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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月——1988年1月，创办陕西红星化工厂《红星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确切地说，当时被人们简称为“红化”的陕西红星化工厂，有着二千多名职工，算得上是全省、乃至全国化工行业的劲旅，伴随着全国出现的“文学热”，着迷文学者的确不少，我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按说，我本有着当时许多人眼器的职业——汽车司机，也是我从事了近20年的职业。实话说，对职业和文学创作我有着同样的酷爱。常常，借装卸货物的空间，驾驶室就是我抓紧读书和“打腹稿”的平台，节假日或下班后，我不是写作，就是和文友们在家里大摆“龙门阵”。时不时的在长安文学月刊、陕西农民报、卫生报、宝鸡报等省市公开发行的报刊发表些小小说、童话、短诗、小科普作品等。1981年，还应宝鸡市科协之邀，参与了创办科普文艺杂志的工作，市科协一位副主席还专门与我商谈，如我愿调科协办刊，虽不能解决我妻儿的“农转非”，起码可以设法让我们四口之家迁至市郊的蔬菜队。但由于妻子已担任着厂子弟学校代课教师，享受着“准职工家属”的待遇，实在不忍心丢掉这份职业，我只有忍痛放弃了这次难得的人生机遇。 由于我的儿童文学创作，1983年，我有幸参加了文化部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司、陕西省文化文物厅、省作家协会等联合举办的西北片儿童文学讲习班，讲习班之后，厂工会、宣传科曾多次有意让我改行，都因我舍不得丢掉“方向盘”诿惋地谢绝，甚至失去了1985年工厂大批“以工代干”人员转干的机会。直到1986年末，厂领导才“强制”让我改行，我才与厂宣传科刘鹏等文友全身心地投入到《红星报》准印证的申报、相关栏目插图制版等紧张忙碌的筹备工作之中。由于当时在县印刷厂铅字排版，插图等均要到西安陕西日报社印刷厂制版。为及早出报，我们甚至让职工张洲祥用一块方木刻制了报头，使四开四版，每月10日准时出版的《红星报》终于于1987年1月面世。 “如果用当今某些人们的‘价值观念’来看，搞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小时之外搞业余文学创作，真是再‘愚’不过的事了。但是，红星化工厂这群小星却是着着实实地爱上了——岂止是爱上了，简直是迷上了——文学创作。”厂子弟学校教师马天明、时任厂宣传科长姚国昌在《红星报》第11期发表的《闪烁吧，小星——红星化工厂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巡礼》中的这段描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红化文艺创作的现状。也是对红化文学艺术创作的真实写照。 《红星报》编委会人员虽然有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工会及宣传科的领导组成，但具体工作还是由我和当时的宣传干事刘鹏、祝永峰具体负责，也离不开文学“发烧友”们的支持。如刘鹏除宣传科其它事务，还担任版面设计、划版和一二版责编，同时常常熬夜作诗和热心业余文学活动；担负着繁忙的厂党委办党务工作的谢平利，痴迷于杂文、诗歌，偶尔也分担副刊版的编辑；干部科科长关显林的诗作不时出现在《中国化工报》、《宝鸡报》等报刊，更不忘关注《红星报》；还有董恒发、张洲祥、师桂芳、付浩、茹广川、林萍……《红星报》无疑为红化的“文学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痴迷于文学的我，不仅主笔《红星报》，以本名及“曲歌”、“直谱”等笔名，为《红星报》撰写了《刊首词》、“编辑絮语”、《写在七月》；诗作《给一位编辑》，《致朋友》、《劳模》、《凤凰的传说》，朗诵诗《中国的童话》、组诗《化工厂的太阳》；小说《拜师的罗超君》；作家介绍《商州有个宁有志》、《好一个鱼在洋》；歌词《化工之歌》；以及通讯《啊！青春之魂》等新闻报道。还先后在《中国化工报》、宝鸡报等中省市副刊发表作品。 为提高报纸品位，扩大影响，我们十分注重加强与省内外作家及同行的联系，按报纸惯例每期第四版为“星群”副刊，不仅刊发厂内作者创作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还刊发省内外作者的作品，而且确保每期有一篇省作协会员的作品。我本人除加强与省内作家的联系，向他们约稿，在报纸上介绍他们的创作经验和成就，还关注湖南《邵农化工报》等兄弟企业的报纸，与他们经常交流、取长补短，向他们约稿、投稿。通过这些工作，使报纸不仅稿源充足，同时扩大了影响。记得见诸《红星报》的有我省作家袁银波、宁有志、鱼在洋、祁念曾，诗人马怀白、宝鸡电台卢新智、宝鸡石油机械厂张建华、湖南企业报人汪建沃，以及凤县翟天运、刘生、刘建斌等人的作品。《红星报》的一些作品还相继被《陕西工人报》、《陕西卫生报》、《宝鸡报》等选用。 那时，正置“文学热”，一些文友还向我推荐一些文学青年的习作。如岐山县大营乡残疾人赵林祥，就向我来信推荐凤县平木烧锅庄白琼的习作，其中《家乡的小河》被选登。这位家境清贫，尽管经历坎坷，后来嫁到宝鸡八鱼乡，仍锲而不舍，时有习作寄我，其对文学痴爱令人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红星报》出版后的1987年5月20日，红化文学艺术新闻协会（简称红星文协会）隆重成立，应邀出席成立大会的嘉宾档次，在红化乃至凤县也几乎前所未有。