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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越显示出根本性格的雄厚和坚强。” 只有在实践是遭遇实际的困难或障碍，才能在主体的心灵上产生矛盾和冲突，才会为意志发挥作用提供机会和条件，并通过矛盾和冲突而锻炼、培养意志。 所以应该在实践中、在实际中，在对困难和障碍的克服中去锻炼、培养意志。爱因斯坦说过，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要。 而周恩来同志在一生的革命与建设中，尤其在文革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意志力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也为这一真理提供了例证。 1972年，周恩来患了癌症。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7个年头，党和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周恩来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 主治医生再三恳求周恩来，你应该停止工作，服从治疗，最起码也要减少工作。 “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周恩来说。“这么多的工作，我不能为一个人健康而扔下不管呀！你们只要看看国家面临的现实就明白了，你们这番好意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可是，我还不能放弃工作去治疗……” 从1974年1月至6月，周恩来除去医院检查身体和因身体无法支持外，工作日共127天，每天工作12～14小时的有9天； 工作14～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 工作24小时的就有5天； 连续工作30小时1次。 如2月9日工作了20小时，10日起床后，一直工作至12日凌晨3时45分。 3月6日，他办公12小时后，体力实在坚持不住，只好躺在床上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 5月6日，他连续工作了18小时，刚睡40分钟，就被叫醒去钓鱼台，随后，只休息3个多小时，就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4点半。 一次，仓促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子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周恩来也是血肉之躯，他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这期间，曾连续4次发生缺氧症状。医生和邓小平等人再也不允许他这样拖下去，他才同意住院动手术治疗。 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都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按原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正式会谈。医生们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 5月31日，他又强撑着身体，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 6月1日，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向大家说道： 我就要住院了，我暂时向你们告别了，你们还要继续努力工作。多年来，你们和我在一起，工作都很好，我不在的时候，也要保持这个工作作风。 工作人员都含着眼泪低下了头。接着，他向秘书们口授了6月1日后对这批文件的处理意见，这才住进了医院。 10月底，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知道自己不久别于人世了，但他也知道国内政治情况异常险恶，党、国家和人民都处于危难之中。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还要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 因此，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任一滴滴冷冷的汗珠，不断地沿着他的额头滚落下来。在这样的时刻，他丝毫也没有悲观、烦躁情绪。相反，他配合专家、医生及护士，进行各种复杂、甚至是痛苦的治疗。 有时看到送饭的护士情绪低沉或面带愁容，他还强打精神面带微笑地安慰他们几句。尽管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他总是坚持多吃一点。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 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便又念叨着：二！”…… 12月中旬，周恩来已处于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这时，他已经不能进食，甚至喝水也不能够，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就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还是工作和他人，惟独没有他自己。 12月20日，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还把罗青长叫到床前，谈台湾问题。最后，不得不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随后，他又昏迷了过去。 从1974年6月1日住到医院至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40天就要做一次手术，癌症的折磨，使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们谈话，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处理日常工作。 在这一年半的住院岁月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它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这就是周恩来——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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