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王充闾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推荐理由】纵览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华文化之所以连绵不绝，是因为其具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气度和神韵；是因为无数先贤为传承文脉而始终坚守着正气、骨气和侠气。作为人文三部曲之一，王充闾以隽永的散文，叙述历朝历代仁人志士或叱咤风云，或跌宕起伏，或隐忍抱憾的人生际遇，以古人精神之火烛照今人之心灵，反思和叩问今人的精神世界。全书气势磅礴，言出有据、既有文学的青春欢畅，也有历史的沧桑厚重。掩卷而思，浩浩荡荡的心灵世界与汹涌澎湃的现实世界交相辉映，历史变得灵动且具有撼人的撞击力。 【导语】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个民族的命脉。本书把文脉传承与心灵历程完美结合，既能薪火相传、心心相守，又能有益于塑造自己的心灵，解除我们今天内心的困惑，升华人们的情感境界，让文脉一代一代地延续弘扬，相传留存，以感化天下、泽及四海。 晚年的“诗圣”杜甫，孤凄无依，“漂泊西南天地间”，过着“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 去留两难，备受煎熬的惨淡生活。十年间，他先是流寓川渝大地，后因思归心切，扁舟出峡，转徙荆楚，浪迹湖湘。但由于时局动乱，生计艰难，北归无望，生命的最后两年，不得不以多病孱弱之躯，辗转于衡岳之间，或为孤舟摇荡，或为鞍马劳顿，辛苦备尝，终日不堪其苦，最后病死在潭州驶向岳阳的一艘小船里。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春节一过，杜甫就开始了自岳阳经潭州（长沙）前往衡阳的行程，前一段走的是水路，趁着桃花汛发，从巴陵县启航，再经洞庭湖、青草湖，驶入湘江。船上，诗人写了一首五律，题曰“南征”：这首诗首联交代起帆时节和沿途所见，以春色撩人的美妙景色作衬托，反衬南行的凄苦生涯与悲凉心境。颔联表现诗人“晚岁迫偷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艰辛境况。“避地”谓迁徙以谋生避祸。颈联讲他即使在抱病南行之日，也没有冷却报效朝廷的热忱。“君恩”句，是指他在成都时，经严武表荐，代宗曾诏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一事。尾联“卒章显其志”，为一篇之警策。他一生的悲剧尽在这十字上，凄怆、悲苦之情跃然纸上，令人不忍卒读。“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两句，可说是诗人对自己一生作为、当时心境及悲剧命运的总结，更是长期郁积胸中，无以自释，至死都此恨难平的痛苦悲鸣。这里饱含着血泪、浸满了酸辛、充盈着凄苦、渗透着不平，意蕴极为深厚，却以淡淡的十个字出之。 “百年”者，一生也。“歌”，吟咏，意为写作诗文。“苦”字，刻苦、劳苦、勤奋之意。杜甫之所以能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被后代奉为“诗圣”，固然有其天纵之才，聪明早慧，“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壮游》），但他又是古代诗人中刻苦磨炼、镂肺雕肝、笔补造化的典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连“诗仙”李白都说他：“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戏赠杜甫》）漂泊西南期间，他写作《解闷》组诗，有一首是自叙其作诗甘苦的：诗中提到了他曾师法的南朝四位诗人。全诗大意是：依靠什么来陶冶性情呢？就是在成诗之后，诵读长吟，反复修改，锤炼字句，从而达到理想的效果。既做到谙熟（古与“孰”通）、精读谢灵运和谢脁的绝妙诗篇，尽量得其能事；又认真学习阴铿和何逊刻苦用心、不懈钻研的精神。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注释：“自言攻苦如此。”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也说：“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在这两位清代评论家之前，东坡居士早就指出：“老杜言‘新诗改罢自长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后人不复见其剞劂（指雕词琢句），但称其浑厚耳。” 杜甫晚年流寓川渝大地，转徙荆楚，浪迹湖湘。“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可说是诗人对自己一生作为、当时心境及悲剧命运的总结，更是长期郁积胸中，无以自释，至死都此恨难平的痛苦悲鸣。他这样一位超凡拔俗的“诗圣”，在生前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诗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没有见到知音之人！正是由于“耽佳句”“苦用心”，因而杜甫之诗被后世诗人无上推崇。现以宋人为例：王安石编《唐宋四家诗》，杜诗被列在首位，许之以“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深邃的内室，比喻学问、事理的精微深奥所在），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尔后来无继也”。在苏轼看来，“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秦观也说：“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作不及焉。”岂料，就是这样一位超凡拔俗的“诗圣”，在他的生前，却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诗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没有见到知音之人！在唐代，唐诗即有选本，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是《河岳英灵集》与《中兴间气集》了。它们分别选入二十四家的二百三十首诗和二十六家的一百三十二首诗，其共同之点，就是都没有选入杜诗。