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易水因荆轲刺秦于易水河畔送别而闻名于世，易水成为了文人怀念这段历史特定的文化符号。历代文人对“易水送别”这一画面的书写为易水构筑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易水送别的确切地点有多种说法，应以南易水为准。易水送别的画面因《史记》的描写而定格，因历代文人对荆轲慷慨悲歌的赞颂而得以永恒，同时，由于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不同，部分文人也有讽刺易水送别之作。易水文学景观凸显了燕文化慷慨悲歌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易水 文学景观 慷慨悲歌 易水是现今河北省中部的一条河流。易水被人们熟知，被历史铭记，源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源于易水河畔悲歌送别的画面： 太子丹送荆轲出国门，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荆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荆轲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荆轲于是升车而去，终已不顾。[1] 秋风卷走了英雄荆轲的背影，历史的脚步渐渐离我们远去，易水的呜咽为荆轲唱起了一曲悲壮的赞歌，易水河畔烙下了英雄落寞的剪影，悲歌壮气，千载犹存。易水，也由此成为了壮别之地。 “文学景观”是曾大兴先生在《文学景观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曾先生认为“所谓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2]易水，本是一条普通的河流，然而，当历代文人歌咏那段慷慨悲歌的历史时，当他们悲叹荆轲这位沉毅豪迈的悲剧英雄时，当他们临水驻足，送别友人，写下诗篇时，易水自然而然成为了文人怀念这段历史特定的文化符号。文人对“易水送别”这一画面的书写也为易水构筑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一、“壮别之地”的多种说法 凄寒易水古今流，而荆轲壮别到底在何处？古今学者对此莫衷一是。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载：“濡水又东南迳樊於期馆西，是其授首于荆轲处也。濡水又东南流迳荆轲馆北，昔燕丹纳田生之言，尊轲上卿，馆之于此……阚骃称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与宾客知谋者，祖道于易水上。《燕丹子》称，荆轲入秦，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如意和之，为壮声，士发皆冲冠；为哀声，士皆流涕。疑于此也。”[3]《汉书·地理志》载，涿郡故安县的濡水，即今源出河北易县西北，东会南易水，注入拒马河的北易水。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中认为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弟在“易州在幽州归义县界”[4]，归义县即今河北省雄县，是指南易水；也有学者认为，相传在南易水之阴有一个荆轲壮别地；还有学者认为壮别之地是《战国策》中记载的“祖泽”，西晋左思在《魏都赋》中描绘白洋淀一带，与“祖泽”的古地理环境相似，也是古代南易水河畔。而现今易县旅游“易水秋声”的景色中心在易县高村大桥北侧。现今的中易水河畔，这里称为“送荆处”，被认为是当年燕太子丹送荆轲渡河的地方。 之所以历代学者会对易水壮别之地有多种说法，是因为易水两千多年来，经历了无数的变迁。现今，我们能看到的较早记录易水的资料是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记载了南、北两条易水的流经走向。此记载反映的是东汉时期易水的状态，而在此前，受黄河和白洋淀变化的影响，易水也有变化，据王会昌先生的研究，距今7500到2500年，白洋淀进入了湖淀扩张的全盛时代，白洋淀范围东北起自永清，向西南方向历雄、霸二县北部，东部地区则与文安水洼水域相连。[5]易水从太行山流出后多汇入到古白洋淀——文安水洼水域中，再从东部流入大海。这一道东西分部的辽阔水域，形成了一道横亘于河北平原之上的天然屏障。进入战国时期，这片水域就成了燕国和赵国的界河，南属赵国，北属燕国。 苏秦曾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又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6]可见，当时易水是燕国南部疆域的界河。