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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发展的东西方性 白晓红 【内容提要】 【关键词】东西方性俄罗斯“俄国与西方”问题 【作者简介】白晓红，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俄罗斯与欧洲、“俄国与西方”问题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俄国知识分子关于俄国历史发展道路、俄罗斯命运思考中的核心问题。首先，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同时，俄罗斯与真正的欧洲——西欧，文化意义上的西方有所不同。“欧洲不喜欢俄罗斯”——早在19世纪，俄罗斯的思想家就做出这样的论断。而俄欧关系的发展历史也似乎不断地证实这一点。欧洲排斥俄罗斯的原因有许多，俄罗斯历史上的强大和民族主义表现令人忌惮。从文化差异角度上讲，俄罗斯的东西方性、俄罗斯民族内部蕴藏的原始的神秘莫测的自然力，也是欧洲另类俄罗斯的原因。 2006年赫尔辛基峰会召开前夕，普京总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欧洲无须惧怕俄罗斯》，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无论从精神、历史，还是文化层面，俄罗斯都是‘欧洲大家庭’的天然成员。” 一、俄国历史发展的东西方性 首先，俄罗斯民族是欧洲民族。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公元7—8世纪，早期俄罗斯人开始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及黑海北岸的广袤东欧平原上。8世纪左右，东斯拉夫人形成了各个部落。到9世纪，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瓦解，出现准国家组织——以诺夫哥罗德和基辅为代表的“城市区域”。公元862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诺曼人的一支瓦良格人的王公留里克兄弟“应邀”到诺夫哥罗德，建立留里克王朝。这就是更受认同的“诺曼说”的俄罗斯国家的起源。 关于俄罗斯国家起源的问题，是俄国及苏联史学界甚至语言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诺曼说”和“反诺曼说”。诺曼说认为基辅罗斯国家起源于诺曼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良格人；反诺曼说认定基辅罗斯国家是古代东斯拉夫人由原始的、小的氏族联盟发展成部落，最后联合为全罗斯联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俄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基辅洞窟修道院修士涅斯托尔写于11世纪的《往年纪事》中记载，应诺夫哥罗德贵族的邀请，瓦良格人酋长留里克兄弟于862年兵临诺夫哥罗德城，平息了叛乱，自称王公，建立了瓦良格人的留里克王朝。18世纪在俄国科学院工作的德国学者巴耶尔和缪勒据此最早提出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说”。后来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卡拉姆津、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波戈金等都认同诺曼说理论。“反诺曼说”的创始人罗蒙诺索夫出于一种爱国主义激情，认为缪勒是以“涅斯托尔虚构的文字为论据的基础”提出“诺曼说”。这里涉及“罗斯”一词的来源：诺曼说认为它是芬兰人对诺曼人（北方人）的称呼，芬兰语的“北方”为“roots”。雷巴科夫（《苏联历史》的主编，“反诺曼说”的支持者）认为“罗斯”一词来源于东斯拉夫人的一支波利安人居住的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 关于俄国国家起源的两种对立理论已经反映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东西方性端倪。 俄罗斯国家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不间断地开拓、移民和扩张——俄国大史学家索洛维约夫称之为“液态因素”的一种流动性。 俄罗斯早期先民到处流动，不断拓荒、移民，与其拥有的自然条件有直接的关系。俄罗斯平原的地理环境是森林与沼泽交错，河流纵横，土质以沙质黏土为主。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清理森林、烧荒种田，地力很容易就被耗尽，农民只好再重新开垦一块耕地。于是，俄罗斯农民“像风滚草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疆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俄罗斯早期移民的方向基本是从西南向东北进行的。俄罗斯人越来越深入到亚洲腹地，俄罗斯国家越来越靠近东方。 俄罗斯的开疆扩土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之前。这一阶段的移民开拓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出现，它部分地决定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和民族形成具有移民开疆扩土色彩。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开拓基本是在其自然疆界内。第二阶段，17世纪后的整个帝俄时期。这一阶段俄罗斯开疆扩土的内容可以归结为实现俄国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具有扩张性质。第三阶段，苏联时期。毋庸讳言，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家依然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同时，苏联的拓张更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俄罗斯拓张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版图的急剧扩大，占据了二分之一欧洲和三分之一亚洲的面积，成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俄罗斯的东西方属性在俄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俄罗斯的东西方性最直观的理解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即俄罗斯这片土地处于东西方之间。