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 | “第五代”是“五四”精神的正宗嫡系

11月27日，张艺谋执导的影片《一秒钟》上映，这部本来两年前就已完成的作品，却因为“技术原因”而一再被推迟上映。

已年逾古稀的张艺谋多次面对媒体采访时说，这部电影是他给电影写的一封情书。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看电影就是一场狂欢，每一段胶片都承载着一个幻梦。如今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决定用电影《一秒钟》为过去立传。这部电影关于上世纪那场难以言说的历史悲剧；展露了在时代拨弄下，小人物无可奈何的创伤；也剖白了对那段悲情往事的回望与反思。

张艺谋导演影片《一秒钟》

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学者戴锦华在其著作《雾中风景》中，对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这一群体的思考与解读，在她看来，“第五代的历史态度更近于本世纪初的“五四”新青年: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痛切的社会使命，使他们一方仇恨、蔑视而试图竭力砸断那条滞重的、古旧的传统之链;在这一暗凝重的空间中，年轻的一代远是古老仪式的祭品一一死亡或与老世界同归于尽或辗转于苦痛迷惘之谷”。

戴锦华，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11年，自1993年任教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现为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开设“影片精读”“中国电影文化史”“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性别与书写”等数十门课程。中文专著《雾中风景》《电影批评》《隐形书写》《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英文专著Cinema and Desire, After Post-Cold War。专著与论文被译为韩文、日文、德文、法文等十余种文字出版。

如果我们延用约定俗成的说法，把1982年在中国电影史上组建的第一个“青年摄制组”（于广西电影制片厂成立的第一个“青年制组”，导演张军钊，摄影张艺谋、肖风，美工何群。摄制组的主要成员均为北京电影学院1982届本科业生组成。同年推出影片《一个和八个》成为第五代的发轫之作。此后这一电影摄制组的主要成员——除导演张军钊、摄影肖风外，转而与陈凯歌合作，拍摄了《黄土地》、《大阅兵》，此后张陈分道，张艺拍摄了处女作《红高粱》，成为最重要的中国导演之一。美工师何群亦成为一位重要的导演。另一位摄彩师肖风也在1990年导演了影片《寡妇十日谈》，1996年方才获得了通过发行），并于1983年末，1984年悄悄推出一批有趣的，引起多方震惊而不得不予以关注的影片的青年创作群体，称作“第五代”的话；我们不难发现，1979年后出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向前看”、“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仿佛在老中国引发了一场令人欢欣鼓舞的、文化弑父“悲剧”，年轻的一代在一个历史性的“弑父”行为之后，浮出历史地表。

1983年国产影片《一个和八个》海报

与其说，影坛第五代像是最后一个离开染满鲜血的“黑铁时代”的正义者，不如说他们始终是雅努斯般的两面人——年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因为“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此时已经“风化”为一只软壳鸡蛋，他们挣扎于其中并最终破壳而啼的不过是这只鸡蛋。大陆影坛第五代的10年(1982-1992)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10年。在这10年中，迟来的一代人出现在中国社会舞台，渐次入主。但又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辗转于叛臣贼子与忠臣孝子的双重身份之间。第五代(影圈内又称“78班”)，似乎也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支。

当时光将“年轻的”第五代同样呈现在一个历史回瞻的视域中时，不难看出，第五代无疑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姿态的承袭者:这是极深沉、极有使命感的一群，而且多“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文化自觉。观第五代，与其说他们是一伙文化叛逆与艺术的不轨之徒;倒不如说他们是“五四”精神的正宗嫡系。其作品多为一种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因爱之深而恨之切的“不平之鸣”。他们所承袭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其说是某种具有连续性的、同质的民族经验，不如说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断遭受重创、碎裂、已布满了裂隙的、异质体的杂陈。因之同样不难理解的是，时值今日，当第五代已风风光光、沸沸扬扬地登堂入室，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世界影坛上“中国电影”的代名词之后，他们仍不时地被指斥为数典忘祖、食洋不化的一伙。仿佛他们是不产生先锋电影的大陆影坛的“先锋派”。

