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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本淳先生和夫人钱煦老师 2002年7月29日是我永世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的19时54分，我无限敬仰和挚爱的父亲与我们永别了。 7月19日突接妹妹先林电邮，晴天霹雳一般，说父亲患病，虽尚未确诊，但有可能是肝癌晚期。我闻讯顿觉大脑一片空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可能：老人家身体一向硬朗，4月份体检，肝功能正常，5月外出旅游，6月初才回来，又听说7月15日还出席了淮阴老同志座谈会，并发了言。怎么会一下子就肝癌晚期了呢？在这种万分焦急而又夹杂着一丝侥幸的心情中度过了两天，21号又被告知情况不好，20号已住院。 我匆匆安排好手中的工作（两个学校的学生期末考试），于23日晨9时从名古屋飞往上海，晚5时赶到南京中央门汽车站，与守候在那里的姐姐及外甥张晗会合，坐他们的车于晚上8时赶到了爸爸的病榻前。 当时爸爸躺在病床上，看到我们进来，有些肿胀的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看得出来，他一直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他精神尚好，虽然说话比较吃力，但还是问这问那，讲了很多话，说由他负责最后审订的350万字的《全清词·顺康卷》已经出版，还给我看传达信息的南大周勋初先生的信。 后来听说，老人家这两天没怎么说话，把力气都攒在那儿等我们。我听了真是百感交集：爸爸，为儿的不孝，一事无成，可总是得到您的厚爱和器重，您让我怎么报答您呢？ 28日晚，爸爸已经眼不能睁、口不能言了，但意识还清楚。我和表哥吴大刚一左一右守在病榻前，一边为老人家按摩，一边说话给老人家听。我对大刚述说爸爸的往事，说了很多很多。我说爸爸传奇般的博学会让病魔敬畏三分，不敢造次；我说爸爸的乐观精神也会使阎王爷徒唤奈何，空手而归。这时候，我看到爸爸的脸上有了表情。我们都认定，那是会心的一笑、欣慰的一笑。爸爸，您在西行前最后的意识里，一定听到了为儿发自肺腑的心声；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肯定又一次感受到了为儿的对您无限敬仰和挚爱的感情。 杜甫说：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两年多来，我总觉得父亲的生命并没有“已矣”：他那精彩纷呈的人生镜头常常会闪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中总会温暖地忆起他对我们毫无保留的爱；他那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问和他留下的不朽业绩一起，还在伴随着我，鼓舞着我，教育着我。 慈爱的父亲 1977年夏，周本淳、钱煦夫妇去承德探望幼子周武军，在避暑山庄合影 钱煦老师与子女合影，后排右一为作者 传统上习惯把父亲称作“家严”，把母亲称作“家慈”，可是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母亲对我们都是慈爱有加，父亲的严厉竟很难想起。在我关于幼时的印象里，父亲督促的只是我们的睡眠，关心的只是我们的营养，追求的只是给我们快乐。父亲所在的教师进修学院位于市中心的新街口地区，他下班经常会带些好吃的回来，或是鸡头、鸭头，或是旺鸡蛋、五香蛋，或是豆腐干、猪尾巴之类，以至于黄昏时盼着爸爸回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心里收藏的一道诱人的风景。父母节假日里则常常领着我们外出游玩。我幼时学会游泳，就是父亲利用暑假在工人游泳池教的。 记得有一次去中山陵，父亲早就雇好两辆马车停在院外。当我第一个出门发现马车、并知道马车就是在等自己的时候，父亲，您可知道，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还有什么比在邻居的注视下爬上马车更让我兴奋快乐的事吗？那敲在石头路上的“哒、哒”的马蹄声，声声入耳，在我耳边“哒”、“哒”了几十年。它总让我想起快乐的童年，它让我从小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生活而自豪。 几十年后，当年那因能乘上马车兴奋不已的小男孩，为庆贺父亲的八十大寿，在紫金山麓的东郊宾馆定下房间，让父母亲在那优雅的环境中稍有享受。