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西方节日“愚人节”，出于应景的目的，谈谈愚人。 “愚人”被西方设节，并大张旗鼓的庆贺，在吾国有识之士看来，是非常不可取的。无论是作为形容词的愚蠢，还是作为动词的愚弄，皆悖君子之道，惟有闭门思过、痛改前非，焉能设节而相庆？ 板起面孔做事，乃吾国之传统，源远流长，深入人心。初涉教坛之时，因年幼，被同仁告知，切不可跟学生玩笑，为师者，须有为师之样子，谨防那群坏小子蹬鼻子上脸。“样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好心的同仁没有明示，仔细观察方知，一副面无表情的“面具”而已。方才还在办公室谈笑风生，走出门，立即戴上“面具”，不苟言笑，威风凛凛。 尝试几次，因为体胖脸大的原因，稍不注意，“面具”便滑落下来。没多久，居然被那些所谓的坏小子识破真面目，再装，已是不可能，索性就“裸教”，爱咋地咋地。不过，到后来，也真的没咋地。还有些窃窃私喜，因为轻松——面孔不刻意板着，心情也跟着轻松。 《愚公移山》的传说出自《列子.汤问》，一部位于中华文明源头的典籍。愚公与智叟的一番对话，把智叟的浅薄和愚公的高大，表现的淋漓尽致。似乎是由此开始，愚，不仅不可笑，反而可敬。取笑愚者，自取其辱。这样一种复杂循环的变化，让吾国人民时时警惕，恐怕因笑而落入被笑的窘境。最好的办法是不笑，或是似笑非笑。 人的脸上，在嘴角两侧，各有一块肌肉，可以使嘴角翘起，称为笑肌。中国人的脸，一律是囫囵的，线条柔和，表情平静，介于笑与不笑之间——笑肌不发达，是个重要原因。恐怕智叟与愚公的那番论战，智叟的惨败是始作俑者。谁还敢轻易发笑呢？笑到最后的，通常是不笑的那个。板起面孔，则成为常态，久而久之，肌肉都退化了。 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词，但“反智”的现象一直存在。余英时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中的反智主义，他说“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从《左传》中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到今天“新读书无用论”的兴起，所谓的智者和智识，遭遇还是相当坎坷的。一会儿被奉为精英，一会儿被踩在脚下，一会儿威逼，一会而利诱，搞得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北。迷迷糊糊之际，良知、风骨、正义，这些大棒子又劈面而来，于是便愈加的仓惶，有如丧家之犬。既然是野狗，还有何底线可言。仔细想想，蛮可怜。中国虽然没有“愚人节”，但是留心看看那些媒体，中国人不是天天在过“愚人节”吗？ 若是有个明确的标准存在的话，愚与不愚很好区分，明明白白的，其实挺好。多划几个标准，就会多几批愚人，也挺好。在这方面你不愚，在那方面可能愚，于是每个人，既可以是愚人，也可以不是愚人。这样一来，大家就平等了，就可以轻松的相互愚一愚。 怕的有人装愚。把一幅“难得糊涂”的匾额高悬正厅，让前去拜访请教的人糊涂了，只能在心里暗自嘀咕：您到底是糊涂还是不糊涂、想糊涂还是不想糊涂？不能问，最好哈哈一笑，装作由衷敬佩的样子，点点头。双方都糊涂着，又仿佛心照不宣，方为最高境界。 柳宗元曾作《八愚诗》，诗前有序，名为《愚溪诗序》。读诗品文，通篇皆是愚，但不是愚，而是郁。苏东坡在四子满月时写过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是否“被聪明误一生”，还需另当别论，但此诗所表达的愿望，确实不够聪明——“愚且鲁”又怎能“到公卿”？难怪他的红颜知已说他“一肚子不合时宜”。 装傻是个技术活，不下一番苦功夫不成。即使下了苦功夫，既怕识货的，又怕不识货的，两难。愚人节到了，何妨做个真愚人，得点小快乐。 愚人，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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