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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名将史天泽家族，原籍永清（今属河北省廊坊市），为地方豪强，蒙古军攻打金朝之时，其父史秉直率家族乡里投靠木华黎，史天泽与兄天倪等相继追随木华黎参与灭金之战。金宣宗兴定四年（蒙古太祖十五年，公元1220年）史天倪被封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进驻真定，从此真定成为永清史氏家族的封地。史天倪被武仙杀死之后，史天泽收复真定，于金哀宗正大六年（蒙古太宗元年，公元1229年）被任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乃马真后二年（1242）史天倪子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因此，被称为真定史氏[1]。 一 史氏为元代显赫的世侯家族，由于及早投靠蒙古政权，并在灭金伐宋过程中屡立战功，史氏也跻身上层，领受到与蒙古勋臣相似的待遇，享有世代兼统军民之特权。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采取措施，全面废除世侯制，史天泽率子侄主动解除军职，由世侯转变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僚家庭[2]。史氏的生平资料主要有崔铉《史氏庆源之碑》、《本朝故北京路行六部尚书史公神道碑铭并序》、《义州节度使行北京路兵马都元帅史公神道之碑》、《史丞相神道碑》（均收录在乾隆《永清县志·文征》）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八）、《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五十四）、虞集《江西省左丞史公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雍虞先生道园类稿》卷四十三）《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等。 钱大昕曾提及永清的史氏三座碑，他认为这三碑可以补正史之阙，尤其是史进道、史氏的婚姻对象等珍贵资料[3]。前辈学者刘化成先生《廊坊市永清县发现的史天泽家族墓地碑》、萧启庆先生《元代几个汉军世家的仕宦与婚姻》[4]利用这些资料，对真定史氏的世系与婚姻进行研究，并用表格的形式加以反映，尤其是萧启庆先生的论著资料翔实，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利用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发现的一些新材料，通过对史氏通婚对象的统计分析，以及与其他世侯的比较，探讨史氏婚姻对其家族文化倾向的影响。 二 根据史氏家族资料及刘化成、萧启庆等学者的研究，真定史氏可考的婚姻为72例，其中娶入53例，嫁出19例。笔者尚可补充两例。 夹谷思齐娶忠武公史天泽孙女为妻，不知出于史天泽第几子。夹谷思齐为女真族，金末徙居郏县（今属河南），后任官杭州（今属浙江），遂迁父祖之葬于钱塘。其曾祖父留乞投靠蒙古太宗窝阔台，立有战功，曾得到史天泽的推荐，可见两家为世交[5]。 袁桷第三女嫁史忠武定王玄孙公佾为妻[6]，史忠武定王即史天泽，真定史氏自第三代以下，以木、火、土、金等偏旁为行辈[7]，作为史天泽玄孙，公佾当为第六代金字辈，公佾可能为字而非名，其生平无考，不知出自天泽第几子。此外，贡师泰《双孝传》记载，杭郡监赠范阳郡公亦福的哈儿丁为阿儿温氏，其继室史夫人为真定人，性贞淑，善女红，读书知古今事。事姑尤孝谨，为姑治病曾割臂为粥[8]。此史夫人可能出自真定史氏家族，但不知为何人之女，暂不列入统计。 加上上文二例，史氏可考之婚姻为74例，其通婚对象为蒙古家族的有11例，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14.9%。其中娶入6例，嫁出5例。娶入方面包括史秉直娶纳合氏之女，史天泽娶纳合氏、木捻氏之女，史天英娶蒙古达氏之女，史楫娶删只达氏乌野而之女。另外，彰德路达鲁花赤蒙古巴尔之女鄂都贷嫁真定史氏为妻，其夫之名待考。嫁出方面包括史秉直长女嫁木华黎，史进道三女嫁北京同知乌古伦，史天祥长女嫁北京路达鲁花赤之子□□马，史楫女嫁江东宣慰使拔不忽。 真定史氏与北方其他民族通婚有7例，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9.5%，除了夹谷思齐娶史天泽孙女，还有史天倪娶女真完颜氏之女，其子史楫娶完颜胡速之女、契丹蒲散氏之女，史枢娶奥屯氏之女。史进道三女嫁奥屯氏[9]。史天祥次女嫁北京宣差完颜胡速之子，三女嫁□□张□□顽羊。其中女真族6例，娶入3例，嫁出3例。契丹族1例。史氏通婚对象剩余的56例为汉族[10]，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75.7%。 史氏与汉族之外的北方民族通婚共计18例，占其已知通婚总例数的24.3%。这些民族中契丹、女真经过长期与汉族混居，已经汉化，对史氏的家族文化倾向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史氏与蒙古族通婚的现象。李治安先生《元代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考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认为，汉人受蒙古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语言、名字、婚姻、服饰等方面。