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清邮政开始于1878年的海关试办邮务时期，那时候仅印制了“大龙”、“小龙”、“万寿”三种邮票，当时的面值采用银两来计算。1896年3月20日（光绪22年2月7日）清光绪帝批准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兴办邮政”奏折 ，同年年底就正式开办了“大清邮政官局”，货币由银两制改为银圆制。原先，以银两为面值印成的邮票已不能使用，而重新设计印制邮票的周期比较长，一时又来不及。于是，先将库存的“小龙”和“万寿”等邮票，来加盖暂作洋银邮票使用。只是货存量少，且两种邮票最高面值也只有2钱4分，不能满足新开办的汇兑和包裹业务的需要。这才将造册处储存未使用的红色3分海关红印花印纸，进行分批加盖“暂作洋银”字样来使用，这样享誉邮坛的红印花加盖邮票就产生了。此票于1897年2月2日（清光绪23年1月1日）发行，同年9月30日（清光绪23年9月5日）停售，这套邮票也是中国第一套用其它票证改制的邮票。 红印花加盖票的原票，是由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于1896年9月，使用印制钞票同等级别的雕刻凹版技术精印的。为了搭配红印花精美几何网纹的印刷，所用纸张是一种无水印的厚白洋纸，这种纸质坚韧厚实，不易揭薄破损。红印花原票全部用英文和阿拉数字书写，没有任何中文。原票的颜色以红色为主。但是，若要细分红色的深与浅，则有正红色、朱红色与绛红色等等。原票的面值为洋银3分，单枚图幅18.5×22.5毫米，票幅是21×25毫米。未加盖前的红印花，非印花税票，也非邮票，而是一种“海关印纸”。经“中国海关创业文献”证实，它是1895年上海江海关经海关总税司批准，为防止商人舞弊，创办了一种“上海新式海关派司”办法。在商人进货完成检验与缴税后，如果要再出口时，则可享有退税和再出口的签证。因此，这一批1896年月9由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65万枚有背胶“红印花海关印纸”，是拟用在已完成进口货物上贴用的印纸，以证明其完成报关之收费凭证。不过，这种办法因为洋商群起反对而停滞难行，印好的65万枚红印花原票只好暂时搁置在仓库中，无法使用。 红印花加盖邮票，无论何种形式，大字小字，各种面值，所使用的加盖油墨均为黑色。但是，上海集邮界却发现了一枚使用绿色油墨加盖的小字“暂作洋银二分”邮票，一时轰动邮坛，引起集邮家们的关注。这就是“绿衣红娘”加盖票的由来。集邮界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绿衣红娘”加盖票是试色样票。在八种红印花加盖邮票中，七种是由上海海关造册处承盖，只有小贰分一种是由民间一家厂商承盖的。这家厂商在承盖时，最先用翠绿色油墨，加盖完，认为字的色泽不明显，遂加入黑色油墨，成为墨绿色，仍不满意，最后选定黑色。因此流传出来的“绿衣红娘”加盖票，又有翠绿色和墨绿色两种情况。 “绿衣红娘”加盖票，最早在邮坛露面，应该是1941年。当年11月3－7日，新光邮票会在上海的大新公司举办“上海联合邮展”。陈志川主要展出大龙邮票，附带展出少量的红印花精品邮票，其中就有这枚小贰分绿色加盖票。1942年3月1日他创办的《国粹邮刊》问世，第1期上即有署名为惜邮馆主的一篇短文《国邮古票未曾经传之新变体》，介绍了这枚绿色加盖票的成因及来历，并论证其不可能是伪造品。讨论其成因时写到，或为“用错颜色”，或为“初期加盖之试色”，未下结论而强调“尚待专家之考证。” 红印花小贰分绿色加盖票在当年是仅见一枚的孤品，其珍罕程度与红印花小壹元比较犹过之而无不及。只因不见经传，“身世不明”，还有人竟然怀疑它是化学变色，尽管受多人关注，但并未被视为红印花专集必备之品。这种邮票最初是由著名集邮家陈志川先生，从一名外国人手中发现并收集到的。后经考证，这种邮票系北京白纸坊财政部印刷局移交邮政档案中的样票。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局势动荡，档案中所存珍贵资料票品不断流失出来。陈志川后因专集大龙邮票，于1941年冬，把这枚邮票让给了天津的宋慧泉。 宋慧泉，山东乐陵人，抗日名将宋哲元的胞弟，曾任河北税务总局局长。抗战期间，曾举办实业，并不成功。可集邮成果颇丰。此后，集邮界确立了红印花“暂作洋银二分”绿色加盖票的珍品地位，并命名为“绿衣红娘”，致使陈志川后悔不已。 1943年宋氏携此票来沪，作家邵洵美见了十分喜爱，曾托陈志川作中介求购未果。