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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 海宁说 花漾淮安出品 适合等红灯时、做饭时、催眠时收听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关于“文革”，印象最深的就是“烽火小报”事件。 因为此事件当事人之一是邻居家的哥哥，他的父母和我的母亲是同事，我和他的妹妹是同学，那段时间，整个淮阴县委大院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地讨论着这件事情。在我碎片式的记忆中，甚至听到“枪毙”这样惊悚的字眼。 也搞不清过了多久，他回来了，白净帅气，头发很短，符合我们对于劳改犯的想象。 后来，他去当兵了。 “烽火小报”事件，始终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谜。 所幸，看到了事件当事人殷亮对于这件事的回顾。 烽 火 四 少 年 《烽火小报》，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殷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都有时常涌上心头的甜蜜回忆和不堪回首的往事，更有那刻骨铭心的记忆。对我个人而言，三十六年前发生的一切就如昨天一样，依然是那么清晰，那么让我激动不已。 1976年清明节前后，为了反对“四人帮”诬陷周总理，拥护敢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的邓小平，我和几个同在淮阴县王营中学（现淮州中学）读书的同学刊印、张贴、邮寄了自编的《烽火小报》，一时间轰动全国。为此，被逮捕入狱，成为当时公安部挂牌督办、江苏省十大案件之一。如果不是时任省委书记彭冲同志的反对，差点上了断头台，直到“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众所周知，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也是我们国家政治、社会与自然重大事件频发的一年，更是历史大转折的一年。1976年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切好事与坏事都演绎到了极致，走到了顶峰。 1月8号，周总理逝世之后，全中国人民都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人们自发地佩戴起黑纱，自发地召开追悼会，深切地缅怀他老人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同时，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一股反对周总理的暗流甚嚣尘上。 3月，上海《文汇报》不断地刊载文章，暗指周总理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这之前，对“四人帮”一小撮人的横行霸道，老百姓虽然愤恨之极，却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但3月25日以后，全国人民愤怒了，采取各种对抗行动，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 4月1日中午，弟弟殷耀告诉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看见一辆挂上海牌照的汽车贴着攻击周总理的标语。其实，几天前我已经看见悬挂着反对周总理标语的汽车从我们这个城市驶过了，当时大家都是义愤填膺。这时，同班同学蒋建平、王浩东来到我家，我们都觉得这些现象的背后，肯定是“四人帮”在指使，作为周总理家乡的孩子应该采取行动，揭开他们丑恶的嘴脸，绝对不能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是不会懂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因言获罪的人比比皆是，牢房里关满了所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竟被判处死刑。所以，我们几个人年龄虽然小，但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特别是1976年的清明前后，完全是处在一片腥风血雨、白色恐怖之中，几乎人人都能感觉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种不寒而栗的气氛。因此，我们约定采取行动要绝对保守秘密，连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能告诉。同时，我们还按照电影、小说里情节，想了好多开展地下斗争的办法和策略。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当年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怕死。可以这么说，危险不仅没有使我们望而生畏，反而更加激起我们的豪情壮志。那时的我们，充满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主义气概。 再说那天，我们经过一番认真地研究，决定写一个《紧急呼吁》，油印散发、邮寄到全国各地以及报刊杂志。呼吁的提纲是这样： 第一段，揭露《文汇报》的罪行；第二段，指出《文汇报》文章的实质是反对毛主席，攻击周总理；第三段，呼吁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周总理。 提纲有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了起来，最后由我执笔定稿：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经济、科技都非常的落后，搞个像样点的材料都是用钢板将文字刻在蜡纸上，然后再用手推的油印机印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应该都没有看过，不像现在到处都是电脑、打印机，打印个材料十分简单。 