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北岳恒山在什么位置呢?历代帝王又在哪里祭祀北岳恒山呢? 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梳理一下常山郡、真定、曲阳的地名变迁。《旧唐书》卷三十九《志》第十九: 《旧唐书》对有关三者的地名变迁、治所所在地和分合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真定也罢,恒山郡也罢,真定国也罢,都可以辖入今天的曲阳。我们用图表表示(括号内是治所所在地): 《汉书》与《史记》,都记载汉代的历史,《汉书》明载常山郡属冀州,上曲阳属于常山郡,北岳恒山在上曲阳的西北方向,祭祀的地点是上曲阳: 以上《汉书》的两条资料中,第一条说明,常山郡在冀州,北岳恒山在上曲阳西北方向;第二条资料说明,汉代祭祀“五岳”“四渎”中的北岳是在上曲阳。这个位置,与《后汉书·志第二十·郡国二》“冀州中山国”条的记载相吻合:“上曲阳:故属常山。恒山在西北。” 北岳恒山的祭祀,在新旧唐书中记载中,祭祀的地点在定州,是指大的地名: 《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说,定州是后汉时期的中山国,隋朝改为博陵郡,又曾为高阳郡,武德四年重置定州,武德六年升为大总管府,天宝元年改为博陵郡,乾元复为定州,曲阳归定州。也就是说,《旧唐书》中所指,北岳恒山的祭祀就在河北的定州,而曲阳属于定州,其真正的祭祀地点仍是现在的曲阳县。今曲阳县城的北岳庙尚存唐碑数通,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唐朝祭祀北岳的地点就在这里。如立于开元九年(721)的“大唐北岳府君之碑”,碑额题为“大唐定州北岳恒山灵庙之碑”,正文中有“北岳恒山者,北方之巨镇也”的说法;又如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的“大唐北岳神庙之碑”,正文中有“自冀州既载,惟彼陶唐……定人御侮,陈迹昭然”等语;又如立于天宝七载(749)的“大唐博陵郡北岳恒山封安天王之铭”碑,仅从碑额就可以看出,北岳恒山在博陵郡;等等。 宋朝设立中山府和博陵郡。太平兴国初,改定武军节度,就是定州。庆历八年,宋朝始置定州路安抚使,统定、保、深、祁、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八州。政和三年,升 “中山”府,曲阳属于中山府管辖的七县之一,著名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作者李之仪,在北宋时期就担任过曲阳县令。宋代祭祀北岳,《宋史》中都说祭祀地点在定州,实际指定州路的曲阳县城: 宋代具体的祭祀地点在曲阳北岳庙,可以通过历史遗存的碑刻和其他文字资料证明。如北宋淳化二年(991)由著名诗人王禹偁撰文的《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并序》,中有“帝尧开唐国之封,大禹奠冀州之域,厥有巨镇,兹为恒山”之句;北宋皇佑二年(1050),著名大将韩琦任定州知州时立《大宋重修北岳庙记》,文中明确指出:“今庙于曲阳县之西附城,距岳百余里”,不仅指出了祭祀的地点在曲阳,而且指出了北岳的位置在距离曲阳百余里的地方,这与山西浑源的“恒山”距离曲阳有四百余里相差很多。又比如苏轼在担任定州知州时(1093-1094),就曾要求修缮北岳庙,“臣伏见定州曲阳县北岳安天元圣帝庙,建造年深,屋宇颓弊。自熙宁间,因守臣薛向奏请,止曾完葺正殿,自余诸殿及廊庑门宇墙垣,久已疏漏破损……欲望圣慈特依定州所乞数目,给降度牒,付本州出卖,应副修造。庶得庙宇稍完,不致破坏。”(《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并在此举行过祭祀活动,如《北岳祈雨祝文》中记载的祈雨活动。虽然苏轼文中并没有交代北岳恒山的具体位置,但祭祀的地点非常清晰。 到了元朝,中国的版图面积极大扩张,元朝统治者建都大都(北京),保定成为元大都的南大门,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较之定州要更加突出,故元代统治者设置了保定路,而保定路管辖曲阳,《元史》这样记载: 《元史》的地理志里谈及“岳镇海渎常祀”地点时,又明确交代:“土王日祀恒山于曲阳县界”。也就是说,在《元史》中非常清楚地交代了曲阳与北岳的关系。 