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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于1936年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翌年，抗战爆发，河山破碎。如果战斗，可能会死，如果逃亡，可以苟活，黄仁宇同多数热血青年一道，毅然辍学从军，慷慨赴死。曾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1944年5月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入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终成历史学家。王鼎钧生于山东临沂，抗战爆发后，参加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后入李仙洲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初中毕业辍学从军。1949年后辗转台湾，考入张道藩创办之小说创作组，由此奠定基础，终身自学不息，力行不懈。之后曾在报社任副刊主编，在学校当教师。51岁时移居美国。其创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戏剧之间，著作等身，被誉为台湾散文“崛起的山梁”。杨唤生于辽宁兴城，小学毕业后，考取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牧畜科。1947年，17岁的他开始了流浪生活，由家乡南下到天津，再由青岛而厦门。1949年随军至台湾，任陆军上士文书，开始写现代诗，成为台湾现代儿童诗的先驱，1988年由台湾一些儿童文学家发起成立了“杨唤儿童文学奖”。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国难当头，投笔从戎，天下太平后，多数学生兵没有黄仁宇、王鼎钧那么幸运，能够重回课堂。纵使暂且坐了下来，也是心不在焉，手足无措。朱学勤为此道：“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其实每一样经历，每一次痛楚，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派上用场。战时的残忍记忆、悲伤情怀，犹如潜入下意识的梦靥，挥之不去，“十城荡荡九城空，大军过后生荆杞。恸哭秋原一片声，谁人不起乱离情”，由此走到政治之路，既有资本，也具经验。黄仁宇从工程学，转军事学，再转历史学，实则是一条从历史学方向，透过旧现象看新本质，探索社会轨迹及规律的路子。与直接从政稍别，乃间接为之。人生变幻，片刻不止，那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不多，黄仁宇算一个。他取的是笨办法，下的是笨功夫，选择了回到出发地，重新开始。“自以为聪明的人做事情很难成功，原因有二：一是不愿下笨功夫；二是他们没有找到他们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去做，却去做一些在他的价值观体系中不怎么重要的事情。”钱钟书认为的那种下笨功夫者，实在不多。年轻时，为了一个飘渺的理想，可以高贵地死去；成人后，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可以卑微地活着。太美的承诺，大都因为太年轻，不再年轻时，肉体生命已然衰微，灵魂生命开始扩张。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难就难在扩张后的灵魂箱内，何物填充。弗洛姆《逃避自由》云：“一个人能够，并且应该让自己做到的，不是感到安全，而是能够接纳不安全的现实。”经历战争洗礼者，对“不安全的现实”有着更深切体验。哪有绝对的安全，逃脱了眼前危险，逃不脱脑后危机。困难可激励人心，而非使之气馁，此即乐观人生态度。战时拒绝冒险，就等于拒绝生命，素常亦然。米兰·昆德拉说：“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所有困难的本质，都在于胆怯重新安排的开始。潜研之苦，非常其苦，索隐之难，格外其难，黄仁宇的幸运，自何而来？富兰克林云：“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山果熟，打秋来，殊不知种树之不易；秋暮野城幽，天晴一塔出，殊不知立塔之艰辛。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火破碎了多少学生的学者梦。每遇国变，首先被鼓动者学生，燥脾学生也乐于参与其间。久利之事勿为，众争之地勿往，文艺青年衍化革命青年，高才学生嬗变政治新秀，乃上个世纪的世界普遍现象，但几乎都是悲剧结局。罗伊德·沙普利也二战老兵，其1943年入学哈佛大学，同年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前往成都战区，支援中国抗战。作为密码员，展现出了卓越的数学天才，因破译日军气象信息获得铜星奖章。战后，其返回哈佛，取得数学学士学位，于兰德公司工作一年后，重回校园，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博士学位，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授，直至退休。因对合作博弈论的贡献，他于2012年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黄仁宇找到了故乡，虽说是且认他乡作故乡，沙普利也找到了故乡，这个故乡就在出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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