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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9月下旬，尚未入冬，但庐山之上已经开始飘雪。 会议中的蒋介石 此刻，比起窗外凛冽的寒意，正在屋内召开军事会议的蒋介石，内心却一团火热，他看着台下诸位军政首脑，不禁兴奋地挥起了手臂，大声叫嚣着： “剿共大业毕其功于一役，各方军政首长的当不遗余力，坚决执行作战计划，奋勇进击，一举剿绝赤区匪党，永宁华夏！” 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均以失败告终，己方损兵折将，红军方面却屡战屡胜的战况，成为了蒋介石心中的一大隐痛。 如何尽快剿灭苏区红军，日夜困扰着蒋介石，令其寝食难安。 不久前，首席军事顾问、德国专家塞克特递上来的“铁桶计划”，无疑给此刻失落不已的蒋介石，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铁桶计划 在此计划当中，国民党方面将调动150万大军对苏区形成合围之势，期间在瑞金附近更会布防30道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层层阻击突围而出的红军。 如此缜密的计划，强大的火力布防，让蒋介石觉得这次围剿苏区红军行动，肯定十拿九稳，万无一失。 然而，即便如此机要绝密、看似天衣无缝的军事计划，却还是在闭会当晚就被泄露了出来。 特殊的信使时任江西第四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当时参加了“铁桶计划”布置会议，在当天离开会场回到德安之后，他便直接拿着这份绝密军事图纸、资料，找来了几个自己人——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而这几位则都是共产党员。 莫雄 谁都没有料到，莫雄这位剿共得力干将、同盟会老大哥，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还有另一个特殊的身份——共产党那边的人。 当刘哑佛等人接过莫雄手中的资料看后，众人均感事态严重，当下应该立即通知中央苏区方面，及时应对，以免造成重大损失。 但此时，摆在大家面前的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将“铁桶计划”尽快、尽可能详细地传递回苏区。 一般来说，传递情报莫过于发电报，而发电报对于传递普通情报来讲，没有问题。可是对于这份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绝密情报，单凭一封电报的说服力，那显然还是不够的。 革命年代一般靠发电报传递消息 同时，在敌人腹心之地发送电报，一旦被敌方截获、破译，很有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未知风险，也会让冒死透漏情报的莫司令，身陷于危险的不测之地。 而且电报发送信息有限，如果苏区方面没有得到国民党“铁桶计划”详细布防信息的话。那么未来，一旦红军想要突围，每踏出一步，都有可能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最稳妥的办法莫过于发送封简单的密电，然后派人将“铁桶计划”这封绝密情报，亲手交给红军最高领导。 那么派谁去送情报呢？ 从德安到瑞金，中间要经过永修、新建、南昌、丰城、崇仁、乐安、宁都、石城八个县市，其间更有崇山峻岭、河流险阻，不仅路途艰险，而且周边的形势非常严峻。 此时的中央苏区四周罗网已经张开，国民党更是在沿途布置了几十重关卡，层层重兵防守，想要顺利通过关卡，将情报送出，十分困难。 卢志英 手里拿着十万火急的情报，身上却担负着不容有丝毫闪失的艰巨任务，此刻，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都感到分外紧张。 此去万难，需冒九死一生的风险，死不要紧，但是如果情报最终没能送出去，那么在坐的这些人，可就都是万死难辞其咎的罪人了。 三个人都想争着去，但最终项与年说出的理由，让大家觉得，他确实是最适合的人选。 项与年
