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传这种体裁,在传记中最为良好。因为他是把历史性质相同的人物,或者互有关系的人物,聚在一处,加以说明,比较单独叙述一人,更能表示历史真相。欧洲方面,最有名最古的这类著作要算布鲁达奇的《英雄传》了。全书都是两人合传,每传以一个希腊人与一个罗马人对照,彼此各得其半。这部书的组织虽然有些地方勉强比对不免呆板,但以比对论列之故,一面可以发挥本国人的长处,亦可以针砭本国人的短处。两两对照,无主无宾,因此叙述上批评上亦比较公平。中国方面,《史记》中就有许多合传,翻开目录细看,可以看出不少的特别意味。《史记》以后,各史中虽亦多有合传,究竟嫌独立的传太多了。若认真归并起来,可以将篇目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果然如此,一定更容易读,更能唤起兴味。合传这种方法,应用得再进步的,要算清代下列的几家: (一)邵廷采(念鲁) 邵氏的《思复堂文集》,虽以文集名书,然其中十之七八都是历史著作。论其篇幅,并不算多;但每篇可以代表一种意义。其中合传自然不止一人,专传亦包括许多人物。如《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姚江书院传》《明遗民所知传》等篇,体裁均极其优美。全书虽属散篇,然隐约中自有组织,而且一篇篇都作得很精练,可以作我们的模范。 (二)章学诚(实斋) 章氏的《湖北通志检存稿》,三十余篇传都是合传,每传人数自二人以至百余人不等,皆以其人性质的异同为分合的标准,皆以一个事迹的集团为叙述的中心。读其传者,同时可知各个人的历史及一事件的始末,有如同时读了纪传体及纪事本末体。虽其所叙只湖北一省的事情,而且只记湖北在正史中无传的人物,范围诚然很窄;但是此种体裁可以应用到一时代的历史上去,亦可应用到全国的历史上去。 (三)魏源(默深) 魏氏的《元史新编》,十几年前才刻出来。这部书是对于“二十四史”的《元史》不满意而作。“二十四史”中,《元史》最坏,想改作的人很多。已成书的,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与魏书合而为三。魏书和柯书屠书比较,内容优劣如何,我不是《元史》学专家,不敢妄下断语。但其体裁,实不失为革命的。书中列传标目很少:在武臣方面,合平西域功臣为一篇,平宋功臣为第二篇,……又把武功分为几个段落。同在某段落立功者合为一传。文臣方面,合开国宰相一篇,中叶宰相一篇,末叶宰相一篇,某时代的谏官一篇,历法同治河的官又是一篇。又把文治分为几个时代或几个种类,同在某时代服官者,或同对于某样事业有贡献者,各各合为一传。全书列传不过二三十篇,皆以事的性质归类。每篇之首,都有总序,与平常作传先说名号籍贯者不同,我们看总序,不待细读全篇,先已得个大概。例如每个大战役,内中有多少次小战,每战形势如何,谁为其中主人,开头便讲,然后分别说到各人名下。像这种作法,虽是纪传体的编制,却兼有纪事本末体的精神。所传的人的位置及价值亦都容易看出。 我们常说“二十四史”有改造的必要,如果真要改造,据我看来最好用合传的体裁,而且用魏源的《元史新编》那体裁。当初郑樵作《通志》的时候,原想改造“十七史”,这种勇气很好;即以内容而论,志的部分亦都作得不错;可惜传的部分实在作得不高明,不过把正史列传各抄一过而已。读《通志》的人大都不看传,因为《通志》的传根本就和各史原文没有什么异同。改造“二十四史”,别的方法固然很多,在列传方面只须用魏书体裁,就可耳目一新,看的时候,清楚许多,激发许多。让一步讲,我们纵不说改造“二十四史”的话,即是做人物的专史,终不能不作传。做单传固然可以,不过可合则合,效果更大。 合传的性质,各人的分类不同。依我看来,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超群绝伦的伟大人物,两下有比较者,可作合传。第二类,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许多人性质相近者,可作合传,以下根据这两类分别细讲: (一)人物或二人或二人以上可以作篇合传,又可分为四小类: (1)同时的人,事业性质相同或相反,可合者合之。例如王安石与司马光时代相同,事业相同,两人代表两派,凡读《王安石传》时不能不参考《司马光传》;与其分为两篇,对于时代的背景要重复的讲了又讲,对于政治的主张有时又不免有所轩轾;何如合为一篇,可以省事,而且搜求事迹亦较公平。再如朱熹与陆九渊,时代相同,性质不同,代表的方面亦相反,作了《朱传》再作《陆传》,一定要犯上面所说的重复和偏见两种毛病,合在一起,就不至于恭维这个,瞧不起那个了。又如曾国藩与胡林翼,时代相同,事实亦始终合作,单作《曾传》非讲胡不可,单做《胡传》非讲曾不可,两人地位相等,不能以曾附胡,亦不能以胡附曾,应该合为一传,平均叙述。更加李白与杜甫,虽未合作,亦非相反;然同时代,可以代表唐时文学的主要部分;讲李时连带说杜,讲杜时连带说李,两下陪衬起来,格外的圆满周到。假使把他们分开,就不免有拖沓割裂的痕迹了。 (2)不同时代的人,事业相同,性质相同,应该合传。例如汉武帝与唐太宗,时代不同,而所作的多是对外事业,汉族威德的发扬光大,两人都有功劳;合为一传,可以得比较其在中国文化上的位置及价值,愈见明了。再如曹操与刘裕,时代不同,性质大部分相同;都在大乱之后,崛起草泽,惟皆未能统一中国,遂令后世史家予以不好的批评;若把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可以省许多笔墨,而行文自见精彩,加判断的时候亦比较的容易公平。又如项羽、李密、陈友谅,时代不同,事业大致相同,都是遭遇强敌,遂致失败;这种失败的英雄可以供我们凭吊的地方很多,合在一块作传,情形倍觉可怜。更如苻坚、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金世宗、清圣祖,时代不同,事业相同,都是以外国入主中国,努力设法与汉人同化;合为一传,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族同化到中国的情形;全部历史上因为有这几个人,变迁很大。 (3)专在局部方面,或同时,或先后,同作一种工作,这类人应当合传。例如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都在中国历史哲学上有极大的贡献;史学观念的变迁和发明皆与他们有密切关系。三人合在一块作传,可以看出渊源的脉络:前人的意见,后人如何发挥;前人的错误,后人如何改正,中国历史哲学就容易叙述清楚了。又如鸠摩罗什与玄奘,都是翻译佛经事业的,伟大相若;两个人代表两大宗派,一个是三论宗的健将,一个是法相宗的嫡传;做他们两人的合传,可以说明印度佛教宗派的大势力,中国译经事业的情形。又如公孙述、刘备、李雄、王建、孟知祥都在四川割据称雄,只能保守,不能进取;把他们几人合传,可以看出四川在中国的地位。前人常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个原则,古代如此,直至民国仍然没有打破。更如陈东与张溥,都是代表一种团体活动的人,两个性质相同,陈为大学生,张为秀才,一个连合学生干政,一个运动组织民党;把他们两人合传,可以看出地位不高而事业伟大的中国青年,在历史活动的成绩及所以活动的原因。 (4)本国人与外国人性质相同,事业相同,可以作合传。要作这种传,不单要研究国学,外史知识亦须丰富。两两比较,可以发挥长处,补助短处。例如孔子与苏格拉底,两个都是哲学家,一个是中国的圣人,一个是希腊的圣人,都讲人伦道德,两人合为一传,可以比较出东西所有人生问题的异同及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再如墨翟与耶稣,两个都是宗教家,一个生当战国,一个生于犹太,都讲博爱和平崇俭信天;合在一块作传,可以看出耶墨两家异同,并可以研究一盛一衰的原故。又如屈原与荷马,两个都是文学家,一个是东方的文豪,一个是西方的诗圣,事迹都不十分明了。各人都有几种传说的,把他们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古代文学发达的次序,及许多作品附会到一人名下的情形。更如清圣祖、俄大彼得、法路易十四都是大政治家,三人时代相同,性质相同,彼此都有交涉;彼得、路易的国书,清故宫尚有保存;替他们合作一传,可以代表当时全世界的政治状况,并可以看出这种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内对外的方略。 (二)代表社会一部分现象的普通人物 和第一类相反,前者是英俊挺拔的个人,后者是群龙无首的许多人。正史中的儒林、文苑、游侠、刺客、循吏、独行等列传,就为他们而立。他们在历史上关系的重要,不下于伟大人物。作这种合传,是专写某团体或某阶级的情状;其所注意之点,不在个人的事业而在社会的趋势;需要立传与否,因时代而不同。《史记》有《游侠传》,因为秦汉之交,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势力,不可忽视。《后汉书》有《党锢传》,因为东汉时候,党锢为含有社会性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汉书》又有《独行传》,因为当时个人的高世杰出之行,社会上极其佩服,养成一种风气。《宋史》有《道学传》,因为宋代理学发达,为当时一种特殊现象,于社会方面影响极大。这类人物含有社会性,其中亦有领袖行为举止颇多值得注意的地方,然不及全部活动之重要。单注意领袖,不注意二三等角色,看不出力量,看不出关系,非有群龙无首的合传不可。我们万勿以人物不大,事情不多,一个个分开看,无足轻重,便认定其活动为无意义,值不得占篇幅。须知一个人虽无意义,人多则意义自出;少数的活动效果虽微,全体的活动效果极大。譬如《后汉书·党锢传》,要把个人的动作聚合加上,然后全部精神可以表出。单看范滂、张俭所争,都是硁硁小节;然党锢共同精神,就在这硁硁小节里边。我们若只是发空论,唱高调,一定表现此中真相不出来的。