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印刷术：坑了一个苏东坡，却繁荣了一个大宋朝

老羊铲史 2021-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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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私塾蒙学课本里，有一部书叫《袁氏世范》，作者是宋朝的袁采。

袁采是信安检人（现在的浙江），隆兴元年进士。他在担任乐清县令的时候，廉政刚明，政声颇佳，地方淳正风俗，化导人伦。孝宗五年，他把他的治世之道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世范》，分为睦亲、处己、治家三部分，教人们如何做人做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这本书：虽家塾训蒙之书，意求通俗，词句不免于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故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意思是说这本书通俗易懂，易教易学，仅仅比《颜氏家训》差一点。

比如他针对家庭矛盾时说：

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于责善，兄弟或因于争财。有不因责善、争财而不和者，世人见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别是非而莫名其由。... ...父必欲子之强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则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

因为中国社会太需要和谐社会了，所以，这本书一出来，就“远近争相抄录，假而录之者颇多，不能遍应”，这才开始刻版印刷。

这是宋朝，印刷术普及之前，人们还是传统的手抄书，因为想看书的人太多，于是才有了印刷成书。

中国印刷术，改变了世界。

然而，就在印刷术普及之初，因为印刷出书而倒了霉的，第一个却是苏轼。

优秀的文人总要有些心高气傲，看不惯的事情就要说，不知不觉的就得罪了人。

祸从口出，因为文章而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不绝于史书。

黄庭坚身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在给他的外甥洪驹父的信中说：

“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

苏轼的“好骂”，与后来的鲁迅先生还不一样，苏轼是文骂。他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不断的在诗中讽刺王安石的政策。

比如，他在《山村五绝》这样讽刺王安石的青苗法：

杖藜里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惹恼了变法派中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他们在出版的苏轼的书籍里摭其表语，罗织罪名，指控以文字讪谤君相，于八月十八日逮赴台狱，这就是历史上改变了苏轼命运的乌台诗案。

当时，家中被州吏围船搜书，长幼几乎吓死。

妻子埋怨苏轼说：

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苏轼《黄州上文潞公书》）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就是从已经出版了的苏轼文集里，搜罗对苏轼不利的言论，作为证据的。

然而，很多已经在市场上流行的苏轼文集，却不是苏轼自己编辑校对出版的，有些非常畅销的苏轼文集，苏轼自己却不知道。

所以《哈佛中国史》说：

就像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样，新技术的诞生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印刷品的出现也不例外，特别是对于靠手抄经书为生的学者，他们的抄本逐渐被印刷经书取代，因此反对尤其强烈。多才多艺的作家苏轼(1037——1101)担心学术质量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叶梦得(1077——1148)抱怨印刷文本即使印得错漏百出，也会被人认作正确无误，这会使文本的质量下降。朱熹——虽然其新儒学哲学传播主要受益于这一新媒介——抱怨人们读书不细心，粗枝大叶，不再用心读书；而且人们开始认为手抄书卷是过分的要求，朱嘉对此也不以为然。

然而，由手抄书卷，到雕版印刷和后来的活字印刷，这毕竟是一场革命。

中国的雕版印刷初见于唐代，但在宋朝见到了实效。

965年，宋太祖平定后蜀，太祖在一堆书籍里发现了毋昭裔的名字，这个人是中国最早的出版家。

据王明清《挥麈录》记载，毋昭裔贫贱时，尝借《文选》、《初学记》等书籍，其人面有难色。这件事对他印象很深，他叹道“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少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寒门学子借书挨白眼的事，毋昭裔也是。

他发誓：“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以遗学者。”后来他仕蜀为相，遂践其言，薪俸有余之后，感慨道“今可酬宿愿矣。”

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有志者，事竟成”。

他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等人刻成《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九经》、诸史等书。这些书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从而对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动作用。显得中，又印行《史记》、《汉书》、《后汉书》诸史。

他开创了私人刻印图书之始。

宋太祖喜欢毋昭裔印刷的书籍，于是，毋昭裔就成了后蜀唯一一位没有受到惩罚的官员，财产也没有被没收。他去世之后，其子孙还因其所刻之书版而加官晋爵。

从太祖、太宗到真宗、仁宗，都非常重视书籍的整理印刷和出版工作。

980年，200卷本的《太平寰宇记》完成；

984年，1000卷的《太平御览》问世；

1001年，165卷的《七经义疏》完成；

1011年《十三经注疏》完成。

官家主持的这些鸿篇巨制，使两宋文化达到了顶峰。

而且，这还都是在与外族战火不断的情况下完成的。

在白纸上印上文字，就能卖钱，这简直就和印钞票没有什么两样。

商人逐利，在皇帝极力支持出版业的大的前提下，出版商的热情就极大的被激发了出来。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出版中心。

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那个时候估计也没有版权意识，以至于像苏东坡这样的人人都喜爱的文人的作品屡屡见于市面。

1089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契丹，苏轼的诗集《眉山集》才刚刚刊印不久，苏辙在奉使途中，便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当苏辙住进驿馆后，一抬头又看到墙壁上也题有苏轼的诗文，着实让他吃惊。

印刷使文化传播的速度达到了空前，为此，苏辙也发感慨，他给苏轼写信说了这里的情况：

谁将家集过燕都？峰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文化跨出国界，都会促进民族融合。

成规模的雕版印刷，使书籍的价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降低，最直接的变化，是穷人也能读的起书了。

有专家就晚唐时期相近之抄本与印本书籍价值的比较，和宋明两代关于该二者之概括的文献，可知印刷术的发明，令书籍的价格减下去十分之九左右。

廉价使比较清寒的知识分子也能享用，间接地影响到社会阶级的消融，其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钱存训在《印刷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中指出：

“尤其在宋代，考生人数大增，在政府中具有进士身份的官员为唐代的两倍，宋季进士的数目为宋初的四倍，两宋的进士凡四万余人。在十二世纪，举人的数目即有二十万人，在十三世纪更增达40万人。加上各高等学府、地方学校和私人书院中在学的学生，宋代知识分子的人数是十分可观的。”

印刷书籍的流行、书籍数量增多，促使宋代的教育很快的普及，不光是数量增多，而且一大批的农民、工人、商人的子弟开始走进学校，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有的还进入了高层，改变了唐朝时“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

苏轼对此有喜有忧：

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辞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书太多、书得到的太容易了，也会有人将书束之高阁，非借不能读也。

书籍传播知识，启发思想、开阔眼界、点亮智慧。

因为印刷术的普及推广，使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

教育改变中国，从蒙童到书院，全国各地星罗棋布，遍布城乡。

苏轼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

耐得翁“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小学教育普及率已经非常高。

除了这些普及型的小学教育外，属于现代大学类的书院也风生水起，

《续文献通考》说：宋自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后，日增月益。宁宗开禧中，则衡山有南岳书院，掌教有官，育土有田，略仿四书院之制。嘉定宁宗中，则涪州有北岩书院。至理宗时尤伙，其得请于朝、或赐额或赐御书及间有设官者，应天有明道书院，苏州有鹤山书院，丹阳有丹阳书院，太平有天门书院，徽州有紫阳书院，建阳有考亭书院、庐峰书院，崇安有武夷书院，金华有丽泽书院，宁波有甬东书院，衝州有柯山书院，绍兴有嵇山书院，黄州有河东书院，丹徒有淮海书院，道州有濂溪书院，兴化有涵江书院，桂州有宣成书院，全州有清湘书院。度宗朝，则淳安有石峡书院；衢州有清献书院。其他名贤戾止，士大夫讲学之所，自为建置者，不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