电影《一秒钟》幕后纪录片中张艺谋的自述

十分清晰、也许是十分怪诞的，是当代中国电影史是以颇为整齐、明确的“代”际——不同年龄组、不同创作时代的艺术家来划分与连续的。这几乎成了世界影坛上的一种景观。然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化史最为深刻的本质特征之一：迄今为止，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几代人，都是时代之子。不同的时代遭际，不同的历史经历，造就了每代人迥异而实相近、冲突而实叠加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

而与第五代密切相关的重要历史事实，则是“无产积极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经历，作为一场“文化的”“浩劫”时代的遗腹子，或许不难理解，在严格的文化叛逆或者俗称反传统的意义上，我们几乎举不出一部第五代作品来予以印证；但是我们如果从对语言的革命意味着意识形态革命的立场来说的话，第五代大约又不能不被视为1983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那场关于文化、而实为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的重要一支。而且这场讨论从《一个和八个》(张军钊，1983)、《黄土地》(陈凯歌，1984)、《盗马贼》(田壮壮，1985)、《绝响》（张泽鸣，1984)、《黑炮事件》(黄建新，1984)、《孩子王》(陈凯歌，1987)、《红高粱》(张艺谋，1987)、《晚钟》(吴子牛，1989)，一直延续到1989年后出品的《血色清晨》(李少红、1990）、《菊豆》(张艺谋，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张艺谋，1991)《边走边唱》(陈凯歌，1991)、《心香》(孙周，1992)《秋菊打官司》(张艺谋，1992年)和《霸王别姬》(陈凯歌，1993)。

第五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陈凯歌（左）与张艺谋（右）在1984年电影《黄土地》拍摄期间

无论是出自理解或者误解，“黄土地”已成为第五代共同的姓氏和形象。尽管事实上，这个姓氏几乎无法涵盖或说明第五代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许第五代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在于他们在中国影坛完成了一场电影美学革命;而于笔者看来，第五代的意义，更在于他们以电影的方式加入中国80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一一不再是对种种社会政治话语的转述，而是一个独特的、空前有力的发言者。

而且在一个突然洞开的历史视域中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历史的、同时朝向未来的中国形象。第五代的作品成了标明历史疆界的路标;它是老中国的形象——万古岿然的自然生存，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的魔链;而它正是在一个隐而不露的现实参照系——中国现实中的现代化进程中被指认、被显现为一个古老而依然的现实空间。

电影《黄土地》中祈雨的场景

相对而言，第五代的历史态度更近于本世纪初的“五四”新青年: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痛切的社会使命，使他们一方仇恨、蔑视而试图竭力砸断那条滞重的、古旧的传统之链;在这一暗凝重的空间中，年轻的一代远是古老仪式的祭品一一死亡或与老世界同归于尽或辗转于苦痛迷惘之谷(《黄土地》、《盗马贼》、《孩子王》、《菊豆》、《血色清晨》、《大红灯笼高高挂》)。

另一方面，这一历史/自然空间，又成为创造新世界的起点和惟一有力的依托，寄望于老传统的推陈出新，在“800里秦川”的尘土飞扬之间升腾起旷古奇观的力量和新生命(《黄土地》、《红高梁》)，或者重建平等、宁静、和谐的社会文化的伦理秩序(《猎场扎撒》，田壮壮，1984，《心香》、《秋菊打官司》)，或者注入些许人道主义的血液，催生新的中国叙述(《晚钟》、《大磨坊》，吴子牛，1990，《边走边唱》)。

1992年张艺谋导演影片《秋菊打官司》中的台词

“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人文立场和矛盾的历史态度勾勒出第五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式的、传统入世立场。这便是雅努斯朝向过去的年迈的面孔和眼望未来的年轻的脸庞。事实上，这并非第五代独有的矛盾立场或文化景观。它只是鸦片战争、或日“五四”文化革命之后，始终萦回于中国文化中的悖论情境:现代化与民族化命题的再度浮现。只是为十年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历及1992年后渐呈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所再度强化。放逐历史幽灵与寻回民族文化之根的矛盾使命，决定了第五代所必须面临与遭际的文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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