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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方志

 李平东方明珠 2020-12-26

孙孟英

老上海都知道,新新美发厅在解放前是上海最大最高档的理发店之一。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它还曾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知道的人就不多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采访了多名曾经在新新美发厅工作过的老职工,其中有一位姓李的老职工从1931年进入新新美发厅做账房先生,一直到50年代初新新美发厅停业才离开。他向笔者讲述了新新美发厅三次遭遇敌人大搜查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同敌人英勇斗争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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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美发厅设在新新公司三楼 旅馆部

地下党员应聘进新新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同年11月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中共为了在敌占区坚持抗日斗争,决定在租界里建立抗日地下组织。1939年,在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及丽华公司等相继组建了抗日地下组织,简称“中共百货业党委”,而各公司的地下抗日组织以支部为单位。当时上海的一些中小理发店也成了抗日的地下联络点或联络站。

然而,中小理发店因其规模小、档次低,虽然能在与日伪斗争中起到传递情报的便捷作用,但要想与各界高层人物打交道,几乎不可能。有钱或有地位的人一般都到南京路上的高档美发厅或美容院消费。因此,中共地下组织就派了一些党员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潜入这些高档美发厅,以了解社会各界高层情况,收集各种情报。新新美发厅也潜入了几名地下党员。

1939年夏,新新公司为了扩大业务,对所属的新新美发厅(位于三楼新新旅馆部)进行了全面的扩充与装修。重修后的新新美发厅经营面积达300平方米,打蜡地板,红色的丝绸窗饰,分设男女贵宾包房,还有冷暖空调;所有理发用具用品、设备设施都从美国和法国引进,其中有一部当时最先进的烫发机—克莱姆冷烫机,即电烫头发时该电烫机会排出冷气,夏天烫发不会热,让顾客感到十分舒适。此外,新新美发厅还配备了8部移动电话小车,方便老板、经理打电话买卖股票债券等。重修后的新新美发厅被当时报纸称为远东第一流美发厅。

一流美发厅需要一流的美发美容师来“打天下”。当时新新美发厅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广告,对男女美发美容师在技术、身材、相貌、年龄、文化水平及英语会话等方面都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凡是能被招入新新美发厅工作的美发美容师,都是上海滩理发业中的精英。

经过对应聘者的综合考评之后,一批“技、才、貌”俱全的男女美发美容师被招聘进来。他们中有的是从美国、意大利人办的美发美容专科学校毕业的高才生,有的是从高档洋人美发厅中跳槽而来的技术尖子,甚至有的是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进修回国的“留洋美发美容师”。在这些人员中,就有中共地下党员。这些地下党员直属苏北新四军上海站领导,因此非常隐蔽,就连当时新新公司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也不知道。

这些美发美容师穿着十分时髦气派: 男的个个英俊潇洒,身穿统一的白色西式大褂,内穿白衬衣,系黑色领带,脚蹬黑色锃亮的牛皮尖头皮鞋;女子一律身穿玫瑰红西式套裙,内穿白色衬衣带黑色领结,脚穿黑色尖头皮鞋。因此,新新美发厅被外界称作是俊男靓女云集的美发厅,吸引了当时不少有钱人和社会各界名流到这里来美容美发。

周曼丽为新四军采购大批药品

在新新美发厅的美发美容师中,有一个名叫周曼丽的美容师,年龄约24岁,是从一家在沪的美国化妆品公司跳槽进来的。周曼丽长得非常漂亮,身材高挑,皮肤白净,头上总是梳理着一个漂亮的花纹式发髻,惹人喜爱。周曼丽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她的美容技术与女式盘发技术也很高。她在美国化妆品公司接受过严格的培训,并有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因而顾客都对她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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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理发师正在为顾客理发

此外,周曼丽还有一个超群的特长,她不但会讲扬州话、上海话,普通话说得也标准,还会讲英语、法语。当时租界内涌入了全国各地的有钱人及各国洋人,这使得周曼丽在工作中接触到了方方面面的人。在周曼丽的老顾客中,有女明星、老板娘、姨太太,有风月场上的交际花,还有女教师和教会医院的女医生与女护士。其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周曼丽都能同她们交流与沟通。再加之她对人热情,服务又仔细认真,日子久了,周曼丽的女性顾客就逐渐增多,她们每次都指名道姓找周曼丽美容美发。