宾馆外面的林荫大道上穿梭不停的高级轿车的嘈杂声中，几十年间一直萦回脑际的马蹄声却分明再度清晰地回响起来。 父亲58年惨遭暗算，被打成右派，可父母亲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瞒得严严实实，我们丝毫也没有受到右派阴影的影响。我是直到66年文革乱起，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互相揭发家庭疮疤后才知道右派之事的。记得我先是惊诧屈辱，奋力反击，在老师处得到确证后，便满腔悲愤地冲出课堂哭着跑回了家。 现在想想，倘若不是父母的苦心，瞒了我们多年，我那幼小的心灵将受到怎样的重创！我敢肯定，我将不是今天的我了。我一生平平，不如人处多多，可我很少有自卑感，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这都得首先归功于给了我快乐童年的双亲！就为这一点，我也要永远地感激你们——我亲爱的父亲母亲！ 至于在我们的学习方面，父亲一向是顺其自然，施教于无形。 我们小时候，父亲正经教的，印象中文革前和文革中只是分别让我们背熟过“三字经”和毛泽东的三十七首诗词。 对于我们在学校的学习，似乎很少过问，至多考完试看一眼成绩单。 记得有年夏天，有一次我大考算术只得了97分，拿出成绩单时颇有些忐忑不安。父亲看到成绩后，果然注意到了，就问：“怎么错的？”我说，粗心，忘了列算式。他又问：“懂不懂？”我说懂。他就说：“懂了就行。”再没有一句责备的话。 现在想想，父亲对我们学习的这种随意态度，既培养了我们的自信心，又熏陶出我们的自律意识。 在课外阅读方面，父母亲为我们买了全套《十万个为什么》及许多文艺书籍，读不读则由我们随心所欲。记得我兴致勃勃地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及《星火燎原》《红岩》《林海雪原》《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等许多小说。父亲从不主动指导，但有问必答。答则详尽备至。我问得最多的不过是《新华字典》《汉语成语小词典》上查不到的字词方面的问题，先问妈妈，妈妈不知道了再问爸爸，印象中父亲总是张口就说出读音、意思，如果有典故则把那个故事也说出来，从没有被问倒过。 我曾很好奇地问他是不是认识所有的字。父亲说《康熙字典》有四万多字，能认出一半的人不多。后来我悄悄问妈妈，爸爸能否读出一半。妈妈笑着说，爸爸肯定不止一半。妈妈还说，爸爸曾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就是《怎样学好语文》。我听了一股自豪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同时我也认为这个答案理所当然，因为在我看来，爸爸是教师进修学院的老师，是老师的老师啊！ 69年底全家下放淮安农村后，我长期在农村劳动，最初几年兴致勃勃，后来就感觉没有意思，没有前途，就希望父亲能设法让我当兵。为此父亲动了很多脑筋，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可我那时不但不知道感谢父亲的苦心，还在心里埋怨是受父亲右派问题的牵连，有时也难免形之于色。可父亲从没有因我的不知好歹而对我发火，总是默默地一次次作出新的努力。父亲不知受了我多少委屈，可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的关怀。现在想想，真是愧悔揪心。多么想说一声对不起啊，亲爱的爸爸，可是您已经永远听不到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父亲对子女的深情厚爱一般总是表现在行动上，强烈地诉之于表情的我只见过一次，那就是我三姐小华病逝的那次。那是1972年初的冬天，父母虽多方求医求药，三姐的沉疴却日趋严重。记得那些天寒地冻的夜晚，父亲一直搬一张藤椅坐在三姐的床边。有一天我被父亲悲痛欲绝的叫声惊醒，三姐在床上似乎没有了动静。父亲大呼着让我跑去请来了医生，可是为时已晚，她已经停止了呼吸。事后，父亲写了一首诗，如今读来，仍然是字字血，声声泪，令人悲哀难禁： 哀三女小华 床头咫尺远天涯，廿载辛劳镜里华。 邻居相看尚呜咽，怎禁老泪不横斜！ 行三自诩最聪明，任性常教阿母惊。 十四雪天八百里，病中得意说长征。 聪明脆弱忽成痴，病已膏肓不自知。 当世扁和求未得，神伤闭院望亲时。 侈说老时养阿爷，伤心先我骨成灰。 北门他日难重到，探汝亲携十往来（注）。 灵魂生死本无稽，为遣悲怀妄道之。 汝去泉台好安息，也无聪慧也无痴。 