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佛像出土———破解尘封千年的历史之谜（上）
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相抗衡，把弥足珍贵的往事保存起来。自从上世纪80年代前后，古武昌（鄂州）陆续出土了部分青瓷、青铜类佛像文物，这才揭开了一个1700多年前佛教圣境的神秘面纱。
千年佛像惊现出土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在天竺（古印度）所创立的，到了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和传播，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
汉魏之际，佛教虽已传入中原，但史料记载寥寥，特别是正史的记载更是微乎其微，就连一些史学家也难以说清这一时期佛教文化的真实发展情况与进化脉络。未曾想，破解这一历史玄机的密码，就隐藏在鄂州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古老土地上。
上世纪60年代以后，鄂州陆续出土了多件形态各异的佛像文物，无不闪耀着古代文明的灵光。
且看这个青瓷佛像香薰，鸟形盖钮，盖子镂空呈三角形状，薰身下部与承盘口沿之间，堆贴模印着3尊相同的坐佛像，佛像顶有肉髻，披肩外衣。还有一个青瓷三足酒樽，沿边向外突出，上下各有2道装饰带，中间部位等距离堆贴模印坐佛像和蟠龙像各4尊，有趣的是，坐佛像下部又堆贴着辟邪状神兽的形象。这2个青瓷佛像器皿，都出自三国时期吴国时代，是不可多得的佛像珍品。
再来看青铜镜，一面晋代四叶八凤佛兽镜，镜子呈圆形，中间有圆钮座。纹饰为桃形四叶八凤，四叶内各饰有一佛像，佛像后背出现一道道光环。镜子外圈有16条单线内向连弧纹，弧内分别饰以龙、虎、鸟、狗等纹饰。还有一面晋代柿蒂连弧夔凤镜，镜子也是圆形，绘有柿蒂纹，中间有凤鸟等图案，镜子外沿刻有一个个清晰可见的飞天纹饰。
从这一件件文物中可以看出，代表着佛教文化标志性的形象，如佛像、菩萨、飞天图案等，都在鄂州出土的青瓷和铜镜上表现出来了。它们古朴、稚拙、简约、厚重，保留了原始的神韵，体现了三国六朝时期的审美风尚，让后世领略到了佛像文物的价值和魅力。
如果你游历过祖国的名山大川，你一定会被乐山大佛的巍峨、敦煌飞天的飘逸、龙门石窟的宏伟所震撼；当你走进鄂州博物馆，见到这些早于它们数百年的青瓷、青铜佛像时，你也一定会满怀虔诚，细细品味着它们，心头不由自主产生出相同的感应和灵犀。
佛像文物产自鄂州
1000多年来，鄂州这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大地，历经无数朝代，兴盛动荡，佛教寺院屡毁屡建，早期地面上的佛像文物已经化为泥尘，难觅踪迹。如今，正是这些深藏在地底下的佛像重现天日，才揭开了一个千年未解的谜团。
有人不禁要问，虽然鄂州收藏三国六朝时期的佛像文物在南方各省中居多，历史年代也久远一些，但是这些佛像产自于鄂州吗？还是舶来品？
“雄图争割据，神器终不守。上下武昌城，长江竟何有。”唐朝诗人刘长卿一句感叹，道出了孙权在武昌（今鄂州）建都的雄图大业。孙权正是出于巩固东吴政权的需要，在加强政治、军事、文化建设的同时，尤为重视经济建设，从南京、上虞、绍兴一带引进了大批工匠，使得鄂州的青瓷制造业、青铜铸镜业蓬勃发展起来。
武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西边的樊山产铜、铁、银等。距武昌仅20多公里的大冶，铜、铁矿资源更是丰饶，早在西周时期就进行开采，历代绵延不断。孙权来武昌后，专门请进了一些技术精湛的制镜师，传授制镜技艺。如今，在鄂州博物馆收藏的三国至六朝时期的铜镜中，有的铜镜上清楚标明是由“家在武昌”的“会稽山阴”“匠师鲍唐”等制作的字样，可以想象，当时的武昌制镜业是多么红火。
孙权还请进了青瓷生产的越窑大师，在武昌就地取材，发展自己的青瓷制造业。鄂州市洋澜湖附近的一处瓦窑咀遗址，足以证明当时的青瓷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而且从我市近郊六朝古墓中出土的青瓷器来看，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青瓷佛像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事实胜于雄辩，珍藏了1700多年的佛像文物，是鄂州对灿烂的中华文明不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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