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乎 / 待分类 / 历史上大规模移民有哪几次?对今天有什么...

分享

   

历史上大规模移民有哪几次?对今天有什么影响?

2021-01-01  写乎

    作者:刘宏宇

    在我们民族漫长的历史中,族群迁徙频仍,但多数发生在上古至中古,且多数情况下,规模不大;即便有比较大规模的,由于年代久远,之于今天的影响,也已然微乎其微。

    中古以来,比较大规模的族群迁徙或称“移民”,并不多见,还基本都跟改朝换代紧密牵连。其中比较明显的是“两宋”-元-明初期间在“历史节点”上的移民事件。

    虽然,相比上古的族群迁徙,这几次移民,对今时有一定影响,但仍不及近古(明清)至民国早期的几次重大移民那样,给近现代中国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记。它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四大移民”的——闯关东、填四川、下南洋、走西口。

    这四次移民,都有同名电视剧。但电视剧说的,都只是局部“故事”,跟下文所述,没有必然的、直接的关联。

    (一)闯关东

    从“规模化”的起点看,闯关东,在“四大移民”中,该算“最先”,从清初(以1644年八旗入关、定都北京为准)就开始了。

    满清源于女真。女真是“渔猎”部族。建立清王朝的“建州女真”,相比当时尚“共存”的“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渔猎的“古风”,最被汉族的农耕文明浸染,满清统治者,懂得土地(可耕地)的价值,故而在入主中原之初,就大肆掠夺、兼并土地,史称“圈地”。

    随着“圈地”展开,在满清政权已完全主控的华北及延伸地区,大量自耕农被强行“圈”走本属于自己或部分属于自己(与地主分割权益)的土地,沦为“农奴”,其中尤以“直隶”(今河北省北京以南部分)、山东两省为甚。

    山东自古以来就属“物富民丰”之地,又是孔孟之乡;河北则是古来“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故地;这两个地方的人,也许是广大国土中最不容易接受“异族”统治、最不甘沦为奴隶的。于是,针对“跑马圈地”的满清贵族,反抗、逃避,层出不穷。而逃避或反抗后的逃亡,最近的去处,便是因为满清入关而显得空虚、地广人稀的“关外”,即今东北地区。

    满清最高当局,及时洞察到这个情况,颁布严苛的《禁关令》,意图以法令形式,阻止直隶、山东及其他地方失去土地的农民去往山海关以东(即“关外”、“关东”)。其意图,不仅是为把“关内”农民限在原地,给土地的新主人当农奴,还有害怕他们“起家”的所谓“龙兴之地”被汉人“入侵”,继而动摇统治“根基”的考虑。

    但不管怎么禁,还是有很多人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要去。“闯关东”的“闯”字,很形象地表述了这一程的勇敢和别无选择。最开始以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主;随着形成“潮流”,商贩、手工业者、服务业者、艺人,甚至地主,渐渐加入,形成“非个别的全社会现象”。

    由当时满清最有权势的“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主张颁布的《禁关令》实施之初,很是严苛,一时肃杀。已经离家踏上闯关东道路的人们,有的离散去了别处,也有的真的返回了;但更多还是继续路程,并在今冀东唐山为中心的临近山海关的“关内”地区,形成驿站功能。后来,有些人就留在了那里,给当地带来更多生气。

    随着多尔衮去世,《禁关令》的执行,变得柔和、松散,但关内的圈地却没有同步同向变化,于是就有更多的人,循着前人的路,去闯关东,进而形成绵延二百多年(直至民国)的“习俗”。今天的东北人、唐山人,很多祖籍都是山东或河北省北京以南地区。

    (二)填四川

    几年前,广播里有个公益广告,说的是继承传统艺术,举例川剧,题语讲到唐代对“蜀戏”的赞誉。一不留神,就会觉得人家说的很对。而其实,这里面有误——唐代赞誉的“蜀戏”,跟今天的川剧,完全两码事!因为今天的川剧,是“填四川”之后才形成的,而“填四川”,作为近古时期唯一一次“官方主导”的大移民,发生在清朝中早期的康雍时代。