注：病院、火葬场皆在淮安北门外。 三个女儿小时候的合影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全家都看到了希望。我们兄妹三人都积极复习迎考。其实对我来说，不是复习，而是学习。我没上过高中，实际上只在乡村的戴帽子小学（原是小学，加两个初中班，戴上初中帽子）读过一年初二，可以说是白手起家，空手道。可我却坚定地认为自己肯定能考取。为什么呢？现在想想，这不仅是由于我能够得到父母亲卓有成效的最必要的指导帮助，更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特别是父亲的言传身教及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们都对自己的学习能力有着强烈的自信心。1978年我和妹妹先林、弟弟武军能同时一举考取高校，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此。我觉得这就是父亲以不教为教之育儿方略的最成功之处。我与妹妹离家去南京师院上学时，父亲曾赠五律一首鞭策和激励我们，现敬录在下面： 送民儿林女赴南京师院 新天多雨露，沾溉到民林。 云路知无忝，骊珠贵自寻。 锲期金石镂，学共岁年深。 短句聊相勖，悠悠父母心。 周本淳先生手书 周本淳夫妇和二女儿在淮师师陶园 进入南师大中文系以后，我更倍感父爱的温暖。大学二年级，我想学写学术小论文，向父亲请教。父亲轻车熟路，告诉我该怎样选择论点，从哪儿收集资料，如何组织材料证明论点，等等。虽然当时写的名为《西汉已有五言诗》的习作未能发表，但却使我获益良多，长期受用。后来我在写毕业论文《李商隐无题诗构思特点》时，就找到了写论文的感觉。论文写成后，虽自我感觉不错，但深知走的是花拳绣腿的路子，与父亲真刀真枪的学问不同，所以就试投了一家小刊《徐州师院学报》，结果泥牛入海，一放一年。后来斗胆请父亲认真过目，谁料父亲却鼓励有加，正好他刚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文章，与编辑陈祖美先生相熟，于是将拙文推荐给陈先生，竟也得到陈先生等《文学评论》的大编辑们的首肯，结果发表在该刊1984年第2期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走上学术道路的起点，如果父亲没有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则不可能高度评价这篇风格迥异的拙作；如果不是对我一以贯之的慈爱心肠，则不可能将它郑重推荐给学术大刊。所以我要说，我之所以能在学术道路上歪歪斜斜走上几步，也完全是父亲热情扶持的结果。可是小子不敏，无甚长进，在治学上没有作为。现在想想，这一点肯定很让对我寄予厚望的父亲失望。然而，父亲却是那样宽容，总是从积极的方面理解我，鼓励我进步。 我1987年南京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文系任教。其实这也最符合父亲的心愿，他盼着我从此能够能扎扎实实做起学问来。可我却用心不专，心有旁骛。1990年我决定自费去日本留学，按南大规定必须辞职。向父亲汇报后，父亲很不赞成，但看我去意已坚，就不再坚持，而是出钱出力，热情相送。他老人家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即使对子女，也总是理解第一，尊重第一，从不强加于人。 临行前他设宴为我送行，那一句临别赠言至今仍回荡在我的耳边心上：“别忘了是个中国人！” 亲爱的爸爸，有您那样的宽厚、慈爱垫底，就冲着您这句话，我身在异乡，心系家乡，为了让您安心，放心、宽心，我不敢懈怠啊。95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向父亲报喜。他老人家在向我祝贺之后，不经意间说出了盼了几年的愿望：你这下可以回来了。可是这以后我联系回国工作时，却多次受阻，迟迟难以落实，我想这又肯定让父亲一次次失望。可是他却为我担心，反过来安慰我说，日本条件这么好，多待几年未尝不是好事。一事当前，他总是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为子女着想。1990年以后我虽然身在异国，与父亲远隔几千里，可是却格外多地感受到了他老人家对我、及妻、女的厚爱深情！ （未完待续） 本文文字、图片转引自网络，请原作者与我们联系。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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