周曼丽的老顾客中,有不少教会医院的女医生及男医生的妻子。周曼丽时常假借同事朋友生病,向她们 “购些紧俏药”。这样行事也并未引起什么人注意,而在同事和顾客的眼里,她是一个非常热情乐于助人的人。当时,曾有不少男医生追求过她,时不时地派人送花给她,但她谁也不答应,因为她没有心思去恋爱,一心想到的是抗日,是早日完成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1940年仲夏的一个星期二,下午5时左右,正在上班的周曼丽接到了一个“老顾客”打给她的电话,要她出包(就是外出上门为顾客服务,当时一些高档美发厅和美容院为了赢得顾客都有这一服务项目)。周曼丽按照顾客的要求,带着美发美容用的工具箱离开了美发厅。根据店规,她在外出留言板上写上了“出包东亚旅馆”,并留有外出时间。

当时一些有钱的姨太太为了消除独守空房的寂寞和寻找肉体刺激,专门在外包房间,与包养的小白脸寻欢作乐。为了避人耳目及美化自己让“情人”看了喜欢,她们免不了要打扮一番,故把美容师请到客房为其服务。因而美容师出包对美容厅来说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然而,晚上9点钟美发厅要打烊了,仍不见周曼丽回店,同事们都认为对方可能留请周曼丽吃晚饭,或吃完晚饭要求她继续跟包(即顾客出席舞会等场合,要不断换装与换妆,要求美容师一直在身边服务),也就没有当一回事。第二天上午美发厅开门了,却仍不见周曼丽的身影,一些来找她服务的顾客只好悻悻离去。而这天有一家报纸在并不醒目的版面右下方登载了这样一则短讯:

昨晚东亚旅馆302房间有一女服毒自杀,死者年约23岁上下,袋里留有遗书,寻短原因为逃婚,巡捕房正对此事作调查。

这样一则短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更不会把死者与周曼丽联系在一起。周曼丽“出包未归”,也曾引起同事的议论,都怀疑她跟有钱男人“跑了”。

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汪伪上海警察局一位高官的姨太太到新新美发厅美发时,把周曼丽突然“失踪”之事告诉了一位美容师,大家这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1940年夏初,侵华日军对苏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新四军同日寇展开了激战。由于战斗中不断有战士伤亡,药品十分紧缺。新四军军部指示上海的地下党员尽快想办法搞到盘尼西林、奎宁等紧缺药品。中共地下党员周曼丽得到这一指示后立刻行动起来,她通过医院的地下党员以及在教会医院工作的那些老顾客,搞到了一些“紧俏”和“严禁”外流的药品,并由上海的地下交通员送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为了减少路上的时间,地下交通员只能由水路改走陆路,药品由在火车站工作的地下党员带上火车,然后再交给北上的同志。但是,日伪当局在北火车站检查得非常严,每当火车一到嘉定南翔站,就告知乘客“火车上有小偷把乘客的东西偷了需要检查”,其实所谓的“小偷”只是子虚乌有之事,真正目的是检查中共地下交通员随身携带的“违禁品”。

这天火车刚停稳,只见早已等候在站旁的伪警察就纷纷跳上了火车,挨厢挨个地检查乘客所携带的行李,连座位下面也都要查过。不久,火车上就发生了激烈的枪战,两名运药的新四军地下交通员英勇牺牲。敌人从他们所带的行李中寻找到了“违禁”药品,并在那些药品中找到了一张处方单,上面印有仁济医院及开处方单的医生的姓名。敌人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开处方单的女医生,从而得知药品是由新新美发厅周曼丽转交到中共地下交通员手里的。

