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万杰：家史

黄堡书院 202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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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堡文化研究第374期

家史

张万杰

腰房里老屋

据传，我的先祖大约于六百年前，从山西洪桐县大槐树下迁徙到耀州演池乡阳山凹村，后又迁避难村。避难村东岭有先祖古冢。到高祖父这辈，从避难村迁往王家河南雷村。高祖父、高祖母辞世后就葬于南雷那坡，1986年因修高速公路坟墓又迁马家渠祖茔。高祖父有四个儿子，他的三儿子，是我的曾祖父。生卒年不详，葬于南咀。曾祖父有三儿，大儿名张帮，就是我的祖父，二儿幼年夭折，三儿十七岁外出未归，下落不明。

祖父名张帮，生于1876年3月8日，卒于1921年农历10月21日。终生育有两儿，即父亲和叔父。祖父出生在清朝光绪二年，那时，国家四分五裂，民族灾难深重。祖父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把一个好端端的家败的精光，家里仅剩一口铁锅，祖父执意要卖，祖母坚决不肯，拉扯之中，和祖母闹僵。祖母无依无靠，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带着我的父亲、叔父，投靠娘家，住在南咀。叔父不到一岁，父亲八岁。由于祖母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只好把父亲送屽村腰房里老姨家寄养。

和祖母闹翻后，祖父孑然一身，栖居南雷。最后沿村乞讨，无奈，冻死于前原附近田野，时年45岁。

父亲的童年是不幸的。遇上个兵慌马乱的年代，逢上个不务正业的父亲，因生计所迫，八岁和亲生母亲分离，寄人篱下，命运多舛。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难。

我的老姨，也就是父亲的亲姨。是个殷实的中等家庭。标准的清朝四合院建筑，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前有百年古槐，旁边有碾盘、拴马桩。家里耕种80多亩土地，父亲尽管只有八岁，干活儿完全胜过大人。白天担水、打柴、烧火、做饭，雨天套牲口磨面。那时，父亲的个子还没有木箱高，罗面时脚下垫上两块青砖。老黄牛戴上“暗眼”，在不知疲倦的奔走，一圈又一圈，石磨发出“嚯嚯嚯”似闷雷般的响声，父亲一边“得乞、得乞”吆喝着老黄牛，一边“咣咣、咣咣”吃力的罗面。难熬的岁月，那是出头之日。

隆冬的夜晚是那样的慢长。老姨支起纺车，旁边点着萤火虫似的煤油灯，纺车“翁儿、翁儿”单调的声音，听得人心里直发慌。

老姨为一家人的穿戴，纺棉花常常到深夜鸡叫头边。父亲一边照管一岁的姨弟，一边陪老姨说话儿。夜深人静，姨弟睡着了……父亲睏盹难忍，眼睛刚刚眯乎，老姨操起身边的木棒，超着父亲的头“咣”的一敲，父亲顿时警醒，这时父亲又陪老姨说着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有盐没醋的无聊话，以打发隆冬黑夜的寂寞。

老姨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比父亲年小，和父亲的关系情同手足，亲似兄弟。特别是老姨的大儿子石生壁————父亲的姨弟，我的表叔。他是个有文化、有操守、有德行的人。解放初期，人们普遍贫穷，他家日子殷实。遇到村人给儿子娶媳妇、抬埋老人求借，他有求必应，三十、五十、一百，帮助的穷人不计其数。后来，有不少债务人都没有归还。他从没有讨要过。因此，人缘极好。尽管他在国民党时期任过陈炉镇镇长，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没受到冲击。德高望重对他来说是实至名归！

父亲张生琳，出生于1912年农历2月26日，故于1995年农历2月21日，享年84岁。葬于屽村柿树念壬三丙穴。他真不该属鼠。为生活，在泥土里抱了一辈子。给老姨家干活直到十五、六岁。二十五岁那年，经介绍于母亲成家。母亲刘凤琴，生于1921年农历正月十五，故于1999年农历二月初二，享年78岁。葬于父冢邻西。耀州孝兹人，姊妹七个，母亲上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早年也染上抽大烟恶习，自己生了五个儿子，其中四个就送养别人，把个中上等家庭抽的支离破碎。以至于他若干年后来我家，父亲都厌恶他！对抽大烟的人，父亲骨子里看不起和憎恨。他是幼小的心灵遭遇了极大地创伤。

有了一个清贫的家。父母相依为命，患难相处。六易居所。开始，居住在东堡子仁四那孔窑洞。这一年的秋天，为逃避壮丁，又搬到宜古村（当时叔父已住那里），翌日，又搬回屽村。

1940年农历腊月23日，大姐出生，按照干支年这一年是蛇年。大姐的到来，为这个清贫、冷落的家庭带来几份生机和温暖。两年后，又租了连长那孔窑，这时，大姐三岁，一手抱着那只老母鸡，一手扯着母亲的衣襟，执拗的说，“这不是咱家，我要回咱家”。第二年，又搬到房里靠东边那孔窑洞。这时，父亲已成年，八十亩麦子靠人背牲畜驼，晚上还要加班支麦垛，常常支到后半夜至黎明，打个盹。有时甚至不分白天夜晚连轴转。