如上所述，俄国通过扩张成为横跨欧亚的国家，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独特桥梁。欧亚主义者认为，在古老的欧洲和亚洲陆基中间，还可以分出一个洲——“欧亚洲”，俄罗斯处于它的主要地域。这样，俄罗斯构成了既不同于欧洲、亚洲，又是与欧洲和亚洲密切相连的“某种第三块独立的大陆”。 俄罗斯的东西方性的进一步理解是历史文化角度的——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东西方性。公元862年留里克王朝的建立，奠基了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的北欧文化因素。988年“罗斯受洗”，俄罗斯人皈依东正教，同时也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结合了近东文化因素和西方法律传统的拜占庭文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13—15世纪的俄罗斯处在鞑靼蒙古的统治下，后者给俄罗斯留下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国家范式，莫斯科集权国家的形成就是这一影响下的直接产物。整个16世纪，随着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形成，俄罗斯人跨过乌拉尔进入亚洲，俄国的东方色彩越来越浓厚。从17世纪开始，俄罗斯开始向西方接近，到18世纪，彼得改革是俄罗斯西方化的决定性一步。19世纪以来，关于俄国向何处去，俄国走西方式的道路还是固有的俄罗斯道路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俄国思想界。21世纪开始的普京时代，面对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初期的“休克疗法”、激进改革带来的无政府主义混乱，普京提出的新“俄罗斯思想”成为俄罗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普京的新“俄罗斯思想”的根本是要以强调俄罗斯民族的固有因素、强调国家主义来矫正前一时期全盘西化的失误。 二、“俄国与西方”问题 “俄国与西方”问题是俄国知识界几乎贯穿整个19世纪、至今依然绵绵不休的漫长而激烈争论的问题，是有关俄国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西方派思想家认为俄国具有始终不渝的靠近西方、克服“东方缺陷”的趋势。斯拉夫主义类型的思想家恰恰相反，他们捍卫俄国的特殊性，认为俄国与西方有原则性的区别。当然，俄国与东方也不同，它根植于村社、东正教的土壤。后来的欧亚主义者坚信俄罗斯文化在空间、历史和精神方面与亚洲区域汇合。 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以工业革命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文明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当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西方成为进步的代名词之时，所有落后的国家都出现了如何面对西方的问题，面对世界文明的主流──西方文明的问题。这种“面对”包含着两重含义：学习西方和对抗西方──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抗西方文明。俄国作为一个兼具东西方文明色彩的国家，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俄罗斯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具有特别的抵抗力。俄国西化的每一个脚步，都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所谓俄罗斯民族“固有因素”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俄国与西方”问题贯穿近代以后俄国历史发展的始终。 俄国与西方的联系很早就有。而西方文化真正开始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这些征兆是在十七世纪才出现的”。从17世纪始，“罗斯从东方走向西方”。 17世纪的俄国，政治上是沙皇专制制度，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度，国家的面貌总的讲是野蛮落后的。赫尔岑指出，莫斯科罗斯时期俄国贵族的生活是一种“高傲自大的生活”，“寂寞的、半野蛮的生活”。这一时期，西方已经开始了最初的工业文明，工场手工业有了先进的技术和精美的产品，俄罗斯社会感觉到了接近西方的必要。 率先接受西方文明的是上层——政府和贵族。政府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技术——富国强兵的技术；贵族感兴趣的是西方的鲜衣美食，西欧优雅舒适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的西化，最初是源于一种物质上的需要。而透过物质需要，产生了要学习这些美好事物背后所依赖的西方文化的愿望。 西方文化在俄国传播的决定性步骤是由彼得一世实现的。彼得学习西方的出发点也是富国强兵。而彼得改革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更在于它改变了俄国国家的历史发展方向。彼得改革之后，整个18世纪是俄国学习西方的世纪。普希金称18世纪为“俄罗斯启蒙的真正的春天”。 从西方文化传入俄国开始，“俄国与西方”问题就出现了。俄国向西方接近的步伐越快，民族主义的反应就越强烈。彼得大帝剪下贵族的胡子，剪掉了俄国人的陈风陋习，同时也刺痛了俄罗斯民族的自尊心。从彼得一世到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社会欧化之风盛行，贵族的生活方式日益西化，其后果是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漠视与否定。科学院里由德意志学者研究俄国的历史；贵族沙龙里传来的是风雅的法语幽默。