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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晚清修订的《蒙学读本全书》，义明词简，要言不烦，其心古，其行古，其言古，以国统、血统、学统顺序编排，中有《崇圣歌》：“先师孔子倡宗教，巍巍高大如山斗。终身服教誓弗违，叩首叩首九叩首。”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叩仲尼，叩的是文明。 新文化运动后，小舟从此逝，由近采日本，而外引欧美，公民社会已然发育，世界书局“民国初级小学”之《模范公民——公民训练小册》将“留心研究新事物；没有得到允许，不动别人的东西；不轻易向别人借东西；不向别人借钱；遇到危险，敏捷避免；别人有危险，要立刻救护；别人求教，要恳切解答；说话要轻而和气；对人和颜悦色；自己不愿做的事，不叫别人去做”等等，作为常识灌输。即便如此，仍是幽光逶迤，宗旨无改，恭写师之牌位，罗列酒浆花果。 忆人思情，忆人思言，钱穆八十三岁时撰写《师友杂忆》，从中可见清末民初师道之变化：“体操先生为余之同族伯圭先生，乃鸿声里人，游学于上海。后始闻其乃当时之革命党人。一日，揽余手，问余：闻汝能读三国演义，然否。余答然。伯圭师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 吴宓教学极认真，每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准备，从不缺课，也不早退，据李赋宁回忆：“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给学生修改文章时，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四方满格，免被误认。郑天挺于1946年1月16日日记中提及自己的阅卷：“先将弥封试卷十五分各编一号数，粗阅过然后分题按号详阅，较其优劣定分，先录于纸，阅毕一题，审视无异乃登于试卷。俟五题均毕，积其总分，登于卷前，以求公允。”治学严苛，深耕不辍，自小事处也可窥豹。汪曾祺谈西南联大时的沈从文：“他还喜欢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要长……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 丰子恺拖家带口流徙辗转至广西桂林，在此执教，每日记其所感，遂成《教师日记》。在给学生上课时，其挂出组画四幅，“其中一幅描写日机轰炸惨状，画面上一位母亲背着一个婴儿跑向防空洞躲避。婴儿头部已被弹片削掉，母亲尚不知晓”。学生见画，竟哄堂大笑。次日，秉性外和内刚、仁厚开明的丰子恺严词斥之，日记中怒火不消：“此画所写，根据广州事实，乃现在吾同胞间确有之惨状，触目惊心，莫甚于此。诸生不感动则已矣，哪里笑得出？更何来哄堂大笑？”日记者，记录胸中感想与人事情状，无所避讳。 阶层壁垒突破，仰仗教育改变人生，故遣子弟入学，佳师难觅而周遭同钦。事亲以孝，人同此心，事师以敬，心同此理。衣冠大端，设帐讲学，打过方称弟子，骂过方称学生，不温不火礼遇者，只能称之为学员，师者有道矣。读书在于求道，上学在于问道，读书乃为己之学，切己工夫，师道乃为人之德，身正之范，解惑晓义等等的文本之外，尚在教授作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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