真讲究作文化史,这类普通人物的事实,比伟大人物的动作意味还要深长。二十四史中,这类合传尚嫌其少,应当加以扩充。又可分为五项: (1)凡学术上,宗教上,艺术上,成一完派者,应当作为合传。例如《姚江王门弟子传》《蕺山刘门弟子传》,邵念鲁所著,作得很好,两家学风可以看出。《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亦皆如此。前者分派多,归并少,后者反是。比较起来,还是《明儒学案》好些(因一是单篇,一是专著之故)。李穆堂的《陆子学谱》亦用合传体裁。陆门一传再传弟子的关系,都在里面看得很了然,研究亦很方便。再如法相宗、天台宗、禅宗,在佛教史中不必多作,只要几篇好的合传,便就够了。又如南宗画派院体画派,自明以来,分据画界领域;把一派中重要人物聚集起来,为作一篇合传,并不费事,而研究近代绘画的人,很容易得一种概念。 (2)凡一种团体,于时代有重大关系者,应当为作合传。例如宋代的元祐庆元党案,不管他有无具体组织,亦不管他是好是坏,但是当时士大夫都欢喜标立门户,互相排挤,至其甚则造作党籍以相陷;但凡他们气味相投的都可以作为合传,以观其是非得失。再如明代的东林、复社、昆宣阉党,有的系自立名号,有的敌党所加,各因其类,结为团体,以相攻击,于是宇内骚然,大狱惨动;最好一党作篇合传,以观其政治上影响,并可以考见明亡的原因。又如近代的戊戌维新党、国民党、共产党,其发生虽或先或后,历史虽或久或暂,组织虽或疏或密,然对于政治方面各有主张,各有活动;应该把他们的分子作几篇合传,以说明他们的真相,判断他们的功罪,推求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影响。 (3)不标名号,不见组织,纯为当时风气所鼓荡,无形之中,演成一种团体活动,这类人亦应当为作合传。例如晋代的清谈,没有党,没有系,更没有本部支部,但是风气所尚,都喜欢摇尘尾,发俊语;为他们作一篇合传,不特可以看出当时思想的趋势,并可以看出社会一般的情形。再如宋代的道学,虽没有标出任何团体,然而派别很多,人人都喜欢讲点理气性命的话;合起来作篇传,比《宋元学案》稍略,比《宋史·道学传》稍详,以看他们的主张及传授,那就好了。又如明末遗民反抗满洲,虽没有团体,但确为时代精神所寄;单看张煌言、顾炎武等,还看不出全部的民族思想、社会潮流;把大大小小许多人,都合起来作传,他们这种活动的意义及价值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了。 (4)某种阶级或某种阀阅,在社会上极占势力者,应当为作合传。例如六朝的门第,俨然是一种阶级,南朝的王、谢、郗、庾,北朝的崔、卢、李、郑,代代俱掌握政权,若从《南北史》中把他们这几人各作一篇合传,可知其势力之伟大;所有重要活动,全是这几人作的;但是单看《王导传》《谢安传》,很不容易看出来。再如唐朝的藩镇,为一代盛衰的根源,单看安禄山、史思明的列传,看不出有多少关系,若把大大小小的藩镇都合起来,说明他们的兴亡始末,可以看出在常时专横的情形,于后世影响的重大。又如晚明流寇,骚动全国,明朝天下就断送在他们手里;单看张献忠、李自成的列传,还未能看出民间惨苦的全部;把所有流寇都聚集起来,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凶暴刻毒,并可以看出社会上所受他们的摧残蹂躏,有些地方真能够使我们看了流泪。 (5)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活,如有资料,应当搜集起来,为作合传。例如藏书家及印书家,单指一人,不能说有多少影响;若把一代(如清代)的藏书家印书家作合传,可以知道当时书籍的聚散离合;一代文化的发达与衰谢,亦可以看出一斑;这和学术上的关系极为重大。再如淮扬盐商,广东十三行,都是一时的商业中心,可惜资料不易得了;若由口碑及笔记搜集起来,作为合传,可以看出这部分的经济状况,及国内外商业的变迁。又如妓女及戏子,向来人看不起;但是他们与政治上社会上具有很大的关系;明末妓女中的柳如是、陈圆圆、顾横波都是历史上极好的配角;清末戏子中的程长庚、谭鑫培、梅兰芳都是受社会的欢迎;为他们作篇合传,不特值得而且应该。有许多地方,须靠他们来点缀、说明。 上面第一第二两类人物,一类之中分为几个小类,每一小类举三四个例来,取便说明,并不是说应该作传的人物完全在此,我的意思是说,伟大人物单独作传,固然可以,但不如两两比较,容易公平,而且效果更大。要说明位置价值及关系,亦较简切省事。至于普通人物,多数的活动,其意味极其深长,有时比伟大还重要些,千万不要看轻他们。没有他们,我们看不出社会的真相,看不出风俗的由来。合传这种体裁,大概情形如此。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传播文化 欢迎转发 投稿邮箱: 523090170@qq.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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