母亲除做饭、还要帮助父亲干地里活儿。雨天，坐在那台织布机上，不知疲倦的经纬交织，二尺五、五尺、六尺……一丈。织布机，据说是黄道婆发朋的。我真为在几千年前劳动人民就有这样的聪明才智而自豪。在那个年代，一户农家有台织布机，不亚于七十年代一个农民家里有了台逢纫机，令邻居羡慕不易。

织布的活儿是辛苦的。它要脚、手、脑配合得当，专心致志。只见双脚用力一蹬，两只纤弱、耸立的枣杆替代了现在的弹簧，木梭左右交锋，发出“咣铛、咣铛”的那种单调而有规律的响声。据母亲讲，她年轻时织布手艺是百里挑一。她留给我的那条兰白相间的土床单，至今还珍藏在柜子，每每看见它，就想起母，不由潸然泪下。

古往今来，生生不息。1946年农历11月21日，二姐来到这个清贫的家庭。农历壬戌年。这一年，是八年抗战的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实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淫”三光政策，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年，父亲33岁，这天傍晚，从场里往家掂黑豆，一个盛七斗的口袋，猛一用力，刚掂回家，便大口大口的吐血，肚疼难忍。后来，每遇到干重活，就旧病复发。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了，48年冬解放军北上，曾住宿东堡子。父亲亲眼看见，解放军宁可睡在房里的露天下，也不遭扰老百姓。撤离时，还留给父亲一双大头皮鞋。我住后坡时，小脚穿着大皮鞋，在后后的雪地上踩出一条长长的脚印……。

三姐生于1949年农历8月16日，属牛。这时，刚刚解放，人们不在遭受战争创伤，安居乐业。经济虽不宽余，但父亲还是节衣缩食，供三姐读完了小学。在我家，除我读完高中，唯三姐是能读一篇千字文的识字人。

1952年农历5月26日，是四姐的出生日。这时期，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农民的日子慢慢的好起来。土改中，家里分得二十亩地，一头黄牛。对于农民来说，获得了土地就等于获得生命。

1955年农历8月16日，五姐来到人间。这时，多一人多一口，生计难熬。万般无奈，母亲只好忍痛割爱，将五姐送养她人。五姐长大后十分抱怨母亲，致使亲骨肉像陌生人。一个母亲，怎能不伤感呢！大姐啊，一个诞生在新社会，受了点委屈的有幸儿，有什么理由不能理解自己饱经风雨的母亲。宽容别人是对自己最大的安慰。

大跃进的1958年，我出生了。一个家里女孩儿多，得了个男孩。父母特别高兴，每晌劳动归来，都要看看襁褓之中的我。58年是吃食堂的年代，生活非常苦焦。吃麦皮，喝黑豆水。可怜啊！我虽然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年代，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个疼我爱我的父母。母亲对我比起几个姐姐尤为疼爱。也许，自私的母爱也是伟大的！

我对父亲的印象是忠厚、老实、勤俭、不善言辞。但吃苦、迈力、于世无争，在慢长的旧社会熬了37年。解放后，共产党来了，他才成了土地的主人。63年社教中，成为工作组依靠的对象。他不会恭维、献媚、更不会察言观色。但上级信任他，大伙选他当了贫协主席，胸戴红花，手捧证书，数百人敲锣打鼓，到后坡家里庆贺。

回忆往事，63年社教中，在东堡子召开大会，工作组邀请父亲坐在前排（今天就叫主席台），父亲不依，工作组连拉带拽把父亲拉往前排，面向大众，闹的他很不自在。神情赧然，垂着头，黄着脸。一些开会晚来的妇女在下面窃窃私语，“今天得是批判外老汉”？

唉！真是人的衣裳，马的鞍场。

1967年11月，父亲这位一生没出过远门的人，去了大寨。和陈永贵握手、合影留念。后来，陈永贵被毛主席提拔到国务院当了副总理。是父亲一生的自豪和荣耀。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一些漏定的地、富、上中农成份清查。工宣队长周道锋，下乡知青“长鼻子”（昌运来）以及和腰房里有矛盾的人旁敲侧击，点拨父亲，让父亲诉说给腰房里扛长工，如何虐待自己。按工作组意途，把父亲算为长工，腰房里定富农就不成问题。但父亲是不昧良心的人，他说，“如果不是我姨收留我，我早都没命了，我姨打我不假，但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见的外”。一席话，说的那些人自讨没趣，不了了之。

父亲是个讲诚信、不昧良心的人。没有文化，不会讲大道理，他言传身教，为我们儿女作人做事树立了无声的榜样。腰房里几个表叔，和父亲小不了几岁，尊他如父，毕恭毕敬。父亲病危时，几个表叔在父亲床前守候多日，去世后，他们跪在灵前，老泪纵横，惹得我泪眼连连……

