帽遮盖了他的秃头，看上去很像他所喜欢装扮的火枪手，又像佩剑的査理一世。他凹陷的眼睑显现出画中人物阅历的沧桑。他生活幸福，心境平和。但是，由于疾病，尽管有布鲁塞尔最好的医生关照，他还是在1640年5月30日因痛风症去世。
鲁本斯遵循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风格，在色彩运用上颇为独到，整幅作品的基调是暗色的。灰暗的背景、黑色的披风、棕色的头发和手套，与他健康的左手、白色的领口和被光线照亮的面孔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突出了人物的面部特征。对服饰、手套、衣领的皱褶和卷曲的头发、上翘的胡须都描绘得极为写实。这是鲁本斯晚年一幅经典的人 物肖像画。
吕根岛上的白垩岩（Chalk Cliffs on Rügen）
1633-1640，弗里德里希(1774－1840)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主要兴趣是寄情自然，他往往通过象征性和反传统的工作来传达对自然世界一种主观情感化的反应。1920年代，他的画作被表现主义者重新发掘。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超现实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经常从他的画中汲取灵感。
闻名遐迩的《吕根岛上的白垩岩》（绘于1818年）展现了从德国最北端（波罗的海）吕根岛上的一处观景台看到的美丽景色。海洋是风景画中的主要题材，大地与天空在海上相连、融合。在这幅画里，人们能在自然之美中看到神的启示。作品完成于弗里德里希新婚后不久，画中人物是画家自己（中间的男人）和他的妻子，红色的礼服被理解为爱意的象征。
双重自画像（Double Self Portrait） 埃贡·席勒（Egon Schiele，1890－1918）是奥地利画家，师承古斯塔夫·克林姆，是20世纪初期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席勒的作品特色是表现力强烈，描绘扭曲的人物和肢体，且主题多是自画像。
上述作品被称为“双重自画像”，创作于1915年，是埃贡·席勒自画像中最巧妙的作品之一。这幅画有两个“埃贡·席勒”。底部的“席勒”有推测说是沃莉，因为与席勒所作的其他沃莉肖像十分相似，她似乎对观看者怀有敌意，观看者只能睁着眼睛呆呆地盯着某一点看这幅画。位于上方的席勒，他也睁着眼睛，但他似乎是在暗中观察观众的反应，而不是凝视。两个人的表情中交织着席勒的两种心态，体现了他当时复杂的同时爱着两个女人的心理。
沃莉鲁索的肖像（Portrait of Wally Neuzil）
沃莉肖像是埃贡·席勒于1912年为一位他在1911年遇见的时年为17岁的少女维拉妮·威利·诺依齐画的油画肖像画。这位少女随后也多次作为模特出现在席勒的画作中，并且是席勒一生的感情牵绊。
（Self-Portrait With Chinese Lantern Fruits） 时年22岁的埃贡·席勒创作了这幅可能是他最著名的自画像，以一种既自信又脆弱的方式吸引着我们。在这种平衡的构成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每行都找到其延续点或与之相对应的线条：头发和身体都被画的边缘裁剪，仿佛在反射，一个肩膀被提起，另一只肩膀被放下，细长的树枝上带有浓烈的红色水果（实际上更可能是中国灯笼花）。
1912年对埃贡·席勒（Egon Schiele）来说是非常富有成果的一年，这一年他的表现主义绘画风格变得更加平静和接近现实，这幅画展示了一个很敏感，却又对自己的天赋充满信心，将要达到自己创造力顶峰的艺术家形象。
戴草帽的自画像（Self Portrait In A Straw Hat） 1782，伊丽莎白·维热·勒布朗（1755-1842）伊丽莎白·维热·勒布朗（Élisabeth Vigée Le Brun，1755－1842），18世纪后期法国杰出女画家。因给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绘画肖像而出名，她的艺术风格通常被认为是洛可可风格，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元素。她的作品主题可以归为洛可可，但她的风格则是新古典主义。
在这幅画中，她自己既是模特儿，又是画家，显示了她强大的洞察力。她手持画笔和调色板，展示她的画家身份。她戴的帽子货真价实，不像鲁本斯的模特儿的帽子那样虚假。她在帽子上装饰有驼鸟羽毛和刚采摘的花环。她的头发是她自己的，不是假发。维瑞具有亲和力的眼睛盯着观众。然而，最自然的要数她迷人的前胸。这幅画摒弃了传统描绘贵族人物所用的精美道具，把人物放在清新的大自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肖像画风格。
结语
被赋予特定主题的自画像、成为画家人生大事件的自画像、画家代表作中的自画像、变幻成神话人物的自画像以及自传式的自画像，无一不是在向我们发出“我是谁”的追根溯源是追问。自画像是我们寻找自我的旅程，也是我们不断地进行自我抗衡的人生戏剧。
参考文献：（韩）全俊烨 著 姜海燕 译：《窥探自画像》[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