就这样，历史选择了项与年，让他担任起了挽救红军生死危亡的重任，也让这位有着传奇人生的红色特工，将其个人传奇演绎到了巅峰时刻。 走出大山1896年，项与年出生在福建连城县的文地村，他的父母当时根据宗族里的项氏辈分，给他取了一个名字——项廷椿，项与年这个名字，是他1917年到北平之后才改的名字。 项家原本在当地也算殷实之家，只是到了项与年父辈这一代，家境开始败落了下来。在项与年的印象当中，小时候自己家境非常贫寒，不仅家人吃穿比不上旁人，母亲也经常因为家贫以泪洗面。 晚清时期福建乡村景色 后来，为了培养三哥读书，同时减轻家里的负担，项与年的父母将他和童养媳一起，过继给了膝下无子的堂叔—项仕杰。 对于年少的项与年来说，其实过继给堂叔倒也不是件坏事，因为堂叔是晚清秀才案首，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家境很不错。 最开始堂叔确实是将项与年当成继承人来培养的，不仅送他进私塾，而且还亲身教育他文化知识，让原本与识字无缘的项与年，得到了接受教育的珍贵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过继孩子们最怕、最尴尬的局面也让项与年给遇到了。 两年后，一直无子的婶娘生下了一个男孩，这让家里原有的螟蛉之子，顿时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为了防止项与年日后跟自己的亲儿子争财产，原本对他不错的婶娘开始处处刁难项与年起来，先是不让他继续进私塾，后来又让他承担起全部家务，在药店帮工。 项与年从家里的宠子，一下子沦落到了佣工的地位，让年少的项与年既感失落，又很寒心。 这种情况一直熬到了项与年十五岁的那一年，这一年他与一起与他入继堂叔家的童养媳——王村玉成了亲。 这几年，项与年拼命干活，却换不来堂叔家人的信任，而跟随他一起的王村玉，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两个苦命的人，最终组成了家庭，王村玉本来想，成亲了，项哥以后自立了，自己也算有依靠，有盼头了。 然而，她却没有料到，自己头顶上的这片天，竟然那么快就消失了。 五年后，王村玉生下了一个男孩儿——项德崇。 项与年之子项德崇，后改名项南 不久后的一天夜里，项与年爬起身来，悄悄告诉她，我准备去外面闯一闯。 失落的热血青年1917年，项与年离开家乡前往北平寻找三哥项廷爵，此时的项廷爵已从福州政法专科学校毕业，进入了军界当中。 看着面前这个为了自己学业，被家里过继出去的四弟，千里迢迢找到自己，项廷爵自然不能推脱。他将四弟留在自己身边，并给他找来了很多进步书籍，供他阅读。 《英雄无语》中桐哥的原型就是项与年 随后，在跟随三哥奔波在北平、南京、上海三地的日子里，项与年见识了很多大山里看不见、听不到的大事件。 在经历“六三”、“六四”大逮捕之后，五四爱国运动中心从北平转移到上海，随即，上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日资纱厂工人罢工、沪宁、淞沪铁路工人罢工、电车、汽车司机、轮船水手罢工，整个上海顿时陷入了瘫痪之中。 五四运动重心转向上海 此时，身处运动中心的项与年第一次深深感受到了人民力量之伟大，也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深切的意识到，中国的希望所在，在于觉醒的中国人民。 此时，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以及“天下为公”的思想让当时的热血青年项与年，感到很合自己的心愿。
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于是项与年便随三哥一起，在项廷爵同事李自立的邀请之下，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在孙中山先生的安排下，进入粤军许崇智麾下，并成为了一名国民党员。 加入国民党，救中国，成了年轻时期，项与年最单纯、朴实的愿望。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在加入粤军之后不久，项与年就经历了陈炯明叛乱、北伐军内部的派系吞并、江浙战争等一系列混战。
北伐军将士 在此期间，带他出来闯天下的三哥项廷爵也被排挤回上海，最终郁郁而终。 而从战场上数次死里逃生的项与年，也最终冷静了下来。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混战、腐化堕落的现状，也从当年那个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成长为了一名冷静的旁观者，项与年最终得出了一个影响自己一生的判断——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
正在项与年四处碰壁，对前途充满迷茫的时候，他遇到了时任中共杭州地委党团书记——宣中华。 黑夜中的那盏明灯——中国共产党1925年，项与年跟朋友宣政一起去了杭州，暂住在他家开的丝绸行内，而这家丝绸行其实是中共杭州地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看着一旁心情压抑、充满迷茫的项与年，宣政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同乡宣中华。
宣中华烈士