后坡旧貌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每当抱怨生活对我不公，嫌这嫌那时，父亲总拿过去说教我。是的，不经风寒，怎知温暖。人人都想出生在一个富裕、高官家庭里，但出身是不能选择的。我们只有用知识和汗水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的几个姐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自幼养成节约、勤俭的习惯，甚至有些吝啬，母亲常说的“细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大姐还为省那三毛钱车费，常常步行十几里山路。母亲去世前一年，大姐来看母亲，邻别时，走到窑内帘子后，从曲卷的袜子腰里取出一张钞票给母亲，惹得母亲长时的不悦。一次，我去大姐家。那时她还住在党校家属院的平房，外甥维平见我到来，兴匆匆去街市提了捆啤酒、打了两浑素品。大姐见状，当面数落外甥，“涨自的，不知姓啥位老几，你趁啥喝外里”。一时闹的我很尴尬，极不自在。这里，我不是抱怨大姐。只是说她穷日子过怕了，习惯成自然。

二姐、三姐为家没少付出，担水、割草、放牛，收种庄稼样样男人干的活儿，她们都干。有一年，三姐、四姐去后坡石匠奈背放牛，牛在沟边吃草，突然坠落三米高涧下，牛蹄下仅又尺宽距离，打不开转身，下面是万丈深渊，又上不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她俩死死拽住牛的僵绳不放，嚎啕大哭，牛也受了惊吓，竟然从三米高的间下蹦跳上来，姐妹俩才舒了口气，喃喃地说，“谢天谢地，多馈上帝保佑我们”。在那个年代，牛可是一个家庭的命根子啊。

四姐脾气不好，常和母亲爱抬杠。可是她心底善良，身体素质好，敢说敢为。那年月，出力活儿全是她的，是父亲的好帮手。宜古村、坳里沟的煤场，留下她曾经的峥嵘岁月。至八十年代后期，家里做饭还烧的四姐捡拾的煤炭。从后坡往新居搬迁时，四姐捡的煤还美美拉了一架子车，看到它！我内心是酸楚的、复杂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东堡子腰房里屋

父母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是历经磨难的一生。据母亲讲，那年，门上来个算卦的，说父亲是“靠山山溜了，靠水水流了，靠门门是走扇子跌了个仰半子。”我生在新社会，读了几天书，不相信宿命论。但父亲的命运怎一个苦字了得。

父母一生经历了两个社会。回首往事，流离失所，多处栖身。那几年，屋里家具摆设，就是那个用泥糊的板柜和那几个用竹条箍的瓷瓮。过年了，母亲才忙碌着用草抹布洗涮姐姐们衣服上的污垢。可怜，没有换洗的衣裳。

打我记事起，父亲每次上街回来，总是要给我买些芝麻滚子、洋糖的。对我似掌上明珠，百依百顺，使我的性格变得任性、执拗，直到七八岁还像个小孩子，行走一步都要爬在父亲弯曲的脊背上。也难为父亲了，他那里知道，一个人一生好习惯的形成是在三岁之前，好性格的形成是在十二岁之前。他们对儿女的爱，只是像老母鸡那样吃喝上的偏爱。

好在我长大后，懂得了做人道理，知道感恩。我从后坡搬迁时，父母故土难移，他们宁是不肯搬迁，决决要住后坡。一星期后，我重返后坡，仿佛我的魂留在那儿。看到母亲在那儿打豆子，院子破破烂烂，冷冷清清，一片荒凉景象，我流泪了！父母苍老的面容，和我相处的日子越来越短。于是，我和二姐夫、三姐夫采取强硬措施，把那些坛坛罐罐、五只老母鸡强搬新居，迫使父母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他们生活了半辈子的老屋。那多年，我和老村长去镇上开会，每次回家，都要给父母买些副食糖果。遇到清明、端午、仲秋节日，都要割肉买豆腐的。感动的老村长在他人面前直夸奖我，我以为，这是我作人的本分。

新居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这生，有三次机会可能改变命运。一次是七十年代末，市公检法系统下乡包屽村，法院院长看上我的文笔，聘请我去法院干书记员，我因父母年迈没有去。第二次，镇党委书记罗明在全镇三干大会上讲，“我们最缺的就是人才，全镇一百二十名教师居然找不到个写材料的，最后找到屽村张万锁，结果人家家里有事还来不了”。第三次，罗明让我当镇企业办主任，我还是以同样理由回绝。最后去的人领导不太满意，只任命了个副主任。这个副主任以及后去的两人都转为国家正式干部。为这事，妻子至今抱怨我，说我没出息。但我从没后悔过，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问心无愧！

记住吧！这段苦难的心路历程。

初稿写于1986年2月8日除夕之夜，修改于2017年12月22日冬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