这条作为燕赵界河的易水，后被称为南易水。因此，太子丹送荆轲到燕国边界，应该是在南易水河畔，但具体是在南易水河畔的哪个确切位置，有待进一步考证。 古今学者虽然对荆轲壮别地有争议，但是易水河畔悲歌慷慨的侠义之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矢志不渝的坚定意志，铸就了千百年燕赵儿女生命之魂。也吸引了无数文人驻足吟咏。 二、“易水”的文学书写 （一）风萧萧兮易水寒——悲壮画面的定格 “易水送别”这一画面在《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中皆有记载，以《史记·刺客列传》中的描述最详尽细致、最具感染力：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7] 司马迁详细描绘易水送别的精彩场景，精心塑造出为知己者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英雄荆轲形象。使这一画面永久的定格在历史长河中。萧萧易水之滨，白衣宾客，垂泪涕泣，击筑和歌、慷慨悲壮，草木动容，风云变色。这幅画面勾勒出中国历史上最荡气回肠的送别图。而这一悲壮的送别，将荆轲勇敢无畏、慷慨赴死的英豪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后世诗人吟咏荆轲，自然而然会提及这一壮别的画面，如陶渊明作《咏荆轲诗》：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8] 短短150字，是陶渊明以诗歌形式再现《刺客列传》中荆轲，堪称一篇完美的荆轲颂。陶渊明目睹政局动荡、民不聊生却又无力改变，因此退隐山林、采菊东篱下，然其反对暴政、渴望明主之心从未改变，他曾多次在咏史诗中抨击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反复称颂那些有操守、能为忠义道德而献身的历史人物，这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暴秦的屡次批判是一致的，这也是陶渊明和司马迁在对待因反对暴秦而献身的英雄荆轲的态度上形成了强烈的共鸣。作为历史典籍的《史记》，关于荆轲的记载较为复杂全面，而《咏荆轲诗》则用极其凝练的诗句高度再现了荆轲刺秦的起因、过程和结局，构思新颖，是史传体咏史诗的佳作。诗歌舍弃了史书所载荆轲结交高渐离、燕市豪饮、田光引荐等情节，只简单交代了刺秦一事的起因，而是将笔墨集中在已被司马迁精心打造过的易水送别场景之上，强烈渲染了荆轲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 明代中期诗人李贤《咏荆轲》同样描绘了这一壮别的画面： 荆轲战国士，志欲摈秦嬴。适逢燕太子，尊之位上卿。欲报强秦雠，慷慨赴咸京。药淬匕首利，怀之乃西行。临岐惨将别，清吹飘华缨。忽尔哀筑起，座上悲群英。涕下不可遏，乃复为羽声。壮士志激烈，誓死不顾生。白虹忽贯日，见者心为惊。挟彼秦舞阳，同取盖世名。函封督亢图，拜献秦王庭。利刃揕豪主，愁云压重城。惜哉事莫济，徒然费经营。白兹速燕亡，咄嗟何所成。至今易水歌，徒伤千古情。[9] 然而，对于荆轲的态度，两首诗的侧重点不同，陶诗偏向于“士为知己者死”，强调荆轲未报知遇之恩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而李诗则是从强秦出发，将荆轲刺秦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大义，是“欲报强秦仇”的反暴之举。 清人蒋敦复的《咏古三首和陶·荆轲》将易水送别的场景描写得更为详尽： 车驱不复顾，入此虎狼嬴。衣冠白如雪，千里送荆卿。酒杯浇热血，努力在兹行。头颅为公掷，仰天笑绝缨。平生重意气，不尔胡豪英。击筑动天地，志已无秦声。田先生既死，樊将军何生。肝胆舞阳裂，魂魄祖龙惊。剑术虽未讲，烈士固狥名。美人惜菹醢，骏马空前庭。时危任刺客，才岂当千城。咸阳楚人火，西风汉家营。天意固有在，人事奚由成。故交屠狗辈，痛饮难为情。[10] 诗歌花费较陶诗更多笔墨渲染易水送别场景，诗人将“悲”字抹杀，着意凸显荆轲的豪情壮志。诗作彻头彻尾称颂荆轲的侠义精神和壮志豪情，更于诗中强调刺秦失败乃是天意，无关英雄，自可看出诗人对荆轲由衷的钦佩。诗人生性旷达、落拓不羁，与荆轲性情略似，欣赏之情自略胜于他人。 （二）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泯——悲壮画面的永恒 历代咏荆轲的诗人大多将突显荆轲品质性情的“易水送别”入诗，而直接以此为题的咏史诗数目也极为客观，约34首，或再现送别场景，凸显其“悲壮”，或借古论今，寄托诗人对现实的深刻感慨和对历史、人生的体验与感悟。 