在跟宣中华的交往过程中，项与年不仅听到了很多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新鲜事儿，也进一步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先进性，这顿时让迷惘中的项与年再次看到了希望。 在宣中华和何赤华等人的帮助之下，项与年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当中。
何赤华烈士 项与年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这样回忆过这段心路历程：
在国共合作期间，项与年以国民党的身份被派往海外，支持海外侨胞的革命工作。在东加里曼丹的三马林达，项与年在当地积极开展工作，在发展国民党成员的同时，也将其中一些思想进步的国民党秘密吸纳为共产党员。 不久，当地荷兰殖民统治者盯上了项与年，并在一次群众集会期间，派出大量巡捕逮捕进步民众，项与年在集会场上被荷兰巡捕用枪托砸昏，旋即逮捕入狱。 同年十月，项与年被驱逐回国，当在异乡狱中饱受苦楚的项与年，再次回到祖国之时，他却有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身在南洋这一年，自己在外面奋不顾身为革命发展海外实力，然而，国内的大革命却在蒋介石等人的背叛之下，最终以失败告终。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爆发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白色恐怖大肆盛行，许多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地下。 项与年回到上海之后，顿时成了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他赶到了当年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宣政家的丝绸店，却发现这里已经被几根木条钉死，店倒人散，人员不知去向。 与组织失去联系的项与年，顿时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他只能以归国国民党员的身份，暂时潜伏了下来，等待时机。 随后，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的引荐之下，项与年被推荐担任复炎学校校长。 学校历来是进步思想汇集之地，在这里，项与年开始寻找自己的同志，并最终通过共产党员教师马剑华的牵线，联系到了中央特科的李逢源。 就这样，在经过考察之后，项与年再次回归组织，并进入了中央特科的“红队”当中。
周恩来，当年化名伍豪 随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之下，项与年展开锄奸任务，并成为了红队之内的得力干将。那段岁月，也成为了项与年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 枫林桥上，为营救澎湃劫囚车，却最终功亏一篑，那种同志近在眼前，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让他久久不能释怀；而和合坊内，三个月的潜伏，最终除掉叛徒白鑫，又让项与年等人感到了大仇得报的快意。
澎湃烈士 在上海那些日子里，环境险恶，我从来不愿去想明天，我只知道，今天我干的事是为党奋斗，为党献身，而且百死无悔。 不久后的一天，组织上通知项与年，收起手中的枪，去江西，再次潜伏。 这一次的任务是投入莫雄麾下，以国民党官员身份潜伏待命。 在上海滩，项与年可以凭借手中的枪，叱咤风云，然而到了德安，他就要适应另一种斗争方式，而这种方式，比起上海滩上的枪林弹雨，其实更加残酷。 魔窟之内的考验当年，莫雄在杨永泰的牵线之下，被委任为江西第四区行政保安司令，早已成为我党“自己人”的莫雄，便决定将这个司令部变成共产党人的天下。
莫雄 为此，他专门到上海，去请当年交好的几个熟人，其中就包括项与年。在经过组织同意之后，项与年随同莫雄一起来到了江西，在这里，他不仅完成了自己最巅峰的成就，也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 虽然莫雄身旁还有不少组织上派来的同志，但蒋介石方面，也并没有对莫雄这边达到完全信任的程度。 在莫雄的官署里，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署兼保安司令部上校联络处长谢也夫，成为了游荡在莫雄等人身边，一个极度危险的幽灵。 谢也夫这个人很阴险，他平时通过漫不经心地攀谈、和大家唠家常，套众人嘴里的话。然后再派人私下去核实，通过各种手段，企图从大家话语里的漏洞当中，找出对方通共嫌疑的蛛丝马迹。 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但要想圆的滴水不漏，却依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项与年等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与谢也夫保持着时刻高度警惕的应对。 他们必须牢记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而且要记住哪些是自己故意虚构的事件，这种高度紧张的日子，项与年等人艰难地熬过了半年。 最终，谢也夫没能找到丝毫破绽，他便另想了一个办法，过了不久，不知道他从哪里逮捕了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