邵洵美将此票比作美女，他给陈志川的信中写道：“昨日多蒙介绍，得识宋君丰采，并得一亲睹思梦想之绿衣红姑娘，不胜自庆有缘。闻宋君有意割爱，但须用邮票交换，使我怅惘非凡……。弟以穷书生身份，竟渺想仙骨玉肌，十九要大失望也……。如宋君愿意结一翰墨因缘放松条件，则割爱之情永生不忘，弟当以身历经过，公之于世，以示'英雄不为美人迷，反叫书生魂梦颠’一段风流艳史，何如？”邵氏本是做诗的行家，邮票还没有买到手，为“红衣绿姑娘”写的催妆诗、定情赋却在邮坛广为传诵，这枚不见经传之品因此而名噪一时。邵氏将此票命名为“绿衣红姑娘”，这是中国集邮家将著名珍邮拟人化的开端。 邵洵美，浙江余姚人，是新光邮票会的顾问。原名云龙，后改名洵美，笔名有郭明、荀枚、初盦等。因陪伴喜爱集邮的儿子“游观各邮肆，始惊识国邮种类之繁迹，史实之重要”。“乃从陈志川借阅《邮乘》、《华邮图鉴》而卒读之，以为蓝本，从事集邮，并广搜邮刊研究，邮识大进”。邵氏集邮虽晚，但集邮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专注意可以作为文章题材之票品，求其未经前人道及之变体而收集之”。 他曾经说 “余在集邮界为极后之后辈。对中国古票，仅知大清晚年有蟠龙图案之邮票半分、一分、二分、三分四种：幼年时曾亲自贴用过也。前年中秋后，始得观华邮丰采。一见如故，大有相逢恨晚之感。但以一穷措大而染此阔嗜好，实在太不识相。遇见珍品贵票，都只得目逆而送之。为解嘲及自慰起见，于是专在古票中，求其未经前人道及之变体而收集之”。 为此，他以“未见经传”为目标搜求未见著录，但有邮学研究价值的邮票，集得孙中山主持设计的飞机图样票、红印花小2分绿色加盖票等珍品。又“从友好借《邮乘》、《华邮图鉴》而卒读之，深惜中多未完之稿，且旧日言论，不无过时宜补正者，遂发愿撰著介绍全部国邮之专著。”为了购得红印花小2 分绿色加盖票，邵氏以“催妆诗”、“定情赋”殷切求购甚而“扬言不复遣归，宁为玉碎”，与邮界同人展开了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夺邮大战，震动中国邮界。 王纪泽是有名的红印花专家，在他的《红印花专集》中当然需要这枚邮票。他便与宋醉陶密谋，愿将所藏的万寿珍品四复票割让给这位万寿票专家，条件是宋醉陶必须要拿“绿衣红娘”交换。 自从探明“绿衣红娘”的真实来历后，邮家开始对这枚加盖票追逐不休。1944年，上海的集邮家王纪泽、郭植芳、宋醉陶、邵氏都想一睹“绿衣红娘”的风采，于是邀请宋慧泉携此珍邮来上海。据宋慧泉后人撰文回忆，在接风宴上，宋醉陶以若干万寿加盖改值的变体票和商埠邮票换走了“绿衣红娘”。宋醉陶不负重托，果然得到了“绿衣红娘”。1944年7月他在《国粹邮刊》第33期著文《似曾相识燕归来》，表白自己欣喜得意的心情。 宋醉陶，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字沅清，晚年定居于苏州。致力于万寿票的收藏与研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粹邮刊》各期。 作家邵洵美心念“绿衣红娘”多年，此票在宋慧泉手中时，他屡屡送诗赠赋，以表对“绿衣红娘”爱慕之情。1944年宋醉陶携票来上海，陈志川设宴款待宋氏，诸集邮家作陪。邵洵美趁机请求将“绿衣红娘”借他欣赏，宋醉陶不知其中之计谋，慨然应允。谁知邵氏得此票后，便不再退还，闹得两位邮友为之不欢，虽经多人调解，邵氏仍坚持强留“绿衣红娘”。并宣称“若要票，人与票往，宁为玉碎，不复归还”。并力求割爱，言词恳切，愿以重金为聘。宋醉陶无可奈何，只得将邵氏所遗10两黄金，转给王纪泽，作为万寿四复票的代价。邵氏所出的代价已是宋醉陶从宋慧泉处得来的4倍之多。王纪泽用“万寿四复”换“绿衣红娘”的梦想化成了泡影。 宋醉陶忍痛割爱后，在《国粹邮刊》上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文详记其经过。其在文中感叹“一代名姝，垂手失去，虽曾归余，而未尝有一夕之欢”。邵氏“强聘夺爱”，此事同样惊动邮坛，人们不免称奇。张包子俊撰文称“是花娇产申江，惊人才貌，燕赵远游，风尘劳顿。今则名士美人，藏娇金屋，定将邮传佳话矣”。 邵氏获此“绿衣红娘”后，孤芳自赏，虽然多次有人求让，他索价5000美元，求者只好知难而退。1948年上海举行邮展时，举办方希“绿衣红娘”参展，邵洵美的条件是必须与红印花小壹圆旧票布置在第一室。当时，布展的人希望放在小壹圆上边，可是马任全又不同意，使邮展主办人非常为难。恰好此时，有一位隐性埋名30多年的集邮家霍雪侯出展红印花小壹圆新票一枚。