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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天的庐山九届二中，从神仙会变成疾风骤雨，又平静落幕，可谓大起大落。会后发表公报，仍然延续了九大的主基调：在主席为首、林总为副的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然而，团结不了多久了，这已经是又一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开始。 与上庐山开会前相比，有了一个重大变化：原来的中央四号人物老夫子一夜间变为了阶下囚，高层领导格局再次改变。 对于庐山折戟之事，老夫子在身陷囹圄的晚年中一直没想明白，到底为啥呀？他在八十年代有过回忆：我感觉主席不想再用我，但我想不通为啥要打倒我。我又没有得罪他。虽然在起草九大报告时，我主张抓生产，在其他事情上也提过不同看法，但都是好意。在他那里工作，我很小心。庐山上说他是天才，那也是好话嘛，紧着说好话也不行。为什么非要把我和林总连在一起？我和林没有多少接触，对他并不了解。我是因为主席信任林，才相信林的。把我搞到这种地步，对党有什么好处？简直莫名其妙！ 能够看出，老夫子真是满满的委屈！然而不得不说，老夫子给主席当秘书，高层行走这么多年，在运动中又身居高位，自己就下手打倒了多少人，却还是没能脱去书生气。当年汉高祖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就引出了功人与功狗的议论。运筹帷幄，指示目标，得功为功人；鹰视狼顾，呲牙捕咬，得功为功狗。汉三杰者为功人，随陆绛灌者为功狗。搞不清自己为功人还是功狗，志骄意满，举止失措，必有栽跟头的一天。 老夫子能从主席随驾跃身为中央四号人物，不外乎笔头子功夫厉害，文墨激扬，有过功劳，且紧跟领袖，因而受到信任。遇到文化运动这等大事，主席重起基业，再造天庭，身边必须有值得信任者辅弼。老夫子理论功底深厚，揭露起那些走资者入木三分，正好为主席所用。文化运动，得逢时运，文人晋身高位，脚踏一干元勋，老夫子成为其中典型。 然而有其长必有其短。老夫子多年干秘书，搞理论，奉旨行事，听喝就行。加上他性格软弱，怕得罪人，往往拿不住事。在基层干工作还关系不大，登上高位后这种短板就暴露明显。像运动初期著名的“二月抗争”事件，他作为中央文化运动组长，却撑不起场子，被三老四帅训斥得跟孙子似的，只好靠着康老、张军师等人拼命顶住。旗手为此非常看不起老夫子，对其冷嘲热讽不断。主席对老夫子也很不满意，都中央四号人物了，遇事还躲躲闪闪，不能冲锋陷阵，注定难成大器，只配为刀笔吏。 老夫子紧跟主席才有了飞黄腾达，这本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偏偏他还有些文人的脾气，时间长了受不了旗手的欺负，又以为主席信任林总，而林总、叶主任对他很客气，这样不知不觉就远离了提拔信任他的主公，而甘愿为林总一家驱驰。老夫子也不想想，他一功狗之身的定位，一旦失去了主公所用价值，竟然还投靠对立面，其不忠之形昭然若揭，哪会有什么好下场！ 能把你扶起来，就能把你打下去。在庐山这场新的路线斗争中，老夫子自动置身于风口浪尖，那就别怪领袖无情。他到晚年还整不明白自己为何被打倒，也实在是书生气到无用了！ 想看更优质内容的朋友，欢迎入驻我的知识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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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昵称21405352 > 《庐山会议19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