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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一个人的格局

 潜岳修省 2020-12-28

有书君说

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吾闽百年来,名臣最著者数侯官林文忠、沈文肃二公。”

林文忠公即禁烟英雄林则徐,而沈文肃公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

但沈葆桢出名并不是因为他与林则徐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自身的成就。

他是近代海军的奠基人之一,是台湾地区近代化的开拓者。

如此重大的成就,却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

今天我们一起看看,沈葆桢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成就大事的。

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一个人的格局

船政奠基人

对于沈葆桢来说,1866年的九月、十月是非常纠结的两个月。

因为母亲去世,他在家丁忧守孝。

守孝的日子里,他看似平静,却时刻关心着时局的点滴变化。

春天时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八月开始建设船政局,为筹备近代海军做准备。

这本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应对外国坚船利炮的一项重大举措。

然而不过两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

左宗棠的继任者吴棠对船政公然嗤之以鼻:“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

左宗棠一听这话,心里拔凉拔凉的。

思来想去,他锁定了沈葆桢。

沈葆桢时年46岁,入仕近20年,既有文治也有战功。

更重要的是,此人一向以舅舅兼岳父林则徐为榜样,坚忍刚毅,为国为民。

九月时,左宗棠亲自到访,热切希望沈葆桢能接手船政,沈葆桢却犹豫了。

他何尝不知船政的重要性,但船政大臣地位不高,很容易受上司牵制,最终很可能一事无成。

所以,对于左宗棠的热情,他淡淡地说:“丁忧人员不应与问政事。”

左宗棠好说歹说,沈葆桢依旧是这句话。

左宗棠走了,沈葆桢愁了。

船政啊,大事好事!

可是,自己一旦轻易答应,最后却做不成,又有什么意义呢?

他苦苦地思索,深深地烦恼。

很快,左宗棠又来了,沈葆桢仍旧摇头不应。

这一次,左宗棠终于读懂了沈葆桢的拒绝。

他于是向朝廷建议,要保证沈葆桢在船政中的主导地位。

清廷同意了,沈葆桢为之一振,答应了左宗棠。

这一招借力打力,看似免除了沈葆桢对上司掣肘的担忧,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对于公开反对船政的上司吴棠,沈葆桢心里想的是“各行其是,彼此两不相妨。”

但是沈葆桢不妨碍吴棠,吴棠却不放过沈葆桢。

吴棠利用职权,把船政得力人员先后找理由调走。

釜底抽薪,其心可诛!

沈葆桢忍无可忍,上疏抗争。

最终,船政人员得以调回,吴棠也调离福建。

吴棠是走了,但遥远的朝堂中,仍然有人冷嘲热讽,说造兵船不只烧钱,还会破坏议和局面。

这话真是让沈葆桢火冒三丈——要是议和管用,第一次鸦片战争议和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战争了!

与此同时,那些不怀好意的外国技术人员大放厥词,甚至挑起船政局洋人与国人的对立。

除了静不下来的反对声,还有筹不来的经费。

沈葆桢不只一次感叹:

“洋务之难且不待言,至筹饷虽三头六臂,亦无法可想。”

但千头万绪,百般阻挠,从未把年近半百的沈葆桢吓倒。

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虽极其艰难,却始终不肯后退半步。

不仅如此,为了造船,他硬是在高等工程教育和留学领域开拓了一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新路。

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一个人的格局
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一个人的格局

教育管理奇才

沈葆桢在总理船政之初,就曾经提出: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不重在造而重在学。”

学什么?自然是学习西方先进的造船技术。

谁来教?自然是洋教员和洋工匠。

而对这些洋人,沈葆桢展现了超凡的管理智慧。

为了消除洋教员“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疑虑,沈葆桢既给他们高额奖励,又为他们请赏顶戴花翎。

在这种“钱给够,面给足”的措施下,洋教员果然尽心尽力。

但是一旦我们的学员学到真本事,洋人期限已满,就把“洋匠尽数遣散,不得以船工未毕酌留数人。”

至于怎么保证学员学到真本事,怎么让自己人可以独立造船,沈葆桢自有办法。

他“以学促厂,以厂助学”,这样学生既能学习理论,又能在船厂进行大量实习。

沈葆桢还经常对学生“考其勤惰,分别升降”。

学得好的,奖赏;学不好的,戒责;太差的,开除。

以船政前学堂为例,成立六年半的时间里,105名学生中只有39人跟上教学进度,多半学员被赶了出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未免过于残酷。

然而,评价一件事不能离开当时的条件与形势。

那时的中国,何等弱小,何等落后!