记得当时，钢板、蜡纸是蒋建平从工厂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白纸是王浩东找他妈妈要的，说是学校布置写“大批判”，班级里没有纸想从他妈妈单位要一点。现在的学生不一定知道什么叫“大批判”，可那当时却是我们学生的“必修课”。传单在哪里油印？其实我已找好了地方，那就是我父亲做团长的淮阴县治淮团部的办公室。我家和办公室是前后院，那里有一台刚买不久的油印机，而且办公室的门经常不锁，十分方便。我家就是聚会地点，白天父母上班家里没有人，晚上也很方便，很隐蔽，因我住在一个单间平房。 4月3日，我和蒋建平、王浩东开始着手准备刻印《紧急呼吁》。上午，蒋建平送钢板和蜡纸给我，同来了三个人。一个是他邻居正在读初中的孟爱国，一个是我们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阿圆，还有一个是我们同班同学陈军。陈军家和我家前后排，两人父亲是同事。陈军和我们都是好朋友，听说准备写文章批判《文汇报》，立即要求参加。陈军的加入真是太好了，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所以我们一致推荐由他来刻写蜡纸。 就这样，我和弟弟殷耀、蒋建平、王浩东、陈军、阿圆及孟爱国共有7人参与这次的行动。出于对行动危险性的考虑，我们劝两个年龄最小的殷耀、孟爱国不要参加行动了。可是他们异口同声表示不同意，坚决要和大家在一起干。殷耀说，他们俩可以帮我们站岗放哨、跑腿送信，看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我们只好同意。 殷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负责侦查前面办公室什么时候没有人。还好，一切非常的顺利，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现在我也记不清了那天是星期天还是淮阴县治淮团部的人都下了工地，反正陈军刻好蜡纸以后，我们立即着手油印，在下午3点之前，150份传单全部印好了，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大家商定，晚饭后还是到我家集中，连夜散发。 不过却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原来，蒋建平还在吃晚饭时，阿圆就到了他家，并把他叫到门外说：“别干了，太冒险，弄不好要坐牢、杀头的。”蒋建平连忙追问发生了什么事，阿圆承认，他把传单带回去给他爸爸看了。他爸爸说，南京城里正在连夜冲刷悼念周总理的标语，还要进行追查是什么人张贴的。如果我们印的这份《紧急呼吁》散发出去，那可不得了，要出大事的。 突然出现这种事情，开始我们都有一点惊慌，退出一个人是小事，可秘密暴露了，这如何是好？因此，我们大家一面竭力劝说阿圆继续留下，一面在想对策。但是，不管大家怎么劝说，阿圆还是忧心忡忡，但保证退出后决不对任何人说。 阿圆走后，我们还是担心万一要走漏风声，是要坏大事的。怎么办？我们商定施放烟幕弹，让阿圆真的相信不干了，然后我们再一切重新开始。 第二天，蒋建平负责去找阿圆，对他讲我们都想通了，接受他的劝告，不再搞了。同时，我把印好的传单用塑料袋装好埋在家门口的土里，并重新写了一份新的呼吁书，为的是不留下任何线索。 新传单叫什么好呢？为此却费了一番心思。因为“紧急呼吁”已经不能用了。开始叫“神州哨兵”，但觉得不够确切。我们想到古代祖先在长城上修筑烽火台，敌人来犯时便点起烽火向全国报警。现今，“四人帮”利用《文汇报》反对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也要向全国RMB警，我们的传单就叫《烽火》不是很贴切吗。大家都说《烽火》很形象，烽火可以燎原，让反对“四人帮”的熊熊烈火燃遍祖国大地！ 4月5日，丙辰清明。晚上，蒋建平、王浩东、陈军、孟爱国以及我和弟弟殷耀共6人一起在我房间里准备进行第二次传单油印。殷耀自报奋勇到治淮团部办公室侦查。一会儿，殷耀回来说：“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太平无事。”我们一听，非常高兴，立即悄悄地向办公室进军。 有了第一次经验，这次油印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正当大家干得正欢的时候，一个人闯了进来，我们的心顿时悬了起来。进来的是治淮团部的医生唐大超，今夜他轮值，见办公室有人就过来看看。一看是我们几个，而且都认识，也就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们印什么呀？” 我们慌忙答道：“没什么。学校搞文艺活动，印点歌词。” 唐大超伸手拿去一张，我们眼睁睁看着来不及阻止。 他默默地看了好一会，没有讲话。我们几个人的心都悬在半空，紧张地等着他的反应。 “这是你们自己写的？”我应声答道：“是的”。唐大超医生说：“错了两个字，一个是残，悲残的残字应该是惨，另一个字刻写错了，路线刻成了路级。” 一听这话，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警报解除了。顿时，办公室里气氛热烈了起来，完全忘掉我们正在从事着一件有着生命危险的秘密活动。 他又叮嘱我们：“要小心不能被人发现，这事太危险了，现在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然后就离开了。谢天谢地，唐大超医生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共产党员。 《烽火》小报终于印好，下一步就是如何行动了。 4月6日上午，按约定又集中到我家里。我们反复商量如何行动比较好，最后决定白天将《烽火》小报通过邮局寄往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各大部委，八大军区、全国主要报刊、大专院校以及我们所能查到的单位。晚上，大家一起出动将《烽火》小报贴到大街小巷、公共汽车以及停靠在路边的外地汽车上，扩大影响。 邮寄需要贴邮票。一封信要贴一张8分钱面值的邮票，那时的学生可不像现在，每个人都能拿出几百上千元钱来。虽然，我们都是干部家庭，可收入并不多，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每家都过得紧巴巴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也是真正的“穷学生”。