前者编选人为进士殷璠，据学者考证，时在玄宗天宝十二年（753），当时杜甫已四十二岁；后者编选人为高仲武，时在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其时杜甫已辞世九年。如果说，《河岳英灵集》成书较早，漏掉杜甫，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中兴间气集》所选诗作正值肃宗朝至代宗大历年间，其时杜甫诗歌创作处于辉煌夺目阶段，仍未入选，可就难以理解了。唯一的缘由，应是杜甫在世之日甚至去世一段时间内，其诗歌价值并未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这里还有一件小事，就在《河岳英灵集》编成的前一年秋天，杜甫曾与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同登长安慈恩寺塔，五人皆有诗作。其中，同为著籍河南、小杜甫三岁的岑参，诗的标题为“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高适与作者岑参都是“边塞诗”人，题目中专门点出，亦属常情；可是，点出薛据（弟兄几人都是进士），却不及杜甫，这就有些奇怪了。那么，要论这次登塔诗作的质量呢？清人杨伦有言，杜甫之诗“视同时诸作，其气魄力量，自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杜诗镜铨》）。这种情况，到中唐后期发生了改变。此前，是李白诗名高于杜甫；从元稹、白居易开始，颠倒了过来，他们首倡“扬杜抑李”之说。宪宗元和八年（813），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杜君墓系铭并序》说：“诗人已来，未有如杜子美者”；“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意思是，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称得上上可逼近《诗经》《楚辞》，下可包括沈佺期、宋之问，古朴近于苏武、李陵，气概超过曹氏父子和刘桢。盖过颜延之、谢灵运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诗风的流美清丽。他完全掌握了古人诗歌的风格气势，并且兼备了当今各家的特长。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李（白）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与此同时或稍后，韩愈寄诗张籍，指出：双星并耀，朗照骚坛，则不复为优劣矣。这应是中国诗史上最权威、最公正的评价。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杜甫晚年的长诗《偶题》中的名句。上句是说，诗文留传久远，关系重大，不可率尔操觚；下句说，至于诗文的得失高下，作者本人是最清楚不过的。从这个角度看，他不会因为《河岳英灵集》的漏选、岑参诗题中没有提名而心灰气馁，失去信心。其实，更准确地说，他也未必在乎这些细事。就是说，“未见有知音”，主要的还不在这里。这样，问题就来了——那么，在他的心目中，究竟什么是大事呢？当然，还是登朝执政，大展宏图。尽管对于诗文的价值他也十分看重，并不像李白所说的“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但其重视程度，较之从政，还是大有差异的。他严格地恪守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古训，把经邦济世，治国安民，创制垂法，惠泽无穷，作为“不朽”的首要目标，而要实现它，就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可是，事与愿违，他的仕途却极为坎坷，从根本上讲，并没有走通。从他三十九岁时所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可以得知当日他是何等自负：“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同李白以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他则把凤凰作为抱负的象征“坐看彩翮长，举意八极周。自天衔瑞图，飞下十二楼。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依他原来的想法，可以像唐代立国之初出过许多“白衣卿相”那样，他也有朝一日，能够解褐入仕，脱颖挺出，“立登要路津”。盛唐时期，科举考试竞争极为激烈，录取率很低；而且，即便是考取了进士，也只是得到一个资格，若要朝廷任职，还须通过吏部考试，如不合格，照样赋闲。杜甫二十四岁这年，曾参加东都洛阳进士科考试。当时处于开元全盛之日，朝政与社会风气尚好；主考官孙逖文思敏捷，衡文亦有眼力，颇为时流敬服。但是,由于杜甫文章颇嫌艰涩，不及其诗，结果未能中第。这对他本人来说，尽管自视甚高，由于少年气盛, 对于考场得失,也并没有看得太重,尔后便开始了他的“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杜甫少有壮志,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 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自齐鲁归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这 位先祖的勋绩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雄心。接下来,便来到 长安,开启了十年困守京城的生涯。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 谒,请求汲引,却也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他三十六岁这年,赶上了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的士人可以在 京就选,中选者由皇帝亲试,这叫做“制举”。杜甫信心十足地前来应试,但 最后却空欢喜一场,铩羽而归。四年后,又值玄宗举行祭祀老子庙、祭祀太 庙(祖先)、祭祀天地三大盛典,杜甫献上《三大礼赋》,“帝奇之,使待制集贤 院,命宰相试文章”。就是说,得到一个候补选官的资格。可是,宰相根本 没把这个当回事,结果,他空自在帝都“候补”了一年左右,眼见希望已无, 便暂时回洛阳探家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