这样展品只好重新布置，便把“绿衣红娘”放在两枚小壹圆邮票中间，大家就都满意了。 邵氏的这枚珍品，在他获得15年之后，因为要资助流落在香港的六弟，无法汇款，便由人携带出境，让其在那里另觅新主，换些柴米。从此红姝改嫁而去，诗翁不再萌发闲情。说来也真是上海这地方与“绿衣红娘”有缘，第一枚在此发现，直双连也出于此。上海邮政博物馆开馆，亮出了它的镇馆之宝—又是一枚前未经传的“绿衣红娘”。黄光城若还在世，少不了再要他辛苦一番。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最早发现的那一枚绿衣红娘加盖票是在上海一个外国集邮者处, 后來辗转於陈志川、宋慧泉、宋醉陶、邵询美、李志方、吴乐园、黄兼慈等人之手, 现存於郑添瑞邮集中。1949年又发现了三枚, 其中一枚有Specimen 字样。两枚辗转於上海、香港及台湾集邮家王纪泽、郭值芳、邹启祥、李定方、吴乐园、黄光城、黄建武、黄天涌等处, 现分别藏於庄顺成和吴乐园二人处。盖有Specimen 的一枚则由香港流入台湾集邮家手中, 现藏於张敏生邮集。1960年在英国伦敦邮展上又出现两枚＂绿衣红娘＂加盖票, 现藏於瑞典集邮家贝德生处。1963年在英国一个邮票拍卖会上又出现一枚,“綠衣紅娘”，200英鎊成交，目前，落入何人之手不详。1980年2月15日, 在英国伦敦著名的吉本司邮票公司举行第5554次国际大拍卖中, 又出现两枚, 而且有一枚为逗点变体。拍卖的成交价为: 变体票170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5600元）, 另一枚为1500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50000元），拍品得主均为英国集邮家。 1981年，香港爱国人士孙禄芳先生向国家捐献了一批早期华邮珍品，其中小字贰分带上纸边的直双连红印花加盖票，竟然是“绿衣红娘”直双连票，堪称世界孤品。孙先生的这一爱国之举，丰富了国家的收藏，获得了国家的褒奖 。1986年一位香港集郵家從台灣郵商手里以8000美元購得一枚“綠衣紅娘”。1992年英国邮商吉本斯与香港邮商布约翰联合举办了珍邮拍卖会，一枚“绿衣红娘”以13万港币成交。1994年香港拍賣一枚“绿衣红娘”以20万港元成交。1997年香港拍賣一枚“绿衣红娘”以港币80万元成交。1998年，台湾邮商黄正明开价300万台币，因急需用钱求售一枚“绿衣红娘”加盖票，无人应价。1999年蘇富比公司在香港拍賣一枚“綠衣紅娘”以港幣167萬元成交。黄正明求售的那枚“绿衣红娘”加盖票，于2004年12月7日在香港的拍卖会上，以345万港币成交，创下了当时单枚华邮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2010年7月31日香港拍卖一枚“绿衣红娘”加盖票，是集邮家林文琰先生的旧藏，估价800万港币，但拍卖时流标。最近十年来世界各地邮票拍卖会此起彼伏，但再也不见“绿衣红娘”加盖票的芳踪。 关于红印花小贰分墨绿色加盖票，发现和拍卖的情况大致如下：红印花小贰分墨绿色加盖票，也就是墨绿色“绿衣红娘”加盖票，1953年最先出现于克拉克的遗集中。2001年庄顺成太阳邮集在美国纽约拍卖，再出现一枚墨绿色加盖票。2012年香港拍卖会，又一枚墨绿色加盖票出现，最后以172.5万元港币成交。 “绿衣红娘”翠绿色和墨绿色加盖票存世共计13枚，枚枚都有一番不同寻常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该票自从发现以来，已经倾倒中外邮坛八十年，至今不衰，令人叹为观止。截止目前为止，“绿衣红娘”翠绿色加盖票已经发现2、3、5、9、10、12、15、16/17（直双连）、20号字模位置；墨绿色加盖票已经发现2、4、15号字模位置。这些加盖票现都存於香港、台湾和外国集邮家处。 一诺珍藏，首次公开发表的这枚“绿衣红娘”加盖票，其加盖特征与清代国家邮政开办时，小龙、万寿以及红印花其他加盖邮票的特征基本一致。字迹清楚完整，色泽平稳纯正，厚白洋纸自然老化，保存完好，是真票无疑。该加盖票，今后对红印花小贰分绿色加盖票的研究和鉴定，一定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分难得。此枚加盖票，应为目前发现的第十一枚，是六大字全版第一号字模位置的红印花小贰分翠绿色加盖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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