最后，大家都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一共凑了5元多钱，完全够买邮票了。 晚饭后，我们骑上自行车，沿着淮阴县和清江市主要街道行走，把街头巷尾的墙壁、电线杆，停在路边的汽车全部贴上传单。传单刚贴出，马上就围上许多人，有人就在街灯的照看下大声的朗读，引起了一阵阵喧哗声，大家都说写得好。此时站在人群后面的我们，心里是充满了喜悦和激动。 就在我们张贴《烽火》小报的同时，“四人帮”凶狠地举起了手中的屠刀，北京天安门广场在流血。广播里，一遍一遍播着所谓的“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硬说悼念周总理就是反对毛主席。 风云突变，白色恐怖霎时笼罩着神州大地。很快，我们这里的形势也变得严峻起来，到处都在秋后算帐，追查参与“四五”运动的人员。后来我们才知道，公安部一个副部长亲自批示，《烽火》小报作为“现行反革命案”要追查到底。 那些日子，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压得所有正直的人都喘不过气来。特别是曾经参加过传抄周总理遗嘱和参加过市区忠字塔广场追悼会的人，个个如噩梦降临一般，不断地被要求深刻反省，不断地写检查，不断地被批斗，而且有不少人被抓去隔离审查和被批捕了。我们的学校也是整天如临大敌，公安局三天两头来查笔迹、对指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将邮寄地址写上了王营中学、淮阴县委、淮阴县治淮团部的地址，寄信人署名陆淮，寓意6个淮阴人。所幸的是，公安局在我们学校折腾了好多天，也没有抓到明确的线索。我们毕竟年轻，没有经历过这种斗争，因此还是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虽然他们一时还不能确定人员，但已圈定了范围和人群。 随着风声越来越紧，一种无形的、巨大的压力正在向我们包围而来，但我们不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必须商量对策。那些天，常有一些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取得伟大胜利”的文艺汇演，因此，我们决定在县布厂礼堂的文艺汇演中碰头、商量。 晚上，我们分别溜进会场坐在人群中。我们不敢大声地讲话，而且在讲话中启用了我们原来商量好的代号，防止隔壁有耳。如：《烽火》小报的代号叫“三角”，我叫“淮河”，蒋建平叫“长江”，王浩东叫“大海”，陈军叫“黄河”等等。那时候，我们非常的单纯，竟想到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谁能逃出去，就去北京告“御状”。 一天，殷耀发现学校传达室的窗口放着一封从北京退回来的信，上面写着“地址不明，退回原处”。再一细看竟是我们寄出的一封信，不知是谁粗心大意，只写：北京中学团支部收。他刚想去拿，突然发现有人在监视，原来是公安局放在哪里做鱼饵。他赶紧手一缩，装着没事人一样跑开了。殷耀回来告诉了我，我赶紧和蒋建平、王浩东、陈军商量，决定还是把信拿回来比较好。 第二天早上，传达室只有一个老校工在里面。这时送报纸的来了，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拿信、拿报纸，殷耀趁乱飞快的在窗口把信向桌子上一抹。等到同学们等走了，殷耀已将信取回来了。为了这事，后来在狱中，我们还多次被公安局审问人员问到信是怎么拿走的。 4月28日，天空下着细雨，气候阴冷阴冷的，使人浑身不自在。上午，我们几个人刚到学校里就发现气氛有点反常：大街上吉普车、摩托车来来往往，穿梭不停；交通要道、南北大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岗哨，如临大敌；学校也不断地出现便衣警察三三两两的进进出出。下午，学校通知开大会，我的心里有了不祥的预感，公安局要下手了。殷耀和孟爱国赶紧去我家侦查，他们很快回来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大家决定去我家商议，不料刚跨进治淮团部大院，大门在后面就“咣当”一声关了起来。 这时，我们知道中了埋伏，反而镇定了下来，但心里十分的坦然，也不再紧张，若无其事去到我家。大家都知道灾难即将来临，彼此鼓励着，安慰着，并将口袋中的东西赶紧进行清理。 一会儿，县治淮团部一个工作人员来到我家门前喊道：“殷亮，你出来一下，有人找。” 公安局开始抓捕了。我赶紧向大家扫了一眼，示意不要怕，然后从容不迫的走了出去。外面有十几个便衣分成两边站着，形成了一个通道，我什么也没有问，再说也没有问的必要，径直向停靠在路边的吉普车走去。便衣紧紧地跟了过来，在车子旁边上来两个健壮的便衣警察将我左右夹紧拥上汽车，立即开车送往看守所。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享受了一人一辆车、两个便衣警察的待遇，只有弟弟殷耀和孟爱国待遇稍差一点，两个人一辆车，并且没有被送往看守所，只是送到公安局隔离审查。 当时，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3岁，而且都是在校的中学生。 一到看守所，我们立即被押往审讯室进行审问，一场声色俱厉的轮番审讯开始了。为了尽快抓到所谓的《烽火小报》后台，以及搞清楚我们和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组织联系，他们威吓利诱，欺诈套骗，几乎什么招都使出来了。第一晚一直折腾到夜里2点多钟，他们想得到的材料一样也没有。以后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各提审一次，每次3、4个小时。像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了半个多月，才逐渐减少。 《烽火》小报完全是我们6个中学生的杰作，根本没有后台，这是省、地区派来到现场督办的人没有想到的事，原本想从我们这里挖出上面的“黑线”，好上报中央立上一大功，结果大失所望。其实，这些人也不动脑子想一想，为什么丙宸清明节前后全国爆发了许多类似的事件，这说明民意难违，人心向背，“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的倒行逆势是不得人心的。 