    很小的时候,语文课学到朱德老前辈的文章,提到他家是“湖广填四川”去的四川。由此知道了“填四川”的说法。大学同寝室对面的兄弟,成都人,说他们祖籍是广东,也是多少辈子前循着“填四川”的潮流到的四川。甚至,笔者所知的自家祖上,也是从湖北大别山地区迁往毗邻四川的陕南地方,想来,也怕是脱不了“跟随潮流”的意思。

    四川自古就算好地方,战国时“都江堰”落成后,成都平原就更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东汉末年“蜀汉”两代人数十年经营、建设,更使其与中原主流文化充分融合。后世,历朝历代,四川都是受瞩目的“宝地”,唯一的“缺点”,就是“蜀道难”。

    这么一块人杰地灵、山高皇帝远的好地方,到了明朝末年,却遭遇浩劫——以明末起义领袖张献忠为首的起义军,占据四川,建立“大西”政权。因时局动荡、管理能力有限、内部缺乏协调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大西”政权经历惨烈战事后,几近崩溃,余部向云南退却,遭遇前所未有战祸的天府之国,满目疮痍,几乎鸡犬不闻。

    清朝鼎定不久的康熙朝,“三藩之乱”平定后,由康熙帝主倡,启动针对“荒芜”的四川的“复兴”,最重要步骤,就是补充人口。在国家形式的倡导、辅助、监督之下,生活在人口相对稠密的“湖广”地区(湖南、湖北及相邻的江西及两广部分地域)的大量人口,响应号召也好,迫不得已也罢,开始了规模化的迁徙。断断续续数十年,方告一段落。

    后来,又有一些“湖广”甚至更广泛其他地域的人们,循着之前的迁徙路途,零星却又绵延不绝地,迁往重新花团锦簇、美不胜收的天府之国,直至清末。

    有人说,今天的川菜,是从很多其他地方“填四川”聚集在四川的人们,将各自家乡的美食,适应了四川的物产和气候,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演变而成。今天的四川方言,则是来自不同地方、操不同方言的“填四川”的先祖们,彼此间求同存异,以求交流通畅的产物。

    如是,在笔者想来,今天的川剧,恐怕也是“填四川”之后的产物。至少也是融汇了“填四川”而来的人们所传承的各自故乡的相似艺术的集大成结晶。

    (三)下南洋

    所谓“下南洋”,主要指广东东部潮汕地区的人去往“南洋”(东南亚)的移民事件。

    如果说,填四川是“官方主导”,那“下南洋”就可定义为“生活所迫”或“利益驱动”。

    要说“下南洋”,先得提一下更早的“宋元之徙”。

    这个在主流资料上并没多少提及,只见于潮汕地区相关一些记录,是指南宋末年至元代中后期(元代总共不足百年),原本居于中原南部、江南、中南地区的人,因躲避南宋败亡的战乱、追随南宋政权、不堪蒙元政权的“种族等级制度”等多种、多重原因,向南迁徙至东南沿海相对偏僻的势力交叠区域。

    据说,在那场绵延大几十年的迁徙中移民到粤东的人,便是今天多数潮汕人的祖先。至今,仍能从潮汕人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文化印记甚至干脆就是他们本身的身材长相,寻找到与“百越”(今珠三角及粤西至广西大部)迥异而跟“内地”甚至北方隐约相似的痕迹。

    笔者本人认识四男二女总共六个土生土长的潮汕人,其中只有一位男士是那种一看就是“老广”的模样,其余都几乎没有那种独特的外部特征;甚至,二女中的一位,如果不说话,直观看去,简直就差不多是个“东北妞儿”!六人中,她却最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人,不用借助家谱什么的,她自己随随便便掰掰手指头,就可往上追溯至少七八代!

