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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通讯员 朱一宁 记者 何青 长沙报道 高三那年冬天，胡果（化名）在家里割腕了，这是她第一次割得那么深，鲜血直流。 不知道是天气太冷，还是割的位置不对，血自己止住了。她想，“行，老天爷不开眼。”下午还要继续上课，胡果清理了现场，用一个创可贴遮住伤口，神色如常地去了学校。 如今，胡果已21岁，这道手腕上浅红色的刀割痕，依旧依稀可见。她在2018年才被确诊为重度抑郁，但从初一开始，自我伤害的行为已持续了10年。 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方案确定了试点地区到2022年的工作目标，任务中特别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像胡果这样患有抑郁症青少年，正在慢慢被看见。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医学”微信公众号中的科普推文。 “克制不住自己，就像吸毒一样”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11月5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大约每五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正遭受心理健康问题的困扰；在15至19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自杀位列第二大死亡原因。 胡果承认自残是痛的，但是痛感几乎成了唯一起作用的发泄方式。“感觉自己是一副躯壳，需要一点疼痛来找到存在感。” 自残行为是抑郁症常见的临床表现，相比于成年患者，在青少年患者中出现的比例更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崔夕龙表示，“可能半数以上的孩子会有自残的行为。” 崔夕龙主要研究 青少年抑郁症 方向，在她看来，自残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它是自杀行为高风险的预测指标，孩子如果情绪继续走下坡路，或者说哪一次割得再深一点，很容易出意外。” 正是因为体验过自残这种不受控的上瘾感，胡果也想尽力拉他人一把。 “我坚决反对别人尝试自残，一旦产生依赖，会克制不住自己，就像吸毒一样。”每次看到有网友想要自残，她总是尽量用幽默轻松的语气留言，“我说，‘姐妹，相信我会留疤，你知道这个疤有多难祛吗？’” “我会说具体的事情，让她把注意力集中到结果，而不是自残的过程。”这样的劝说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用，但她希望“能少一个人就少一个人”。 “真正需要做的是，回归自己的生活” 通过浏览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湘湘（化名）在初三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劲”和抑郁症有关。进入高中后，她更加喜欢一个人呆着，网络成为她了解世界的主要通道。 像湘湘这样通过网络了解抑郁症的青少年患者很多。据崔夕龙观察，目前的一个普遍现实是，孩子比他们的家人更了解抑郁症，孩子的自我识别意识正在增加。 崔夕龙明显感觉到，近两年，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青少年时期就得到确诊的比率明显上升。这同时得益于整体社会意识的觉醒。青少年自杀的相关报道引发了热烈的公众讨论，各大网络平台也进一步助推了相关科普宣教工作。 但网络是一把双刃剑。移动设备的普及使儿童青少年得以与海量的网络信息直接接触，但是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再加上学业压力，非常容易导致不良情绪的出现。崔夕龙语气无奈，“这也是目前我们儿童精神科医生很头疼的地方。” 现在，胡果很反感大批抑郁症患者聚集的网络群组，“一堆深陷泥潭的人在一个群里的时候，那个群本身就会成为一个泥潭，大家都在沉沦。” 在她之前待过的患者群里，有很多懵懂的孩子。一次，一个初中升高中的妹妹在群里寻求帮助，胡果告诉她，最好的办法是明天就去看医生。 而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期，铺天盖地的新闻又让她数次陷入情绪的泥潭，后来，她不再紧密关注时事。“真正需要做的是回归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在网络上给自己制造焦虑。” 湘雅二医院精神科儿童青少年门诊候诊区。 “倡导家长坚持用理解和倾听的姿态，让孩子敞开心扉” 理论上，青少年抑郁症成因多样，包括遗传的生物学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但依崔夕龙的门诊经验，“遗传成因的病例较少，更多的孩子患病是因为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 家庭支持是青少年社会支持系统里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属于胡果和湘湘的这部分并不完整。 胡果的父母都是控制欲很强的人。他们全盘掌控女儿的吃喝拉撒：偷看她的日记，限制她的交友，甚至“买通”她的朋友作为探子…… “无可否认，他们绝对是爱我的，但是那种爱太让我窒息了。”初中三年里，她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晚上总是偷偷地哭，枕芯上有着一圈又一圈的泪痕。 湘湘也不爱和父母说话。湘湘从小性格内向，初中日渐加重的学习压力，成为了不良情绪最初的导火索。加之与父母沟通不畅，和同伴交往中受到误解和背叛，多方面的压力让她无所适从。 升入初三后，她通过班主任把问题反馈给了父母。“我们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刚开始她情绪不好，我们以为只是青春期的情绪不稳定。”湘湘妈妈眼圈泛红，声音里都带着哭腔，“每次她说和我们有代沟，我都会哭，很希望她能快点好，但是她不愿意跟我们沟通。” 为了让女儿快点好起来，这是一家人第三次从永州赶到湘雅二医院。 崔夕龙诊室接待的儿童青少年，80%以上会要求父母去诊室外等候，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表示从未主动和父母吐露过心理情况。 “不是所有的孩子一开始都不愿意和家长沟通的。事实上大部分家长还是很难做到绝对的尊重，更多是说教，孩子会有一点反感。”崔夕龙倡导家长用坚持理解和倾听的姿态，慢慢地让孩子卸下防备、敞开心扉。 长沙市周南中学的心理咨询室。（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预防和解决青少年抑郁症的问题 需要社会的多方关照” 预防和解决青少年抑郁症的问题，仅仅依靠孩子自救与家长反思显然不够，还需要社会的多方关照。 在学校层面，崔夕龙建议，“至少要有能找着的心理咨询老师，当一个孩子出现情绪问题，有一个便捷的地方先去表达和接受评估。” 事实上，国家早已有相关明文规定。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修订）》规定：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 长沙市周南中学的心理咨询室周一至周五午休时间开放。心理老师封芸帙介绍，中学心理健康工作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心理老师会通过交谈和相应的量表来监测孩子的心理状况，如果显示抑郁值相对较高，会推荐家长到正规医院做检查。 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崔夕龙希望能建立健全学生心理问题的保障机制：重视科普宣教，提高预防和早期识别的意识；建立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绿色通道，提供便捷的心理求助热线和专业的医生。她透露，目前湘雅二医院正着力在医院内部建设青少年儿童心理服务中心，方便老师直接将孩子转诊到医院做评估。 大学毕业后，胡果成为了一名图书编辑。父母的控制已经减轻很多，也不再总是批评她。但少年时造成的伤害永远不可能被弥补，现在她暂居长沙，很少主动和父母联系，只是偶尔打电话问候他们的身体状况。 刚成为高中生不久的湘湘，已经对未来有了朦胧的勾画。关于自己的病情，她认为只有专业医生才是最有帮助的人，所以她以后也想学习心理学。抑郁症不可避免地对学习状态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她还是想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真正经历过，她觉得自己“可能会有一些经验去帮助这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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