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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何许人也？国民党中统局的主要领导者，他是一个老谋深算、做事不择手段、深谙攻心之道的可怕人物，可谓“嗜血成性”“一级危险”。 他是一个玩弄女人的高手：厚颜无耻霸占朋友之妻，俘获中共被捕美女芳心徐恩曾有三个老婆。原配夫人这里不提。 他的第二个老婆叫王素卿，徐恩曾一直对这个泼辣的东北女人垂涎。怎么这么巧呢，朋友要去英国留学，托他照顾家眷。料想徐恩曾的这位朋友万万不会想到，兔子也吃窝边草，徐恩曾竟与其妻同居，还生了孩子。待朋友归国后，慑于徐恩曾的权势，只好忍气吞声，“顺其自然”。 徐恩曾娶第三任老婆，更有传奇色彩。费侠，曾为中共党员。她聪明貌美，多才多艺，充满活力。她曾去苏联留学，参与翻译了多本进步书籍。1931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徐恩曾对费侠情有独钟，软硬兼施，诱其变节。1938年二人结为夫妻。至1949年随徐恩曾逃往台湾前，费侠一直是上海的中统特务组织中一名活跃分子。 他最擅长攻心术，凭借对马列主义的精通，使大量落网分子成为“中共叛徒”192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了一个新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集中一批智慧较高的干练人员专门对付共产党。 1930年初，徐恩曾担任主要负责人。国民党当局深感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已非普通的治安人员所能应付，特地从中央军校选派了60名优秀毕业生充当徐的助手，然后徐又对这批特务进行了6个月的政治训练，使每个人都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徐恩曾是这样讲述自己当年对这批特务开展“独家”业务素质训练的： “要和敌人作战，首先要认识敌人的全貌，而欲认识敌人的全貌，必须从敌人的基本理论研究起”。因此，徐恩曾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俄共历史、共产党一般的组织活动的方法原则，进行普遍而深入的研究”。 同时，徐恩曾认为，“和敌人接触之后，首先遭遇的必是一场思想战。因此，在发动研究敌人的一切知识的同时，又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对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中心信仰——三民主义，同样做一番精湛的了解，务使每人都具备克服任何最雄辩的敌人、而不被敌人所难倒的能力”。 后来，徐恩曾把这种理论和政治学习建立为经常的制度。 徐恩曾上任时间不长，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即遭逮捕。而这个“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使中共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重创，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向忠发先后被捕遇害。 在徐恩曾负责的中统局第二组（后改为第二处），从组长到小特务清一色的都是中共叛徒，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陈建中、杜衡、郭乾辉等人。而在中统内部，中共叛徒也占了极大比例！ 他深刻了解共产党的“群运技术”，对上海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做了精准剖析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一书中，徐恩曾用几大段文字专门分析了共产党的群众运动。 他这样写道（注：笔者对原文做了大量删节）： 共产党与群众运动是不能分离的，它的起家，完全依靠他们。斯大林将共产党比作神话中的英雄——安泰，而将群众比作产生安胎的气力的母亲——地神。意思是告诫共产党员要重视群众，共产党一离开群众，便毫无能力了。事实正是如此，共产党对群众运动非但极为重视，且有它一套特殊的手法。 按照共产党正统的革命策略，要夺取政权，必须经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怎样进行的呢？ 先在工农（城市里是工人，乡村里是农民）中间煽动起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情绪，使工农群众普遍发生为改善日常生活而斗争的要求。