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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盛行厚葬。因而留存下来的墓葬众多，举国之下非常值得一看的有满城汉墓，徐州汉墓、永城汉墓、临沂汉墓、长沙马王堆、南昌海昏侯以及本文将述及的南越文王墓。广州南越王墓为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赵胡）的陵寝。之所以称之为陵寝，主要是因为在墓中发现了“文帝行玺”的金印，补充了史书中对于神秘南越国的记载，印证了赵眜称帝是史实。公元前204年，南海尉赵佗攻击吞并桂林、象郡后创立了岭南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政权—南越国。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汉灭亡，南越国享国九十三年，传五代，即：赵佗、赵眜、赵婴齐、赵兴、赵建德。《史记》有南越尉赵佗列传，《前汉书》有两粤传，这是对南越国历史最原始的记录。南越国的创立始于秦末天下打乱。“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项羽分封诸王，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彭城。汉王刘邦还定“三秦”，楚汉之争正式开始，中原大地进入群雄逐鹿的滚滚硝烟之中。此时的南海尉赵佗，已在岭南经营许久，他既不从楚，亦不助汉，而是“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自立南越国，实行“偏霸”的策略。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将赵佗视为心腹大患。公元前202年，刚刚取得楚汉之争胜利的刘邦便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为封地，将“至忠”吴芮封为长沙王。其主要目的便是为了“塞岭南之口”，不让赵佗逾岭而向北，问鼎中原。其后，刘邦多次对赵佗采用怀柔与强势并存的政策，一面封赵佗为南越王，一方面又遥夺南越国而封南海王。因此，赵佗与刘邦之间毫无信任感而言。赵佗也对汉朝采用若即若离的政策。公元前189年，汉惠帝病死，吕后开始专政。吕后强势的对待南越，采用禁粤关市等政策，使得赵佗在公元前183年自称南越武帝，与吕后断绝臣属关系，分庭抗礼。直到公元前179年汉文帝即位后，才恢复南越王赵佗的王籍和“通使如故”，赵佗也取帝号，再次臣服于汉。这种臣服并非是赵佗心悦诚服的。在其后的日子里，他使用两面三刀的手段，一方面在给汉文帝的上书中，声称绝不称帝。一方面“其居国，窃如故号名”。不仅赵佗本人仍称南越武帝，其孙赵眜即位后，也称南越文帝。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即位后，“即藏起先武帝、文帝玺”。主要因为赵婴齐曾以南越国太子身份在长安做人质，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赵眜病重，才货准归国。因“居长安久，益畏汉”，故而自南越王第三代起，才真正不敢称帝。赵婴齐死后，只谥为明王。南越国和汉朝这种君臣关系，一直只见诸于史料，未实物印证。三国时期孙权听闻赵佗墓中奇珍异宝甚多，曾派人专门盗掘，但终不可得，只掘取了婴齐之墓。墓中有“金印三十六，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这一材料印证了南越王有称帝的史实，但仍无法确证。直到广州越秀山西边象岗之上的南越文王墓被发现后，南越国的历史真实的浮现在眼前。出土的文物也确证了其称帝的史实。
墓室分前后两部分, 共七室。前部分为前室、东( 左) 耳室、西( 右) 耳室, 平面呈横长方形; 后部四室, 有主室( 后中室)、东侧室( 后左室)、西侧室( 后右室) , 三室平行纵列, 在主室的后端由两堵石柱分隔出一个后藏室, 整个后部平面呈方形。 
南越文王墓中最重要的出土物即文帝行玺金印。此印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此印为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行玺是皇帝六印之首。《汉旧仪》载: “ 玺皆白玉蠕虎钮, 文日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凡六玺。”据此，南越王赵胡在位时的确称为南越文帝。 
数年前曾前后三次造访南越王墓，其中还偶遇大汉楚王与南越王的特展。展览把徐州的一批东西拉来展览，很不错说。
南越文王墓的出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他不仅证明了《史记》所载的“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有遗漏。应当按照《前汉书》所记“即藏起先武帝、文帝玺”。同时，亦说明了南越国九十三年的历史中，有长达六十一年（前183—前122年）的称帝史。先后历经西汉高后、文帝、景帝直到汉武帝时代。这对研究南越国与西汉王朝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同时，“文帝行玺”也使我们窥见真定人（正定）赵佗的聪明与机智，不甘与隐忍。他能够在秦末大乱的局势下，成就一番霸业，足见其谋略。其后，在强大中原王朝的压力之下，祖孙二代只能选择偏安岭南，在自己的小国度里过一把称帝之瘾，虽说是僭越，但对于南越国的老百姓而言，恐怕认的只有赵氏行玺，而非大汉的官印。余曾三次造访南越王墓，其厚葬之丰，足见岭南之富庶。如有下次，仍会重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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