在以后的囹圄生活中，我们不仅在身体上受尽了折磨，而且“四人帮”之流，为了炫耀他们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为了恐吓人民群众，不仅在县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对我们进行公开宣布逮捕，并专门组织了一个20多个人的文艺批斗小分队，将我们带到全县各个乡镇以及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清江市进行巡回批斗。每批斗一场，回到牢房我都在墙上划一道印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共28场批斗大会。 在巡回批斗中，每次都是“坐飞机”押上台，下台则是“喷气式”坐地。为了防止我们“不老实”，上台前经常被押解人员打骂。什么拳打脚踢、弯腰九十度罚站、反铐、紧铐是家常便饭，有时回到牢房已错过吃饭时间，临时给我们准备的饭，又硬又夹生，根本无法下咽。 每次被带出去批斗，除了屈辱和愤怒以外，我们还能乘机开“碰头会”，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因为，每次“批斗”过我们以后，照例是批判“四五”运动的活报剧《怒涛》，这时我们都被赶到后台一角面墙而坐。这时台上，鬼哭狼嚎，台下，我们小声通报情况，互相鼓励，互相安慰。 殷耀和孟爱国虽然没有被批斗，但他们被关在公安局3个多月，每天都要被提审几次，受尽了折磨。13、4岁的孩子在那样的白色恐怖下，从没有哭过，也没有乱说过一句话。 在这场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受到了株连，虽然他们没有坐牢，但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甚至比我们在牢房里还大。在这场飞来横祸中，我们最对不起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淮阴县治淮团部的唐大超医生，他只因为无意中看到我们油印传单，没有昧着良心举报，放弃了也许能够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保护我们这些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生，从而被逮捕坐牢。还有一个是陈军的母亲，一个深受学生爱戴的好教师。我们出了事以后，她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在公安人员的恐吓下，在思念儿子的绝望中离我们而去，给陈军和我们带来抱憾终生的痛。 1976年10月，“四人帮”一举被粉碎。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我们一直到12月1日才出狱。出狱后，虽然恢复了自由之身，但不让回家住，在看守所院子里的防震棚中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原来，当时当政者说，在清明节运动中遭受迫害的人，是“抓也对，放也对，不存在错误”，为此，在防震棚中给我们洗脑子。天下竟然有这种不讲理的道理，抓是对，放也是对，我们也没有错，那不知是谁错了？我们做了7个多月的牢，他们竟给出了这样的结论，真是荒唐之极。 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得到公正的结论和公开的平反，但是我们始终坚信党会给我们一个清白的，历史也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交待。 1978年11月，在北京市委、江苏省委分别宣布tiananmen事件、南京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后，我们所在的地委也立即宣布：淮阴县王营中学学殷亮等同学印发《烽火》小报，沉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愤怒申讨”四人帮“，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深切怀念，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完全是革命行动，充分反映了总理故乡人民群众的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精神。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在淮海广场事件、《烽火》小报事件和其它类似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销毁有关材料。现在还没有平反的要立即宣布平反（见1978年11月21日，中共淮阴地委办公室编的《淮阴情况》第67期）。 接着，淮阴县委在礼堂召开平反大会，正式宣布《烽火》小报平反，为我们恢复名誉；共青团淮阴县委召开表彰会，授予我们模范共青团员、优秀青年光荣称号。这一年，我还先后代表伙伴参加了江苏省共青团七大，当选为七届委员；同时当选为共青团全国十大的代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的亲切地接见。 一晃36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现如今，我们国家的政治民主、经济生活和那个年代相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已初见雏形，虽然还存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某些问题还比较尖锐，但我相信什么问题都会逐步解决，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强大，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三十六年前，我们拥护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行动，不为名不为利，完全是出于民族大义，虽然给家人和自己的一生都带来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但至今无怨无悔。 往期回顾 海宁说：是谁在念佛——遥寄青龙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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