    也许正是因为“宋元之徙”给沿海并不富余也肯定不够肥美的土地带来过重负担,潮汕人从很早时候起,就形成向外谋生的习俗。

    明清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普及和对外界认识的增进,就有了去往“南洋”谋生的趋势。满清“禁海”,仅限制性开放屈指可数的海港,以供“必须”;长江以南,原只有宁海、泉州两处,却在乾隆朝给汕头开了“特许通行证”,“敕令”以“红头船”为标记,准许出海。

    自此,红头船,不仅将南海贡品送往北方(说是“北方”,其实是海航至“吴淞口”再沿河道抵苏州,上海开埠后,直达上海),更载着或怀揣梦想或迫于生计的一代代“过番客”前往“南洋”,成为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商贸与劳动力交往的重要载体。可以说,红头船的航程,就是“下南洋”的轨迹。有传闻称,最早标记曾母暗沙的,就是一艘发自潮汕的红头船。

    下南洋,是“四大移民”中唯一方向“对外”的,其对中国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可谓深刻、久远,以至于“郑”姓潮汕人能坐上泰国(时称“暹罗”)王位,以至于在那些国家,至今仍有很多地名、街道名,带有明显中国印记,华语汉字占据重要地位,华人社区、社团、商会、乡民组织比比皆是。

    (四)走西口

    关于走西口的“时间起点”,有说明朝时就开始了,也有的说是始于清朝,还有的说是较大规模的现象发生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应该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尽全面。

    从笔者肯定不全面不细致的“考证”来看,如果把陕西、山西两省北部农牧交叉区域或明长城交界区域偏南的农民向偏北的“牧区”谋生的事件,就都定义成“走西口”,那就可以说,走西口最主要的两波大潮,分别发生在清朝康雍年间和民国初年,而其“发端”,则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早期“仁宣之治”时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1424~1435年)。

    所谓“西口”,如果非要确指到一个具体地方的话,比较主流的说法,是今属山西省右玉县的“杀虎口”。广义来讲,则可以认为,“西口”,指山西、陕西北部及河北省西北部明长城的诸多关口。这样的话,被民间习惯地对应称为“东口”的张家口,其实也可算在其列。

    出了“西口”,就是今内蒙古,也是蒙元灭亡后蒙古族势力所能及的最南端。

    明“仁宣之治”及今后的“景泰、天顺”时期,曾经横扫天下的蒙古帝国,完全崩溃,复兴的华夏政权(明王朝),与其余部,经历数十年、几代人的“磨合”,形成长城内外“互市”的默契。随着蒙古最后的霸主“也先”(瓦剌部首领)退出历史舞台,蒙古诸部再没能集结成对华夏中原具有威胁力的规模,东北亚游牧民族延续三千年的侵扰中原的“盛宴”,也就此宣告历史性的彻底完结,边境“兵患”几乎完全消除,“互市”更趋安定、繁荣,中原农民、商贾向“口外”谋生、经营日益常态化,以至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稳定在了“口外”,并对“口内”乡人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口外”广袤的草场和各类资源以及商机,对一道长城之隔的“口内”人,愈显魅力。至清中早期,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波及广泛而持久,以避战和另谋生路为目的的“走西口”,形成一波高潮。战争结束后,疆域格局发生变化,由渔猎部族托生、注重向汉族学习的满清统治者,鼓励大兴农耕;走西口,又成了边地农民向“口外”草原“开拓”的途径,以至于形成“风俗”式的“现象”——“口内”遭了灾荒,就走西口;与人冲突难以立足,就走西口;“口外”故人一招呼,就走西口;甚至在“口内”找不到媳妇,也走西口……先是单个单个的,后是三五结伴的,再是拖家带口的……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灾祸连连,“口内”农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口外”却经数百年积累,形成“气候”;大量困于兵祸、苦于生计的人们,很轻易步前人走西口的后尘,形成又一波较集中的迁徙。今天听到的《走西口》民歌,以“走西口”为主题的影视,基本讲的就是这个阶段。

    文末特别提两点:

    其一,无论是政府(朝廷)主导还是民间自发,大规模移民,本质上,都或多或少包含着苦难与无奈,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肯定不是什么高高兴兴、敲锣打鼓的事儿。

    其二,多多少少,这样的大规模移民,都在建设、确立的同时,对迁出地和迁入地,产生一些客观负面影响。尤其走西口——大量草场被较盲目地开垦成耕地,达到一定规模后,对草原生态的负面影响,明显而深远,以至于至今仍有可堪治理之处。

    小编提示: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敬请转发和评论。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 更多

    ×
    ×

    ¥.00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开通即同意《个图VIP服务协议》

    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