由于新新美发厅地处公共租界,日伪不敢公开抓人,故只能暗地里行动。他们胁迫那名女医生到东亚旅馆打电话约周曼丽出包。周曼丽没有察觉这个阴谋,只当作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出包服务。当周曼丽按房号敲门而入时,见女医生的表情流露出了胆怯与无奈时,猛然产生了警觉,并从房内柜子上的镜子中看到有几个身穿黑衣的人躲靠在墙边。周曼丽迅速从化妆箱底部的暗屉中取出一把小型的无声手枪,并转身退到门外。就在这时,房外与房内的几个黑衣男子冲了过来,周曼丽迅速扣动扳机,一个冲在最前面的特务被打倒,可是周曼丽也被一拥而上的特务按倒在了地上。只见倒在地上的周曼丽用嘴拼命咬住了别在衣服胸前的一朵小红花,并吞入肚中……就这样,周曼丽英勇地牺牲了。

敌人为了掩人耳目和放长线钓大鱼,还伪造了周曼丽为“情”自杀的遗书。这样不仅不会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同时也设下迷局,一旦有人去“接丧”,就会落入他们设下的陷阱……然而,中共地下组织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保护有关同志脱出险境。

王三宝为八路军送去上海医生

1942年4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新新美发厅内顾客满堂,理发师们忙碌着为一个个顾客剪发理发,吹风造型。在贵宾室里,男理发师王三宝刚刚为一位男顾客理完发,正欲招呼客人时,电话铃突然响起。王三宝拿起电话听筒,仅几秒钟就忙撂下电话,脱去白大褂,从工具柜内取出一个黑皮包,匆匆从后门离开。

王三宝前脚刚走出后门,新新美发厅的前门就拥进了十多个身穿黑色西装、手拿短枪的男子,那模样一看便知是日伪特工。进门后,他们直扑贵宾室,见贵宾室没有王三宝人影时,便迅速从后门追了出去。

此时,新新公司南京路上的两扇正门已被日伪特工人员把守着,王三宝就从新新公司靠贵州路天津路的一扇大门跑了出去。就在王三宝刚要走出大门时,追赶过来的特务们大喊“站住”,守在门外的那个特务听到叫声便迅速挡住门口。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个特务刚站到门前想从腰间取枪时,王三宝已冲到了他跟前,挥起一拳重重地把他打翻在地,随即一个箭步冲出大门,朝贵州路北的方向奔去。

“抓贼了,抓贼了……”紧追身后的日伪特务大声叫喊。眼看王三宝转向天津路奔跑,特务们开始向他开枪了。机灵的王三宝猛然一个猫腰,子弹就从他头上飞过,他随即从黑包里取出手枪回击。双方在贵州路与天津路的弯道口进行了激烈的枪战。约5分钟后,日伪特务从天津路的东西两头包抄过来,在一阵猛烈的交火中,王三宝最终倒在了路边的墙脚下。随即赶到的日伪警察迅速把王三宝抬上车离去。

日伪特务随后又回到新新美发厅,对王三宝的更衣箱与理发用具柜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些信件和几本书。一个特务头子命令道:“看看有没有其他要北上共党老家的医生名单。一定要仔细搜查,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日伪特务搜查了约半个小时,也就找出了几封家信、几张报纸与几本书,只得悻悻离去。

王三宝是新新美发厅的男式发型理发师,时年30岁,苏北人。他的理发技术特别高,尤其是他剃出的小平头发丝均匀,如沙皮打出来一样细,他吹出的男子波浪式发型起伏有致,波纹漂亮,因而他的老顾客特别多,其中又以老板和医生居多。

王三宝平时为人低调,不爱多说话,但与同事相处很好,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后,沦陷区里不少医院因不愿接受日伪统治而迁址或关闭,其中一些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医生相继进入了抗日根据地,王三宝也曾参与组织了一批医生去根据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对日宣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租界,许多不愿当亡国奴的医生纷纷要求离开上海奔赴抗日第一线。而此刻的抗日根据地里正缺医少药,迫切需要大量的医生。王三宝接到上级的指示后,立刻组织和输送爱国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去。1942年4月上旬,当王三宝等安排第二批5名医生坐船到大连时,竟被得知消息的日伪特务劫持。经过一番严刑逼供后,他们得知新新美发厅的理发师王三宝是这次组织上海医生北上的中共地下党员,便立即下令对王三宝进行抓捕。