若是不能全力以赴,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等待国人的将是什么?

我们不能站在高塔之上,闲闲地指责那些尚在深沟之中的人。

好在船政学子深深懂得沈葆桢的苦心,后来沈葆桢认为学生应该去国外学习更新的科学技术时,大家说:

“自强之计,舍此无可他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
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他日或能蔚成大器,共济时艰。”

是的,求学、留学之路不易,但因为这极可能是唯一的自强机会,所以必须拼尽全力。

对于留学生,沈葆桢同样管理严格。

“凡一切实习功课,游历见闻,以及日用之事,均须详注日记,每半年汇送船政大臣查核。”

“或别国有便益新样之船身、轮机及一切军火、水陆机器,务考究精确,实能仿效;一面将图说汇送船政衙门察核。”

管理如此细致严厉,就是为了尽快扎扎实实地出成果。

果然,船政学堂和此类留学教育为国内培养了大批人才。

从清末至民国,我国海军诸多舰艇长、舰队司令、大臣、总长、部长,几乎都出身船政局。

不仅在海军,在其它领域诸如铁路、矿务、兵工厂、电报、制造,乃至外交、教育、文化等都有船政学子的身影。

大家耳熟能详的邓世昌、严复、詹天佑等,都接受过船政的教育。

然而,列强可不希望船政强大,也并不乐见船政学子成才。

他们可是一有机会就会欺凌中国,甚至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也要入侵。

但这一次,他们领教到了沈葆桢的厉害。

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一个人的格局
决定后半生命运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一个人的格局

台湾近代化开拓者

1874年5月6日,日本以三年前台湾牡丹社“生番”(注:即土著居民)误杀琉球遭风难民旧事为借口,悍然入侵台湾。

朝野震动,清廷立即派沈葆桢前去处理。

沈葆祯派人前往敌营谈判,要求日军撤离,并严正声明“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

由于清廷一向有议和倾向,日本没想到会碰到沈葆桢这个硬茬。

但日本不想就此撤退,而是耍起了无赖,一拖再拖,还要求清廷补贴其兵费120万两。

何其厚颜无耻!

沈葆桢当然是坚决拒绝。

不过,一向务实的沈葆桢深知要想最终取得谈判成功,不能单靠嘴皮子,而是要靠军事实力。

于是,他加紧防务——调兵、调洋枪队、招募乡勇。

7月时,台湾兵力反超日军,对日军形成了威慑。

可惜的是,懦弱的清廷最后仍是议和,为了让日军撤离,赔了50万两。

沈葆桢收拾好情绪,未浪费一丝一毫时间,立刻着手加强台湾海防,建议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并增设府县,直接促进了台湾省的建立。

他还提出要开发台湾,教化土著。

沈葆桢对此事的认真细致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屯兵卫、刊林木、焚草莱、通水道、定壤则、招垦户、给牛种、立村堡、设隘碉、致工商、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置廨署。”

“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修道涂、给茶盐、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

到刘铭传任台湾省首任巡抚时,“民番联络为一体,畛域(注:偏见)悉除”的目标终于实现。

如今,作为台湾近代化的开拓者,沈葆桢以黄铜之身屹立台湾,守护着这座宝岛。

沈葆桢的耀目功绩,大多数成于46岁之后。

他的后半生,靠的不是天赋,不是机遇,而是坚持和认真。

都说时势造英雄,但某种程度上,英雄也在造时势。

然而,没有人是天生的英雄。

不过是无数平凡的人挺身而出,就算是蜗行龟爬,也要以坚韧不拔之志,永远走在前行的路上。

目标虽远,终可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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