史氏通婚对象的情况前面已经作过统计分析，据洪金富先生研究，元代汉族女子嫁给蒙古人52例，蒙古女子嫁给汉人30例[11]，真定史氏家族与蒙古族通婚就有10例，所占比例不低。我们重点对语言和名字两方面作一分析。第一，学习蒙古语方面。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记载：史天泽曾说：“老夫有通译其间，为诸公调达耳”，可见他归附蒙古后学习了蒙古语。第二，汉人改用蒙古名。史氏家族曾被元帝赐名巴图尔[12]，即蒙语勇敢无敌之意。除此之外，史氏由于娶蒙古女子为妻，其子孙有取蒙古名字者，比如史氏后裔名史塔列赤，出自史天倪一系。另外，史天安子名众家奴、千家奴，其孙名寺□奴（史桓子）、僧家奴、道家奴（史常山子），史天泽子史楫等乳名百家奴、赵家奴，则以上众家奴等皆为乳名。这类名字为蒙古族及西域各族常见之名，《元史》中多有万家奴、千家奴、百家奴、王家奴、燕家奴、佛家奴等名，例如百家奴为蒙古札剌儿氏，其父唆都[13]，再如蒙古人道家奴，其孙名观音奴[14]。再如蒙古侂♦（左水右陏）沃麟氏人僧家奴，又作僧家讷、僧嘉讷，又名钧，字元卿，号崞山野人[15]。僧家奴、僧家讷、僧嘉讷为蒙古名之不同译音，僧家奴当为乳名，而僧家讷、僧嘉讷为成年后较雅之名。至于服饰方面，由于缺乏史氏直接受到蒙古影响的资料，不便推论[16]。 三 蒙古时期，史氏家族治理下的真定成为北方避难的乐土。蒙古灭金时，汴京、郑州之人多迁到真定，为真定的繁荣打下基础[17]，史天泽任用王昌龄、王守道等人，使得“真定治效高视他郡，四方为之训”[18]。许多文士都投奔史氏，王恽《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说：“北渡后名士多流寓失所，知公好贤乐善，偕来游依。若王滹南、元遗山、李敬斋、白枢判、曹南湖、刘房山、段继昌、徒单颙轩，为料其生理，宾礼甚厚。”[19]据符海朝先生统计，真定史氏可考的幕府人物有十八人，包括王昌龄、杨果、王恽、张德辉、李治、王若虚、元好问等知名人士[20]。这些人士除了协助史氏的政事外，还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史天泽“暇则与之讲究经史，推明治道。”[21]这些金源文士既擅长传统的诗词，又对新兴的元曲颇有兴趣，除了元好问、杨果，早期的元曲家有不少是真定籍的，其中名列《录鬼簿》就有汪泽民、李文蔚、侯正卿、尚仲贤、戴善夫等人。寓居真定的白华之子白朴也是元曲名家。真定成为元杂剧早期的中心之一，史天泽与这些文人的交往促进了家族在文化方面的发展，他本人就是散曲作家，名列《录鬼簿》，他的次子史樟，以将门之子而喜好文艺，号史九散仙，撰有杂剧《庄周梦》。四子史杠则擅长绘画[22]。尽管史氏后代为官多有善政，与文人也有交往[23]，但是，这一家族在史天泽、史樟父子之后再未有人写出诗词曲，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史氏的婚姻为重要原因之一。 史氏的通婚对象，无论是蒙古、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还是汉族，多为军将之家，儒学、文士家族较少。与史氏通婚的蒙古、女真等民族为军将世家，比如木华黎、乌野尔、完颜胡速、夹谷思齐等人，此不详述。目前可知的56例汉族通婚对象，除去家族情况不详者33例，家族为军将的有11例，占剩余22例的一半。在真定，史氏与其部署多有婚姻关系，比如史天安嫁女与史天倪部千户崔祥之子崔德彰，史天泽部将李伯佑孙女有六人嫁与史氏为妻。与此相反，史氏与儒学、文士通婚的事例较少，目前仅知姚枢二女皆嫁史天泽第五子史杞为妻，袁桷第三女嫁天泽玄孙史公佾，这种状况明显不利于史氏家族文化的发展。 元初汉人世侯中，济南张氏为巩固其政治地位，多与蒙古投下主联姻，导致其子孙蒙古化[24]。保定张氏与蒙古族通婚只有一例，即张珪第五女嫁与忽都贴木儿[25]。藁城董氏与蒙古族通婚也只有一例，即董士珍孙女嫁与塔海贴木儿，与儒者家庭频频联姻为董氏一大特色，因此，董氏以家法谨严著称[26]。与其他世侯相比，真定史氏处于中间状态，他们既没有如济南张氏多与蒙古族联姻导致家族蒙古化，同时也不同于藁城董氏，多与儒士家族联姻而促进家族成员遵从礼法。真定史氏与蒙古、契丹、女真等民族联姻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同时还与部将通婚加强凝聚力，增进感情。史氏较少与儒学、文士家族通婚，使得这一家族没有能够延续自己的文学传统，对其家族文化带来不利的影响。 1 [1] 关于真定史氏的政治、与儒士之关系等问题，可参符海朝《元代汉人世侯群体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张建伟，男，1973年生，山西太原人。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到山西大学文学院任教，2010年晋升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金元文学研究。主持、参与省部级项目多项，出版《阮籍研究》《元代北方文学家族研究》《女真政权下的文学研究》等著作，参编《全元诗》《全元词》《金代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书。在《国学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投稿邮箱：523090170@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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