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看完是枝裕和的《无人知晓》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却仍然时常想起电影中的画面。
今天早上起床迷迷糊糊地打开水龙头时，明在空无一人的公园里用塑料桶接水的一幕又在我脑中突然闪现。于是我伸手关掉水龙头，看着镜子站了一会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凡之口说：“假如孩子的苦难是为了凑满赎买真理所必须的苦难总数，那我先把话说在前面，整个真理也绝对抵不上这样的代价。”
读这本书时我还太小，根本无法理解什么叫苦难，也不明白为什么人应该对孩子抱有怜爱之心，但时隔几年再看《无人知晓》时，我终于感到，如果一个宗教认为孩子的出生就是为了体验这样的苦难，那决定这种出生的神也绝对不值得我崇拜。
基督教总是在强调人生而有罪，宣扬我们都背负着原罪存活于世，所以理应接受苦难，并且应该一言不发地在沉默中忍耐一切。
我从前也以为，面对痛苦我们除了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以外别无选择，因为宗教教导我们苦难才是生活的常态。
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他们许诺给我们另一个世界里的面包，以此换走了我们今生的面包。为了一个虚无的承诺，我们拱手奉上这也许再也不会回来的一生。
这其中当然有一种神秘的美：在沉默之中忍耐能够带给人一种懦弱的安慰和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大多数人都更愿意生活在静止之中，因为静止是完满的。
但是，当看着像《无人知晓》这样的电影时，谁还能相信苦难是生活的常态？谁还能继续忍受神的桎梏？谁还能继续呆在这地狱一般、黑漆漆不见尽头的静止之中？
电影带给我的最强烈的感受，不是痛心，也不是同情，而是愤怒。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才会允许这样的苦难存在？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神，才会认为死后的世界值得用这样的苦难来换取？
（小雪）
当看到年幼的小雪倒在地上，几个孩子无助地看着她的身体渐渐变得僵硬冰冷时，死亡失去了它最后的意义。
苦难，尤其是孩子的苦难，毫无意义。发生在孩子身上的苦难就是暴力，就是愚昧，就是这个世界最底层、最本质的空洞。
我想导演是枝裕和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用了一种明快日常的方式来处理这种暴力。
电影一开始显得十分温情，做母亲的福岛惠子带着12岁的长子明去拜访房东，说家里只有他们二人，但回到屋子里时却从行李箱里钻出来了两个小孩子。
原来，为了不被撵走，惠子对外宣称家里只住着她和明，但其实在那狭窄的出租屋里还生活着其他三个她和不同男人生下的孩子。
他们不能去上学，甚至连门都不能出，但却始终在明亮的光线中笑着闹着。尽管如此，他们的存在仍然是一个剧毒的秘密，没日没夜地啃食着惠子那颗向往着更好的生活的心。
最后惠子终于下定决心，虽然许下了还会再回来的诺言，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明被迫带着三个弟弟妹妹靠着母亲寄回来的一点点微薄的接济过活，直到最后钱全部花光，四个孩子迷茫地坐在光亮之中，等待着苦难那张面目不清的脸的降临。
导演的手法极其克制，丝毫没有对孩子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幸进行夸张，甚至还用轻快的画面和配乐勾勒出了一个童真的世界。
在阳光下玩游戏的京子和小雪，在空旷的水泥地上奔跑的茂，端着两盒泡面趿着拖鞋走下石梯的明，虽然在观众眼中他们正在经历着苦难，孩子们在那些时刻却并不认为自己是痛苦的——天真帮助他们抵挡着重压。因为孩子根本就还不懂什么是苦难。
但正是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天真，残酷的现实才显得更加狰狞。
大人是孩子的反义词。电影中的大人们每一个都已经失去了天真，却又还没有学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大人。
母亲福岛惠子在消失之前就把家里的重担放到了明的肩膀上，她的离家也是导致悲剧的直接原因；
便利店的老板诬陷明偷东西，但真相大白以后也没有道歉，仍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房东太太在一开始就不能接受其他三个孩子的存在，当她后来某一天走进出租屋里看到四个蓬头垢面的孩子时，她也只是询问了一下情况而没有提供任何援助；
那些和惠子有过关系的男人们，在怀疑自己不是孩子们的生父时找出各种理由拒绝帮助明。
大人站在了孩子的对立面，在孩子需要帮助时，本应承担起责任的大人们全部选择了视而不见。
日本的电影和动漫里常常都在说，希望以后我们能成长为合格的大人。
但是这句话重复了那么多遍，到现在合格的大人又有几个？我常说自己从没有真正长大过，但同时我也非常清楚，这个世界上挤满了内心幼稚无能却又自认为成熟的所谓“大人”。比我更可悲的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长大过这一点。
真正的大人，应该是富有责任心、同理心且坚毅沉着的人，而且这样的大人必须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以前和朋友聊天时我说道，成家立业会让人变得自私，因为成家以后一个人就以为自己的责任仅仅只局限在这个小小的家庭以内，而对他人的福祉失去了责任感。
正是这种对他人的同理心和责任感，让我们得以成为人。
妈妈（福岛惠子）
以这种标准来说，不仅电影中的大人们不符合人的标准，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人也不配被称作人。在这个被最原始的残酷规则支配的世界里，孩子承受着“大人”愚蠢行为的后果，天真还没来得及过渡为幸福便夭折在襁褓中，只留下又一个注定在不配为人的挣扎中走向死亡的“大人”。
所以，我的愤怒不仅仅指向那在看似和谐的世界中突然出现的、像尖刀一样把文明社会温和的嘴脸划得稀烂的苦难，更是针对文明社会本身，直接通向对这个世界最原始的残暴的不可理解。
是的，我变得不理解苦难了。从苦难的追随者、苦难的忍受者变成苦难的敌人，我必须要用愤怒抵抗所有毫无意义的死亡——孩子们的死亡。
2013年，南京的两个孩子因为父母警察的失职饿死在家中；
2015年，贵州毕节四个留守儿童在饥饿之中服农药中毒而死；
2016年，2岁小孩饿死在家中，外婆死亡近十天才被发现；
。。。。。
这只是我们看到的一小部分。
在这歌舞升平的繁华生活之下竟然还有孩子在饿死——限制了大多数人想象的根本不是什么贫穷，而是狭隘肤浅的中产阶级生活。
他们都已经失去了对苦难的想象力和同理心，当那一阵新闻的热潮过去以后，所有人又重归自己麻木的物质生活，继续在消费主义中燃烧着大把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钞票。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一种病，而我这一生都不会原谅这种病，不会原谅那些传播这种瘟疫的始作俑者。
斯洛文尼亚的社会学学者齐泽克在《暴力》一书中说过：“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暴力。”
身为社会的受益者，什么都不做就意味着默许这种压榨模式的存在，默许自己生活之外的不公的存在，这样，一个人和暴力的直接施加者其实也就失去了区别——正是因为你什么都不做，暴力才有了可趁之机。
在《无人知晓》之中，社会施加给孩子们最大的暴力，正是它的无动于衷，正是大人们的“什么都不做”。当不认识的孩子饿死在自己的家里时，我们每一个“什么都没做”的衣食无忧的人，都是凶手。
所以，我的愤怒也指向我自己，指向我的无能为力。
电影的最后，蓬头垢面的少年和瘦削的少女在埋葬了小雪以后走在美丽通透的清晨中，那个明双手抓着泥土、低声说着“我只是觉得那么……那么……”的黑夜已经过去。和小雪一起被埋在机场旁的空地里的，还有明一去不复返的天真和童年。
在清亮的女声之中，明与纱希走进方向不明的生命之中，消失在了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