对民族落后性的认可导致对民族历史的否定，这必然引起俄罗斯社会有识之士的思考。 冯维津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俄国与西方”问题的第一人。他在俄国科学院的《俄语语言爱好者》杂志上提出一系列著名的问题。如第19题：“怎样杜绝两种对立的、有害的极端倾向：第一种，似乎我们的一切都是丑恶的，外国的一切都好。第二种，外国的一切都是丑恶的，我们的一切都好？”冯维津更提出一个后来19世纪很著名的思想：“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即西方的文明已经发展到顶点，开始走向衰落，蒙昧的俄国反而用其原始的生命力来拯救世界。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聚集起思考俄国历史命运的俄罗斯所有有思想的个性。 俄罗斯帝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应该是以莫斯科争论为标志的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帝国迥异于西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年轻的思想家们思考俄国的过去和未来，探索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当时是在探讨哲学问题、宗教问题的名义下讨论俄国的现实问题：俄国的历史道路，俄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俄国与西方”问题。当恰达耶夫的《哲学通信》发出振聋发聩的提问：哪里有我们为人类建立的功勋，甚至我们的历史在何方？整个俄罗斯知识界都为俄国的落后、脱离人类共同文明的潮流——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感到羞愧。主张俄国走西方道路的西方派成为当时的主流。在“西方派最耀眼的时候”，年轻的贵族、斯拉夫派思想家起而维护民族自我发展的必然性，指出俄罗斯民族相对于西方民族的道德精神优势。斯拉夫派坚信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把村社（共同使用土地和自治）和东正教（俄国人民的宗教品质道德纯洁）看成是保证俄国优于西方的特殊性因素，主张俄国走自己独特的、固有的彼得以前的发展道路。西方派则相信俄国与欧洲历史进程的共同性，他们认为俄国的未来必将毫不例外地沿着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到19世纪后半期，历史的发展已经昭示，资本主义的西方相对于农奴制的俄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这时，关于“俄国与西方”问题，许多俄罗斯思想家依然认为，俄国的发展要走本民族固有的道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俄罗斯的未来在于，以村社原则的共同性和东正教的道德精神去战胜得意洋洋的物化了的西方资本主义。 “俄国与西方”问题是牵动俄罗斯思想界、知识界永远的问题。不同时代的西方派都强调俄国的欧洲属性，认为俄国并不“例外于西方”，俄罗斯的历史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本土派、斯拉夫派则认定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认为东正教和村社是俄罗斯历史的“独特遗产”，是俄国和西方的根本差异。然而，无论是多么激烈的西方派，还是极端的斯拉夫派，在某种程度上都承认俄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截然不同的绝对例外性是不存在的，只是必须注意到它的相对例外性、俄罗斯历史文化中独特的“自然力”和固有因素。 三、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 俄国处于两个大陆和两种文明类型——欧洲与亚洲、西方与东方的边缘地位反映在俄罗斯文化的矛盾性中。 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中间地位，历史发展的东西方性，这种地缘政治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叠加，对俄罗斯文化的形成产生极大的影响。作为边缘文化区，一方面它不靠近某一特定文明，另一方面，对于不同文化的发展又是一个有益的环境。俄罗斯——这是整个的大陆，占据着东欧和亚洲的广大地区。俄罗斯文化具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某些特征，又区别于它们。按照别尔嘉耶夫的表述，俄国汇合了作为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两股潮流，这种汇合没有使俄国变成某种一体化，而是成为东西方因素冲突和对抗的舞台。 在俄罗斯文化中，有许多矛盾的却是民族精神生活所特有的创造性的特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顺从和暴动；自然力和宗教禁欲主义；温和与残酷；自我牺牲和利己主义；精英性和人民性；等等。 （一）非理性与理性 众所周知，西方思维是理性主义至上。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继承古希腊的辩证法，重新认定理性在思维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18世纪的启蒙运动直接高举理性主义的旗帜。俄罗斯思想家则认为：以罗马法为标志的理性精神渗透于整个西方社会。片面的、分析的重理智在西方导致人的精神整体性的破坏，匆忙奔跑的理性之足磨蚀了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东西，冷漠的分析方法延续了一代又一代。在这一过程中，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家到康德和黑格尔，一步步把浸透着逻辑思维的唯理主义推向极致。 与西方唯理主义不同，非理性是俄罗斯思维方式的特征，俄罗斯思维类型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建立在直觉的基础上。俄国天才思想家弗·索洛维约夫（大历史学家之子）指出：“如果观察我们民族性格的特点，就会很容易发现，具有纯粹俄罗斯天赋的人的特点正是极端地不相信一般人类理智的力量和手段，也不相信自己理智的力量和手段，而且深深地蔑视抽象思辨理论，蔑视一切不能明显地适用于道德或物质生活的东西。” 