东汉末年著名文学家王粲的《咏史诗》是专咏“易水送别”最早的一首： 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11] 诗歌写及荆轲身份、送别地点、送行人衣着、悲痛情感等，客观真实的再现了司马迁笔下“易水送别”场景。全诗格调悲戚，诗人借古人之悲透露出身在异乡的愁怀和怀才不遇的苦闷，语言平淡质朴，符合咏史诗初期发展的特点。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咏史诗》（其二）也写易水送别： 燕丹善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12] 较之王诗更为细致详尽，“上宾”更进一步说明荆轲与燕太子丹二人之间关系之特殊。接下来，在描摹易水送别场面之时，又有“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这一王诗并未涉及的重要细节的描写，使得诗歌弥漫着浓重的悲壮气氛，但诗人同时也突显了荆轲“长驱西入秦”的豪情壮气，为后人绘制出一个视死如归、慷慨悲壮的荆轲形象。 初唐诗人有着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然才华横溢的诗人骆宾王身世悲惨、命运多舛，造就了他的诗作除了初唐诗人群共有的自信和慷慨，还参杂了许多悲凉和无奈，如《于易水送人》则饱含幽愤与寄托之情： 此地别燕丹，壮发上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13] 诗人本是才高志远之人，却始终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甚至被囚禁失去自由，是以，他在易水之畔送客时，便借古论今、抒怀咏志。寥寥数语，既生动传神地再现了昔日燕丹及其宾客，白衣缟素送别荆轲的悲壮场景，肯定了荆轲的人生价值，又将今时的物是人非以及诗人倾诉的抱负和苦闷、对友人的希望都寓以其中。今昔对比强烈，以景寓情，堪称个中高手。盛唐，尤其是中唐诗人对荆轲的评价褒贬不一，且贬斥之音渐多，感情复杂多变，后文亦有相关论述。然到了晚唐，荆轲再次受到世人称赞。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使唐朝国力每况愈下、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内忧外患迭起，诗人们纷纷寄情于诗，希望出现荆轲式不畏强暴的英雄人物来拯救腐朽的唐王朝。虽刺秦失败，但精神犹在的荆轲已然成了积极的代表、精神的动力，如贾岛的《易水怀古》： 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泯。[14] 贾岛一生潦倒，诗多荒凉、枯寂，世称苦吟，但此诗却是慷慨激昂之作，诗人先是一扫前人言及易水送别之悲，感慨荆轲的高风亮节，突显其雄心壮志。由以上论述可知，荆轲形象的塑造有着极强的社会因素和时代特征，形成诗人接受《史记》荆轲形象的多重性、复杂性的特点。 宋代郭正祥有骚体诗《补易水歌》： 燕云悲兮易水愁，壮士行兮专报仇。车辚辚兮马萧萧，客送发兮酌兰椒。击筑兮喑咽，歌变征兮思以绝。易水愁兮燕云悲，四座伤兮皆素衣。歌复羽兮慷慨，发上指兮泪交挥。[15] 单从诗题上看则可知，此诗是有意针对荆轲当日所作《易水歌》而作，诗歌体裁、创作主旨、思想情感皆延续荆诗，着力渲染风吹易水送别之悲，慷慨悲壮情绪充溢全诗。元代杨维桢有咏史乐府《易水歌》： 风潇潇，易水波，高冠送客白峨峨。马嘶燕都夜生角，壮士悲歌刀拔削。百金买匕尺八铦，函中目光射匕尖。先生老悖不足与，灰面小儿年十三，事大谬，无必取，先机一发中铜柱，后客不来知奈何，狗屠之交谁比数。太傅言议谋中奇，奇谋拙速宁工迟。可怜矐目旧时客，击筑又死高渐离。镐池君璧在水龙腥忽逐鱼风起沧海君犹祖遗筴，孰与千金买方士。乌乎荆卿荆卿虽侠才，侠节之死心无猜。君不见文籍先生卖君者，桐宫一泄曹作马。[16] 诗人是元末咏史大家，元代末期战乱频仍、朝廷腐朽，民族矛盾激化，反元暴政呼声愈高，杨维桢吟咏反秦暴政的英雄人物荆轲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性，正符合咏史诗借古言今、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诗歌以易水送别场景为切入点，加以丰富的想象、独特的叙事，既有对历史的追思，也有对现实的品味，且气势雄浑、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明代李东阳受杨维桢影响极深，也是著名的咏史大家，试看《易水行》： 田光刎头如拔毛，于期血射秦云高。道旁泪洒沾白袍，易水日落风悲号。督亢图穷见宝刀，秦王绕殿呼且逃。力脱虎口争秋毫，荆卿倚柱笑不咷。身就斧锧甘腴膏，报韩有客气益豪。十日大索徒为劳，荆卿荆卿嗟尔曹。[17] 诗人精通史料，其拟古乐府多取材于正史，拓宽了前人杨维桢只将咏史一体引入古乐府创作之路。