刑讯室 随后，当着众人的面，谢也夫和打手们进入了审讯室，用尽各种残忍手段折磨这位柔弱的女孩儿。 随后，谢也夫来到项与年等人的办公室，推开房门，看到项与年等人正在打牌。 隔壁一声声惨叫哀嚎传来，屋内项与年等人却神情淡然地继续打着牌，谢也夫站在一旁，他的目光在众人的脸庞上来回扫视，希望看到哪怕一丝不忍的破绽。 但最终，他放弃了，因为他沮丧的发现，即便在这种“噪音”的干扰之下，项与年等人的牌，依然打得井然有条，没有丝毫出错的地方。 这些人，应该不是共产党，否则他们的同事被严刑拷问，他们能这么镇定淡然？ 谢也夫摇了摇头走了，而在他走后，项与年等人的目光顿时黯淡了下来，充满了哀伤。 在组织没有让我暴露的时候，哪怕再难，也要咬紧牙关，坚持到底。 那一夜，项与年等人一宿没睡，第二天，那名女共产党员的尸体被抬出，项与年与其擦肩而过，面容沉静，内心却碎裂成粉。 再见了同志，在革命的路上，你先倒下了，我们会继续向前，终不负你之所愿。 项与年没有料到，不久，自己便面临着人生中最艰巨的一场任务。这场任务便是开篇提及的传递“铁桶计划”绝密情报。 冒死传递绝密情报众人将绝密情报信息密涂在四本字典当中，项与年换上一身长袍，扮成了一位教书先生，在天亮前，离开了德安城。 从德安到瑞金，几乎贯穿了整个江西，其间更有飞流急湍险阻、狼虫虎豹出没，单靠一个人，步行走完这一千多里的山路，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尽快将情报送到中央苏区，项与年跋山涉水，日夜不歇赶路，但走到第一个关卡之时，项与年就发现不对劲了。因为在关卡排队通关的人们，要么是当地农户、要么是商贾、军人，他这么一个教书匠打扮的模样，确实很扎眼。
项与年送信路线图 果不其然，守卫关卡的一个敌军长官很快便盯上了项与年，他的目光一直在项与年身上打量着，充满了怀疑。 此刻，慌乱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但如果对方真的怀疑自己的话，还真不好对付。 正在焦虑当中，项与年听到了那位长官和旁人说了几句话，而这几句话的口音，自己很熟悉。 想到这里，项与年一面捂着牙，一面“滋滋”地吸着凉气，将身上的包放在地上，装作翻找东西的样子，这举动顿时将那名本就充满怀疑的长官吸引了过来。 那名长官看着眼前的这个“可疑之人”，到底在翻找什么，项与年在一旁越找越急，最后一气之下将兜里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毛巾、字典、牙刷、还有一个指头粗细的小瓶子。 项与年拣起小瓶子，对那名国民党长官笑了笑，用地道的客家话说道： “牙痛不是病，痛死莫人问。” 他这一句地道的方言一下子让对面的长官放松了下来，看着地上零散一地的东西，对方又这么坦然，便温和地问： “你是做什么事的，要到哪里去呀？” 项与年假装惊喜，问道： “哇，老总，您家是汀州的？” 闽西之人一般对自己的客家口音很敏感，对方一听他这么问，也有些活泛起来，“你是连城的？怎么跑这边了？” 项与年一面套近乎，一面解释自己在外教书，结果家里说阿爷病重，因此急着赶回家。 闽西客家人特别抱团，只要对方不是对头，那就是朋友，因此那个国民党军官不仅没有盘问项与年，反而热情地帮他拣了两本字典，装到了袋子里面。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到手的天大功劳，就这样被自己白白地放了过去。 但这次惊险过关，却让项与年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接下来可不能再这样了，毕竟不可能每一个关卡的守军，都是汀州人。 离瑞金还远，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坐在树下的项与年靠着一棵大树坐了下来，四本字典，看起来十分稳妥，但此时却非常容易暴露。还好临行前还有一套替代方案，那就是将四本字典上面的内容，摘要重要的誊写在一页薄纸上面，化妆过关。 项与年将薄纸折叠好，放进鞋底内，然后将衣服撕烂弄脏，做好一切之后，项与年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他托了托石头，像是在感受这块石头的分量，是否足够坚硬，他等了一会儿，然后迅速吞下了一片吗啡干。 随后紧抓石头，猛地向自己的面门狠狠地砸去，霎时，鲜血飞溅，几颗牙齿随声坠落。 