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教会趣史:乔家大院和天主教修女的故事

주를 김정민

教会趣史:乔家大院和天主教修女的故事。

提起乔家大院，现在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晚清民初时期，晋商中最出名的莫过于乔家。如今在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人们依旧能够看到壮观大气的乔家大院，甚至出现了“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的说法。

世间一直流传着乔家大院在庚子事变时期营救天主教修女的故事，并且还说善有善报，这件事使得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乔家大院遇到危险时起到了保护作用。

关于乔家保护天主教修女的故事流传最广的有以下两个版本:

一，第一个版本，八、九个天主教修女由乔家大院大德通票号总经理，祁县子洪人高钰所救。

祁县子洪人高钰，乔家大院大德通票号总经理，在“庚子事变”时，有外国意大利修女八、九人逃难到祁县子洪镇，被义和团所围困。高钰闻讯后利用与官府的特殊关系，说服祁县知事，一起带衙役赶赴子洪，在紧急关头把这些遇难的意大利外国修女解救出围，但还不放心，便亲自安排车马，并派专人护送出祁县境外。
后世很多人都认为，在义和团运动时，相比其他地方如太谷县，祁县境内没有发生大的动乱屠杀事件，与乔家票号经理高钰有很大关系。

1，大德通票号

大德通票号是由祁县乔家堡乔氏在中堂创办，其前身是大德兴茶庄，约咸丰时已兼营汇兑，同治初年专营汇兑，约光绪十年(1884)四月正式改名为大德通票号，总号设在祁县城内小东街。
    最初资本六万两，中期增至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在北京、天津、张家口、石家庄、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包头、济南、周村、周家口、正阳关、三原、上海、汉口、沙市、开封、常德、重庆、苏州等地设有分号。

　　大德通票号营业范围有存款、放款、汇兑三项，大德通票号号规十分严格，较好地保证了号内工作秩序。

2，乔家大院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

乔家票号总号设有总经理、协理。下有坐柜一人，会计、文牍、外勤各三四人，另有学徒二三十人。
乔家聘用掌柜非常慎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经聘用就委以重任，让其大胆行事。而且能够量才而用，有才能的破格提拔。如任用稳健的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
高钰（1854-1919），是山西祁县子洪镇人， 16岁时，即1869年进大德通票号当学徙，因态度谦恭，才华出众，应对灵活，很快升为分号经理。40岁那年，即在1894年当了总经理。

高钰青年时因家道中落，改儒就商，是一位善于分析时势，决定进取,以稳健著称的票号管理家。

他在大德通票号做事50年，充任总经理25年，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使票号日益兴隆。高钰任总经理期间，正是国内多事之秋，外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外商银行向中国扩张，内有商业股分银行、国家银行、各省官银钱行林立，金融业竞争激烈，但他面对现实，审时度势，采取措施，使票号渡过难关。1900年，庚子拳乱时期，高钰为防战乱损失，事先令京津鲁等号撤庄和各号收缩业务外，并将各号现银调回祁县总号。
大德通一直延续到1953年才最后清理停业，成为辛亥革命后没有倒闭而存在最久的票号。由此可见，乔家具有慧眼识才、知人善任的远见卓识。

3，乔家大院大德通票号与官场交往甚密

大德通票号与官场交往甚密，经理高钰与户部尚书赵尔巽堪称密友，票号在财政上支持赵，赵也给票号许多方便之处。陕西巡抚端方，曾派兵为大德通护送镖车。高钰与雁平道恩大任、朔州知事徐葆生称兄道弟。庚子事变，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经祁县，行宫就设在大德通票号。
10月1日西太后由太原动身南下，9月28日桂月亭就写信告诉高钰，高钰与县太爷商定，将公馆备在大德通票号内。在此事件中，由于他筹划得当，既减少了损失，又赢得官场赏识。由此大德通三字声誉尤高，业务发展，赢利倍增。

一个在商言商的票号经理，为什么要动用乔家的宝贵资源去营救几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天主教修女呢？
这是因为高钰久经商场，结交广泛，见多识广，他明白什么对国家有利什么对国家有害，乔家选用的人才很多都是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所以高钰的所作所为也在情理之中，不难理解。

二，第二个版本，乔家家主乔致庸保护收留逃难修女，使她们免遭劫难。

　几个逃难中的意大利修女投奔乔家家主乔致庸，她们当时正被人追杀。乔致庸悄悄收留了七位修女，将她们藏到自家银库里，在事情平息后，最后用运柴草的大车拉到河北得救。
得知此事的意大利公使为此十分感动，便将一面意大利国旗赠予乔家。
这个国旗竟然在后来日本侵华到山西时候派上用场。乔家把意大利国旗挂在门口，日本人看到这是盟友的，就没有破坏乔家。相比之下，山西的其他大户大宅都被日本人破坏。

1，乔致庸的乔家大院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乔致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无奈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

乔致庸接手家业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当时票号很少，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同时开设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

晚年的乔致庸改变传统，于同治初年在家院附近购置地皮，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宅院，即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

2，乔家“六不准”，乔致庸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经常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3，乔致庸“为善最乐”

乔致庸将“为善最乐”的匾额高悬在正房门楼上，劝诫子孙不能只顾着一己之私，要积德行善，心怀天下。
乔家为帮助乡邻，常年把三头牛拴在门外，谁家要用就牵去，傍晚再送还。乡邻如有病无钱求医，家境困难过不了年的，只要找到乔家门前，都可以得到救济。
光绪三年，山西遭遇大旱，乔致庸开仓赈济，在乔家堡村大街上搭设粥棚，施舍灾民，尽管开销很大，却从不吝啬。
这些善行和大义之为，不仅让乔家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也使其商号获得了良好声誉。

那么，这些天主教修女在危险时刻为什么会首先想到投奔乔家大院呢？
这说明这些天主教会的修女们对乔家非常信任，他们可能早有交往，天主教会对乔致庸的为人处世一定非常赞赏，对乔家慈善为本特别是不准纳妾的治家原则十分欣赏，而这些在中国当时社会环境下是非常难得的，但这和天主教会所提倡的却非常吻合。所以乔致庸的乔家大院对修女们的出手相救也就顺理成章。

总结:

这些故事很难进行确认，现存史料确显单薄，乔家即使做了这样的好事也不会大事张扬（原因你懂的）。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祁县乔家大院商业帝国上下管理层，对当时社会有着清晰的认知，对庚子事变的大是大非有着明智的判断，所以，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