打入上海日伪特务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王三宝,让他迅速离开新新美发厅。结果还是晚了一步,王三宝倒在了日伪特务的枪口下。

刘长根获取国民党绝密档案

他叫刘长根,是新新美发厅的女式发型理发师。他修剪和梳理出的女式长波浪发型自然漂亮,丝纹清楚,花纹妍美,因而许多贵夫人与美女都点名要他美发。而刘长根不仅人长得英俊,而且还特别讲究自己的形象,衣着入时,一年四季梳理着一个“飞机式”发型,头发油亮,身上总喷洒着男式香水,给人的感觉非常洋气。用上海话讲,刘长根的打扮像“阿飞”(风流男子),从而很招那些风流女顾客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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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一天早晨,顾客在南京东路新新美发厅门前排队等待开门

刘长根的美发技术在新新美发厅里被称为“大红牌”。然而,他除了技术好之外,肚里还很有学问,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地能讲出一大堆故事与典故。最让同事们感到佩服的是,他还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与法语,并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每逢过年过节,店里的对联都是由他所写。他为人热情大方、善于交际,时常有一些特殊人员下班后请他“吃宵夜”,这些人中有男有女,都是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其中有一些男女警察和军人同刘长根的关系特别亲近,甚至称兄道弟。在新新美发厅里,谁都知道刘长根是店里“路道最粗”(神通广大)的人。

1948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4点左右,借故“身体不舒服”外出看病(实际上刚去参加了地下党会议)的刘长根刚踏进新新美发厅大门,只见一个漂亮的“女顾客”匆匆走到了他跟前说:“我的发型坏了,请你带好工具出包。”他一听,知道是地下党的暗语,其意是组织遭破坏,你已暴露身份,带好枪马上跑。刘长根听后表面上非常平静,还一味地点头说好,一边迅速将“工具”装入包内,与同事们打了声招呼后,便快步走出新新美发厅大门。

就在刘长根和那个“女顾客”离开新新美发厅不到5分钟,南京路上警笛声四起,一辆辆军车和警车风驰电掣般的驶向新新公司,很快从车上跳下一个个荷枪实弹的军警,从南京路、贵州路、天津路、广西路把整个新新公司团团围住。而新新公司内的所有大小通道和楼梯都有军警把守,任何人不许走动。有一部分军警直奔三楼新新美发厅,闯入后立即进行搜查。当有人报告军警头目,说刘长根几分钟前已出包离开时,那头目竟然不信:“我们在各门口都有人守着,没见那个共党分子从门口出去过!”说完让手下再次搜查。当军警们在搜查中发现新新美发厅东部的货物房边有一扇直通新新公司(贵州路)楼梯的窗户时,那军警头目马上拿起电话向手下命令道:“共党分子刚刚从新新公司通贵州路的楼梯处逃跑,估计没有逃远,你们马上派人对这一带所有马路进行封锁,对所有旅馆进行清查,决不能让共党分子逃跑!”

尽管刘长根逃出了军警的封锁区域,迅速撤往浦东,但狡猾的敌人还是在浦东设下陷阱,抓捕并枪杀了他。刘长根的所谓“罪名”,是他通过国民党的军界“朋友”,获取了国民党上海战区城防绝密档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新新美发厅开始热闹起来。一批又一批身穿人民解放军制服的军人进进出出,他们不是来理发,而是来寻找自己的战友、同志,或是向新新的职工打听情况。由于周曼丽、王三宝和刘长根在新新工作时所用的都是化名,而且他们不是同属一条线上的地下党员,因此虽然同在一个店里工作,彼此并不知对方就是自己的同志。再加之三人的“上线”也都已牺牲,只有他们各自的上线才知道三人的真名和化名(一般总部档案只备有地下人员的真实姓名而没有化名,这是为了保护敌后工作人员的安全),因此,当解放军同志对新新职工讲出三人真名时,竟没有一个人认识。最后经过一番艰苦的寻找,才使三人的真名与化名对上了号。

新新美发厅的三位地下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像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一样,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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