即便是项与年这种坚硬如铁的战士，依然在这巨大疼痛之下，无法坚持，他无声地跪了下去，双手扶面，将头深深地垂了下去，地面上的鲜血渐渐渗透土层，深山老林里，项与年低沉的呻吟声，被重林层层阻隔。 几个时辰过后，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面门青肿、嘴角流着血涎的乞丐踉踉跄跄地走出山林，来到了梅江的悬崖边。 看到这个模样令人恶心的乞丐，很多关卡守军捂着鼻子挥手放行，对于一些上来盘问的守军，项与年呜呜拉拉地讲着自己讨饭，被富户放狗追赶磕坏牙齿的可怜事迹，让对方也心生怜悯，不忍再次刁难。 就这样，项与年一路披星戴月、风餐露宿地向着南面的瑞金赶去，将这封干系着八万中央红军性命的绝密情报，亲手、及时地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长征 最终，八万中央红军，赶在国民党军队的“铁桶合围”完成之前，撤离江西跳出了包围圈，踏上了长征之旅。 实际上，当时蒋介石一百多万大军已经大部分集结，因此突围的那几战，打得也是相当艰苦，特别是那场几天几夜的湘江之战，红军主力由八万锐减到了三万。
长征途中 当浑身是血的红军，翻过老山界后，毛主席神情黯淡地说：“这三万人，能够最终活着走出来，搞情报工作的同志们，是有大功的。” 一生难以释怀对于革命，项与年无怨无悔，但对于家庭，特别是自己那个夭折的女儿，项与年一生难以释怀。
项与年 在长征开始之后，项与年回到上海，继续进行隐蔽工作，但不久随着叛徒的告密，项与年在上海暴露，不得已远走香港。 那一晚，他走的很匆忙，来不及带走留在上海的妻子和儿女，因此第二天，特务就找上了门，将项与年的妻子王村玉和八岁的女儿堵在了家里。 项与年后来通过组织打听到，他走后，妻子和女儿被抓入狱，儿子因为寄宿在学校逃过一劫，却被迫流亡他乡，不知所踪。
30年代初，项与年妻子与子女的合影 在上海的监狱里，项与年的女儿得了坏疽病，背脊上开始溃烂，每天喊着疼的女儿，最终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了。 王村玉托着女儿柔弱的身体，无助而又无奈，还得时不时面对敌人的提审，看着女儿每天溃烂的身体，她觉得，自己的心也死了。 五个月后，项与年的妻女被放了出来，而他的女儿，眼看也活不成了，倔强的王村玉决定，离开上海，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里。 多少年过后，王村玉还在埋怨自己。
过了很多年，项与年才得知自己女儿夭折的消息，项与年回忆道： 那一刻，心突然碎了，一种难以挽回的痛楚、失落，让自己感觉他这个爹，实在是不配。 后来，项与年辗转找到了自己的儿子，虽然儿子项南已经成为了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但这段缺失的亲情，始终让项与年感觉，和儿子仿佛隔着层什么。 既亲切，又陌生，还有一种苦涩之感。 最后的告别多年以后，年迈的项与年步履蹒跚，中风失语的后遗症，让他变得愈发沉闷起来。很多经过他身边的人，根本看不出来，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老人，当年曾经挽救了红军，挽救了我党。 直到1978年的一天，垂垂老矣的项与年收到了一封远方的来信，当他看到信的那一刻，他那昏沉的眼眸，亮了起来。 在没有其他人的帮助之下，这位老人辗转了几个地方之后，最终找到了信件上提及的地址。 这是一家医院，当项与年推开一扇病房门后，里面躺着一个形容枯槁的老头，他的年龄比项与年还要老些。 这个老头就是篇头提及的莫司令——莫雄。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人只剩下这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刘哑佛在赣南失踪、卢志英倒在了黎明前的黑夜，如今两人再次相见，两鬓苍苍，依稀的往事如梦一般，仿佛就在昨天。
年老的项与年和莫雄合影 两人还是像当年一样，没有多说一句话，沉默地对坐着，看着对方，最后，项与年站起身，佝偻着身来到莫雄身边，拍了拍这个曾经的老伙计，意思是 ： “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快完了，最后来看看你。” 看过莫雄，回去不久之后，项与年便与世长辞，享年84岁。
习仲勋 1996年7月，习仲勋为项与年在连城县朋口文地村的墓地撰写碑文，碑文中有这么一段话 ：
项与年的生平碑文 谨以此文纪念传奇人物——项与年先生，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今日的幸福来之不易，不忘先烈，砥砺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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