此首吟咏荆轲诗作即是精心剪裁《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荆轲史实所成，开头两句用夸张的手法写及田、樊二人的自我牺牲，再有易水送别场景的描摹，慷慨悲壮跃然纸上。诗人还描绘了荆轲刺秦王的具体细节，既再现了荆轲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又生动的刻画出秦王张皇、狼狈的丑态，足见此诗强大的表现力。诗人又于结尾处将荆轲与张良作比，赞颂之余表达其对他事败身死的惋惜之情，荆轲悲剧英雄形象就是在众多次的再创造中成熟丰满起来的。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统治更为专制，思想禁锢明显，荆轲形象颇深冷落，然晚明时期因清军入关，国家动荡不安，荆轲再次成为诗人笔下的宠儿，已然成为抵御满清入侵、不畏强暴之盖世英雄的理想化身，由此可见，荆轲形象的多层次性和其被屡次因不同的时代背景而赋予不同身份有莫大的关系。如致力于匡扶社稷、挽救国家民族衰亡的陈子龙有七言歌行《易水歌》表达抗清决心的坚定： 赵北燕南之古道，水流汤汤渺浩浩。送君迢递西入秦，天风萧条吹百草。车骑衣冠满路旁，《骊驹》一唱心茫茫。手持玉殇不能饮，羽声飒沓飞轻霜。白虹照天光未灭，七尺屏风袖将绝。督亢图中不杀人，咸阳殿上空流血。可怜六合扫一家，美人钟鼓如云霞。庆卿成尘渐离死，异日还逢博浪沙。[18] 诗人曾特意说明此诗创作主旨：“案此诗似专咏古。或云为左梦古奉使求成而作。”[19]可知，咏荆轲是现实的触发，诗人以荆轲类比左懋第，既为感念左氏等，更为抒己抗清抱负。诗歌悲壮动人，前半部分用“古道”、“白草”、“轻霜”等悲凉意向相结合，渲染古时易水送别和当日送别左兄的苍壮悲凉，烘托出浓重的悲剧气氛。后半段，诗人交代秦庭刺杀史实，还用“空流血”表达其深深的惋惜，悲壮情感愈重。然末尾两句，使诗风趋于高扬，诗人以高渐离的前赴后继和张良最终胜利的史实，表达其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决心。 许多诗人皆认为荆轲义薄云天、重诺守信、视死如归，秉持“士为知己者死”的原则，却只能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慷慨赴死，是司马迁塑造极为成功的悲剧英雄形象。萧瑟荒凉的易水景致饱含着诗人凭吊与惋惜古人的炽烈情感，诗人们或感怀昔日荆轲易水送别的悲壮，或借叙荆轲史实感叹英雄不在，亦或表达诗人渴望英雄斗士再现拯救国家民族的愿望。 （未完待续） [1][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6页。 [2]曾大兴《文学景观研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巴蜀出版社1980年版，第228页。 [4]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4页。 [5]王会昌《一万年来白洋淀的扩张与收缩》地理研究1983年第3期，8—18页。 [6] [汉]刘向《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9页。 [7] [汉]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34页。 [8][晋]陶渊明著，袁行霈校笺《陶渊明集笺注》，第381页。 [9] [明]李贤《古穰集》卷二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244册，第741页。 [10]徐世昌辑《晚晴簃诗汇》四册，卷一五九，第124页。 [11]吴云主编《建安七子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 [12]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9页。 [13] [唐]骆宾王著，陈熙晋笺注《骆临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14][唐]贾岛著，黄鹏笺注《贾岛诗集笺注》，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31页。 [15]傅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十三册，卷七五六，第8807页。 [16][元]杨维桢撰，[清]楼卜瀍注,《杨维桢诗集》，第14页。 [17][明]李东阳撰，周寅宾、钱振民校点《李东阳集》，第14页。 [18] [明] 陈子龙著，施蛰存、马祖熙标校《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 [19] [明]陈子龙:《陈忠裕公全集》卷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