有了这种要求之后，便发动他们实行斗争。这种斗争，共产党叫做“经济斗争”，其对象是工厂主或地主，这种经济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演变为“政治斗争”。 共产党的群众运动，在理论上，工人运动放在第一位。为了重视工人运动，它往往派遣最优秀的干部到工厂去做工，有些从莫斯科回来而与领导方面不融洽的中上级干部，也就贬派到工厂中去，他们抛弃知识分子的高贵身份，在工厂中和工人们一起做工、一起住在工人宿舍，和工人们结拜兄弟姊妹，以争取他们的好感。 对于农民，在共产党的内心，并不像工人那样看重，因为照马克思的分析，农民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然而，毛泽东却很早就注意农民运动，如所周知，共产党的天下是农民替它打下来的。当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之后，共产党一般军事干部，大都意志颓丧，准备长期去过流寇生活，但毛泽东却指出流寇生活没有长期存在的可能，非发展游击战不可。游击战与流寇生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必须占有相当稳固的根据地，而后者则没有。建立根据地，则需要获得农民的合作，争取农民合作的方法，就是分土地。共产党从地主或富农，甚至中农手中将土地夺来分给无地的贫农，告诉他们：“必须为保护你们现所获得的土地而斗争”，于是得地的农民，少壮者参加了红军，老弱者也成了它的掩护体，他们的利益就和共产党的利益结为一体了。 获得农民的合作，非但解决了叛乱的兵源问题，同时也是坚持游击战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深明此理，故远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即告诫他的徒众：“红军可以一日不打仗，不能一日不做群众工作。”不但如此，要是一支部队强大起来，不能终年不停地在流动中过活，必须有一个相当稳定的根据地，才能有休养、整训的机会。选择根据地的条件有二：一是自然环境的条件，共产党大都选择交通不便的地区，因为这是不利于敌人的进攻，而有利于自己的防守的。但交通不便的地区，往往对于食量和饮水的供给发生困难，必须二者兼得，这就不容易了。二是人事的条件，必须当地的民众和共产党的情感很好。这两个条件之中，尤以后者为最重要。
1927年7月，武汉继南京实行“清共”后，共产党机关由武汉迁到上海，并转入地下活动，长达六年之久。直到1933年初，因一再被徐恩曾破坏，无法再建，才迁入江西苏区。当年的徐恩曾十分得意自己的这一战果。不过，在国民党败出大陆之后的1953年，徐在写回忆录时这样感叹道： “不想（共产党）这一搬迁，倒替毛泽东制造了机会，在上海初期，共产党的领导权握在留俄派陈绍禹之手，共产国际并派米夫为代表，驻沪直接指挥，但一进入赤区，毛泽东有枪在手，便毫不客气，将党权夺过来了。” 他说，上海共产党除了依靠“租界”为掩护外，更根据俄共所传授的地下工作的经验，订立若干地下活动的行动规则，以加强安全保障。 徐恩曾把上海共产党地下活动的行动规则归纳为九条： 一、地下总部的各部门，采分别布置的原则，彼此互相隔离，以防如有破坏，不被牵连。此外尚设有预备据点，平时绝不使用，专做紧急时逃避之用，所有这些据点，即使住在里面的人，也不能互相知道，通常只有一个担任传递工作的“交通”才知道，而这个“交通”，则是一个最机警、最有经验，而且是最坚定的老干部。 二、尽量减少举行人数较多的会议，每次开会，至多四五个人，会议室内故意摆上一副赌局以为掩饰。重要任务的住所不放置任何文件，出门先检查衣袋，不带任何纸片，所有文件只放在一个地方，而存放文件的地方，都有紧急时可以迅速销毁的设备。 三、“中央”机关大都设在高尚的住宅区，花园洋房，出入有自备汽车，一切服装与设备均符合于上流绅士的身份，中央领导人物，绝不做普通的群众工作。 四、在各租界的警探机关中，用巨量金钱收买通风报讯人员，法院里也同样布置有眼线。 五、每一“机关”，均在门口、窗口，或其他约定所在设置安全信号，以备万一有变，访问者可以知情却步，不敢再投落网。 六、每一地下工作人员均须事先准备好“口供”，以备万一被捕时能从容应对。口供中对于机关地点及人名不许吐露，万不得已，亦须熬过二十四小时。因为有此拖延时间，共产党即可完成“撤退”行动。 七、为了单身汉子租屋不易，且易引人注意，故实行一种所谓“住机关”制度，就是指定一个女同志，去和任何一个被指定的男同志住在一起，表面上要装成夫妻模样，以掩人耳目。 八、重要机关和“中央”举行会议时，由红色特务队昼夜不息地秘密担任武装警戒。 九、各级组织和个人，彼此之间均不许发生横的关系，不许做任何的私人活动，也不准与家庭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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