《明史》地理志“真定府”条记载:“曲阳(州西北。元属保定路。洪武二年来属。恒山在西北,恒水出焉。)”明世宗路过真定,望祭北岳。 但明代,祭祀北岳的地点发生过争议,明神宗万历十四年,“大同巡抚胡来贡议移祀北岳于浑源”,而山西人王家屏却据理力争,认为北岳祭祀仍然应该在曲阳。《明史》礼官言:“《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是。”虽然有争议,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大同巡抚要“移祀”,而礼官却坚持“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也就是说,明朝礼官从经传和州志碑文的双重角度认为,坚持北岳的祭祀地点仍应在曲阳。 如此,我们综合前史中所记载的历史资料,北岳恒山,无疑是指保定西部、曲阳西北百余里的那座恒山,那才是中国古代帝王历朝祭祀的北岳恒山,而祭祀的地点就在曲阳县城西面的北岳庙。 但现在保定境内,已经没有“恒山”之名。近年因为旅游经济的发展,各地都在争自己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保定也希望“恒山” 之名回归保定,那么,在保定境内的那座“北岳恒山”是哪座山呢?答案是:唐县境内的大茂山。 北宋时期著名宰相韩琦在定州任知州时,曾重修北岳庙,并撰有《大宋重修北岳庙记》,文中第一次将北岳恒山与大茂山联系到一起:“天下之岳五,独北之常方,人目为大茂山,而岳名不著。岳有祠,不知废于何代。”从韩琦的记述中可知,大茂山就是北岳,但作为大茂山的山岳名称,大茂山并不知名,人们祭祀北岳,知道北岳恒山,却不知道北岳恒山就是大茂山。 大茂山之名在史书中首次出现于《金史》,言其在河北西路的真定府境内,但河北西路中山府的曲阳县所提到的山是“常山”,而不称大茂山,故在史书中两者还没有真正联系到一起,应该也是两县称名不一致所致。 明代,出现过在哪里祭祀恒山的争议,《明史》的记载也比较混乱,一方面说大茂山就是“恒岳”,唐河源出恒山;一方面又说浑源州“南有恒山,即北岳也”,导致了河北唐县大茂山和山西浑源恒山混乱的关系: 在这些记载中,都提到了滱水、唐河与恒山的关系,这似乎是说,北岳恒山都与滱水、唐河有关,指哪里似乎都是出于一系,可问题是,很多史书在提到北岳在曲阳祭祀的时候,多提到恒岳在曲阳北岳庙西北百四十里左右的地方,唐县境内的大茂山恰好是百四十里左右,而浑源的“恒山”距离曲阳近四百里地。很显然,山西浑源境内的“恒山”不是古史中所认同的北岳恒山,而大茂山才是古史中记载的北岳恒山。 那么,为什么现在人们提及北岳恒山,都认为是山西浑源境内的那座恒山,而不认为是是河北唐县境内的大茂山呢?这一方面是河北人的文化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清朝统治者对北岳祭祀地点的改变有关。 前文已经提及,关于北岳祭祀地点改变的争议,从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1660)就开始发生争议,但终明一朝,移祀的目标都没有实现。直到清朝的顺治十七年(1660),山西人终于将祭祀北岳的地点移到了浑源: 这两条资料尤其重要。由清人赵尔巽主持编写的《清史稿》,清楚地记载了北岳移祀的时间、地点,它说明:清人认同古代北岳恒山祭祀的地点一直在河北唐县境内,顺治末年改变了这一传统的祭祀地点。 由以上材料归结,可以肯定地说,在清代顺治十七年以前,北岳恒山就是河北唐县境内的大茂山,五岳申遗用河北古北岳,完全符合历史本来面目,且更具历史文化价值。 阅读链接: 作者简介:吴淑玲,河北省保定人。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学博士,博士后。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承担先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宋文学、中古文学文献学、《文选》导读、《史记》研究、杜诗研究等课程,近十多年主要关注点是唐代文学,独立主持并已完成2008年国家社科项目《唐诗传播与唐诗发展之关系》、2011年国家社科项目《唐代驿传与唐诗发展之关系》,主持2017年国家社科项目《驿路唐诗的边域书写研究》(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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