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回顾与展望

蓝林观海 20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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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而发生和发展的。尤其是研究气候变化问题，需要追溯全球工业化的整个进程，才能厘清不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历史责任。因此研究中国的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也必须从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入手。本文以中国的工业化发生和发展的四个阶段为时间坐标，分析了中国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政策演变。

一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与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1861-1949年）。此阶段重要的工业化行动主要包括清朝政府时代的洋务运动、中华民国初期军阀割据时代的地区工业化运动，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业建设。这一时期历时近9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时进时退、起起伏伏，一直没有改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一历史状况。

第二阶段是初步工业化阶段（1949-1976年）。此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前行，直到1976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其标志是我国初步建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稳定地超过了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第三阶段是中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1977-2012年）。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路线，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进程。到2012年底，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其基本标志是，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工业制成品的供应中心，也是全球工业产业链的中心环节。

第四阶段是中国的后工业化阶段（2013年至21世纪中叶）。这一阶段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标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入收尾阶段或者后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有了新的属性:工业的现代化是国家全面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工业的高质量转型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内容，控制工业过程的各种污染物排放成为促使生态环境质量根本好转的首要任务。尽早实现工业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进而实现工业过程的“近零排放”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低排放发展的重要任务。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中国能源、环境和气候的问题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二

我国能源、环境和气候政策的演变

我国能源、环境和气候政策的演变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独立的能源政策阶段，环境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对能源提出约束性要求阶段，即相对独立的能源政策阶段以及能源、环境和气候协同治理阶段。

第一阶段从我国工业化的初期，一直延续到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即1861—1978年，严格意义上是从1952年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算起，一直到1978年这个阶段。因在此之前还没有统一的能源环境政策。在这一时期，国家对能源发展的主要要求或者重点任务就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的基本需求。

第二阶段以1979年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为标志，能源发展开始逐步受到环境问题的约束，对能源发展的任务要求已不仅仅局限于保障供应安全，也开始关注环境质量问题。

第三阶段以2009年中国正式提出单位GDP碳排放下降要求为标志，能源发展开始被逐步放入生态环境的笼子里面，开始了能源、环境和气候协同治理。在后面这两个阶段，对能源发展的政策要求是:既要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对能源供应安全的需要，还要受到环境保护因素和应对气候变化因素的约束。

三

我国能源转型的趋势与能源、环境和气候协同治理

能源、环境和气候协同治理的目标是推动能源转型，逐步减少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环境和气候的损害。

（一）我国能源转型的历史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从一个人口大国转变为一个经济大国，也成为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富煤贫油少气”是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特征，也是中国制定能源政策不得不考虑的国情。中国的能源转型大体经历了坚持以煤为主的阶段、坚持以国内为主的阶段、树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阶段三个阶段。

（二）能源转型的本质，对全球两次能源转型的再认识

20世纪50年代以前，煤炭是世界的主导能源，各国的能源供应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60年代末，美国、西欧和日本已经基本实现了由煤炭向油气的过渡。8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开始引起各国的关注，而后演变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也成为推进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力量。当1992年各国探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虽然控制温气体排放成为全球的共识，但并未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直到2015年的《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仍未达成一致。但通过低碳能源甚至零碳能源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并且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可行性。这意味着人类的能源系统可以从过去的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技术的进步使人类看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更是实现能源转型的最大推动力。

第一次能源转型虽实现了油气对煤炭的替代，但只完成了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资源对另外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走的仍是一条依赖资源的发展路径，第二次能源转型是以技术为导向的。技术依赖与资源依赖最大的不同在于，资源是有限的，资源的利用严格排他，而技术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在实践中，技术进步已为能源的发展划定了三条红线:美国的页岩油气技术成本的下降、中国光伏发电成本的下降、电动汽车的出现与发展。

（三）未来中国能源转型问题的思考与挑战

中国已设定三个不同阶段的能源转型目标: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达到15%（仍有差距，但可实现），天然气消费占比不低于10%（2018年只有8%，仍有较大差距，实现难度较大），煤炭消费占比不高于60%（已经完成）;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20%，二氧化碳排放力争达峰，煤炭消费占比达到45%左右;到21世纪中叶，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50%，非化石能源发电比例达到80%，煤炭消费占比降至25%以下。

经验证明，能源、环境和气候可以协同治理、相互推进。建议国家在吸收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总结珠江三角洲地区能源结构优化与环境治理的低碳发展经验，扩大协同治理的理念和范围，努力控制高污染能源的使用，对煤炭和石油消费进行总量管理，取得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减少环境污染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多重效益。希望从“十四五”开始我国的能源、环境和气候可以走向协同治理，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及未来我国实现“碳中和”，尤其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丽中国做出制度性安排。这不仅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核心利益，也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