丘特切夫有段著名的话：“用理性不能理解俄罗斯，用通常的标准无法衡量它，在它那里存在着特殊的东西。”俄罗斯思维的特点往往是非理性的，大胆率性的。 俄罗斯思维的非理性与其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知道，浩瀚的俄罗斯大自然是奇妙而充满奇迹的，这是从好的方面讲；从另一方面讲，俄罗斯的自然环境是极为恶劣而变幻莫测的。天气的阴晴不定，土壤的时好时坏，常常使靠天吃饭的早期俄罗斯农民的期待甚至是最微小有限的愿望落空。于是，经历不断的期望和落空，习惯于这种失望之后，俄罗斯人开始不顾一切做出最无望、最不合常理的任性的选择，或许这样反而能出奇制胜——以本身的勇敢任性来对抗大自然的任性。 19世纪初，恰达耶夫分析俄国历史趋势时发现，“无个性的混乱”，缺乏私有制和个人自由的保障，总体压制个人是俄国历史生活的常数。于是，俄罗斯人时刻准备着趋于幻想的、形而上的暴动，以此来反抗任何法律、规则。在俄罗斯思维中，任性、为所欲为与在他人自由中有限制的自由概念是相对立的。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证实：由“卡拉马佐夫的自然力”可能产生一切暴力行动。 这种非理性特征还与东正教世界观紧密相连。哲学家洛斯基认为：独立的俄罗斯思想的开端是和力图在俄国解释的基督教基础上推翻德国类型的哲学思维相联系的，这种基督教以东方教会神父的联合为依据，是作为俄国精神生活的民族独特风格的结果而产生的。 欧洲文明的基本支柱是罗马法和基督教。浸润着罗马法精神的欧洲文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理性至上。与之相反，在东正教的俄罗斯精神中，聚合性——在爱的基础上的自由与同一——占主要地位，非理性因素占更大的比重。 （二）共同性与个性 19世纪俄国西方派历史学家卡维林曾指出，俄罗斯-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任务与德意志是不一样的。对于德国来说，发展历史个性是决定性的。而在俄国面前，当务之急是创造个性。俄国的问题与西方的问题截然不同，以至于没有可比性。总之，卡维林指出了个性问题是俄国与西方区别的根本问题。他认定：在俄国还没有开始发展个性。这是俄罗斯精神的一个特征，也部分地决定了俄国在欧洲民族间的地位。 俄罗斯民族特性的突出表现是共同性。共同性成为俄罗斯文化特征。这种共同性特征源于俄罗斯民族生活本身，源于自古以来的村社共同生活。俄罗斯许多流派的思想家对俄国的村社制度都情有独钟：无论是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以及乌托邦共产主义者。 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把俄国的村社和农民份地看成是“公正地保障了民众生活的社会经济制度”。与斯拉夫主义者相似，他也把斯拉夫人自古以来的村社作为俄罗斯文化类型的基础，是俄国未来的保障。他还把持有份地的俄国农民与无土地的欧洲（特别是英国）居民对立起来。 在村社中，土地共同占有，定期重分，租税实行连环保，劳动组合和土地共耕。村社生活具有原始的民主性、公道性及突出的平均主义和集体主义特点。 俄罗斯文化的共同性特征也源于浸润在俄罗斯民族生活之中的、深刻影响着其道德、社会和法律观念的东正教的“同一性精神”。托尔斯泰把共同性在俄罗斯人性格上的表现称之为“群因素”：俄罗斯人有一种像蜂群一样紧贴在一起的需求。他们对祖国、故土、乡音和同胞永远满怀眷恋，在交往中有着无可遏止的与人亲近的愿望、敞开心扉的愿望。俄罗斯人之间这种亲切的人际关系与西方那种理性的、形式严整的生活模式（所谓“骑士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俄罗斯没有外人，每个人互相都是兄弟，“我们的”（Наши）是他们常用的词。 共同性特征构成了俄罗斯民族命运的一部分。对于祖国、集体和家庭温暖氛围的看重，使俄罗斯人忽视个性生活，代之以社会的、公共的生活。这也成为俄罗斯人忘我精神和军人奋不顾身精神的起源。与共同性特征相联的是俄罗斯民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在抗击敌人时表现出的强大凝聚力。同时，共同性还带来个性生活的泯没，对于个性的压制，可能导致集权和专制的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宗教大法官”之说中，指出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具有拒绝个性自由和责任，把权力推给某个人，然后信任他、服从他的需要。 共同性特征还成为俄罗斯人平均主义、不思进取和反资产阶级性的基础。西方资产阶级精神的重要特征是个人主义，强调个性自由、个性发展，个体首创精神、冒险和进取精神。在以共同性为特征的俄罗斯思维中，反资产阶级性具有很大程度的普遍意义。从宗教思想家到无神论者，从斯拉夫主义者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粹派，都反对资本主义，具有反资产阶级性，尽管各自的基础和出发点不同。我们经常可以遇到这样一些负面词语评价资产阶级：某种混浊物（列昂季耶夫语）、没有崇高的创作热情（别尔嘉耶夫语）、饱食终日无忧无虑的小市民精神（赫尔岑语）、物质价值优于精神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俄罗斯思维中的反资产阶级性特征，其弊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是明确无疑的：它至少影响了俄罗斯国家的经济发展，直至现代化进程。 “俄国与西方”问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各不同党派关于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我们还能听到“俄国与西方”问题历史性大争论的回声。时至今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与自己的前辈面对的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西化的问题。而且全球化的力量越大，本土化的欲望可能越高；西化越深，回归传统的向往或许越强。在网络化、数字化生存的今天，保持自己民族意识的优秀成分，扬弃劣根性的部分，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这大概是所有民族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责任编辑 李淑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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