他们是：时任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白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沙陵，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长安》文学月刊小说编辑杨振帮，宝鸡市时任市文联秘书长商子秦，《宝鸡报》副刊编辑邵文海、王振文，宝鸡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郝毅及时任凤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崔仰乾，凤县广播电视局局长官波舟，凤县文化馆创作干部翟天运等。 记得从红星文协会的筹备到成立，包括副厂长、《红星报》总编吴剑峰在成立大会的的开幕词，特邀嘉宾的联系等事宜，厂里均全权委托我办理。甚至大会期间嘉宾活动，也由我亲自驾驶当时厂里的一辆“三凌”面包车接送。这是因为，白浪（本名宁克中）因“反右”和“文革”，曾被下放到凤县，后被调至县文化馆负责文艺创作和担任文艺创作学习班老师。我从部队退伍后，因经常参加文艺创作学习班和向文化馆创办的《山花》及县广播站投稿，自然与白浪及崔仰乾、官波舟、翟天运结交为师友。白浪平反回西安前夕，我曾特邀他到我在红化文家庄的家中作客长谈。我出车到西安，常常就将车停在距省作协很近的白浪夫人任教的建国路小学，甚至吃住在建国路小学白浪的家里，与白浪作长夜谈和到省作协拜访袁银波等文友及作家。当我邀请白浪一行出席红星文协会成立大会时，他便欣然应约，并与几位同事一起前来助兴。借出席大会之机，应崔仰乾的邀请，白浪一行还在县文化馆举办了一场文学讲座。临分手，诗人沙陵等还欣然为《红星报》题诗留念。但令人抱憾不迭的是，当我送白浪一行从双石铺车站登上归途的火车归来时，却发现沙陵题诗的宣纸，竟被人用浆糊粘贴在编辑部的墙上而无法收藏。 由于《红星报》影响的不断扩大，1987年，应宝鸡市电台主要介绍宝鸡市作者的文艺栏目之约，谢平利以笑平的笔名写了《曲歌印象》一文，于当年10月30日、31日播出后，又刊于当年《红星报》11月号第四版上，全文如下： 他热情、豪爽、健谈，一见面，准能和他交上朋友；他有力气，能扛动180斤的大麻袋；他饭量大，吃饭从不拿小碗；他能开车：轿车、卡车、小车、国产的、进口的，只要他把握方向盘，准能让它们乖乖地听他使唤。他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收割碾打，扬场扇簸箕，样样精通。——这一切似乎都和一个编辑、作者死活挂不上钩来。然而宝鸡市作协会员，《红星报》编辑曲歌同志却把这些挂不起钩来的东西，完完美美地串在一起。 他同新中国同岁——1949年农历10月26日，他出生在商县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里。第一个把他引入文学道路的，是他的父亲。小时他跟父亲读书，每夜睡在父亲身旁，就要听故事。爸爸是一位十分和蔼的长者，就尽量地满足他的要求。天上的、地下的、过去的、现在的、书上的、自编的，什么都有，稍大一点，父亲调到离家二十多里的学校任教，小小的他，每星期跟着爸爸步行去学校。冬天爸爸办公，他给爸爸暖被窝，爸爸上床时，他把暖热的地方让给爸爸，听爸爸给他念大部头的书。啊，那么好的故事，原来都藏在书里呢！他常常对自己说：我先要学会看书，不，我长大还要写书呢！一个明亮的念头在他心中萌动了。 然而，天不作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初中毕业就无法上学了，等待他的却是一条曲折的路：当农民，当民办教师，当临时勘探队员，当战士，当司机……艰苦的生活，曲折的道路，却没有使他向命运低头，他始终奋斗着，写作着。1972年，当他把一篇散文斗胆寄给《人民军队报》后，竟意想不到的很快被采用了，当战士的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变为铅字的时候，眼睛湿润了，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 部队复员两年后，他被分到红星化工厂汽车队当司机，他的许许多多的作品，就是扒在方向盘上写出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年来，他惨淡经营，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在地、市以上报刊发表数十篇作品。 曲折的生活道路，为他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因而他的作品涉及面广；他的作品大都产生于紧张的工作之佘。因而短小多样，稍有清静的时间，他便写点长的。长途出车，他便留心笔记，增加自己的积累。他的写作计划，常常因工作而打乱，他的准则是：工作第一，写作第二。但是他从不原谅自己，使大脑处于高频率的运转状态，他觉得这样才充实，才有点儿人生的滋味。他写成人作品，又热衷于儿童文学，曾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儿童文学讲习班，为陕西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1987年，他终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汽车驾驶室，担心《红星报》编辑；又被推选为红星文协会秘书长。这一年，是他最忙的一年，他把精力几乎全用在办报和文协会的工作上。他参加宝鸡市文联在凤县举办的小说笔会，也常有电话和人找他。但是，他的创作却没有停歇，先后在《中国化工报》《卫生报》《宝鸡报》《西秦文学》《宝鸡科技报》等报刊发表十多篇作品，他的科普作品获得了《卫生报》科普征文三等奖。但是，他对自己从不满足，总在苦苦地探索和追求。 然而，这个曲歌还是“一头沉”的家庭布局。他还要操心种那几亩地的庄稼。尽管如此，曲歌还是曲歌，他热情、豪爽、健谈，他有勃勃的雄心，白天他为编报而奔忙，晚上——这不，当妻子、孩子入睡之后，他又伏在案头，写小说了…… 这里不能不提及有关我及家庭命运的一个“小插曲”：文协会成立大会刚结束，官波舟主动向我提出陪他在厂里洗个澡，我当即联系好水汽车间的小澡堂。就在我们俩冲澡搓背之际，官波舟主动向我提出：工厂借八一年水灾，正在筹备迁往渭南，我全家都在凤县，妻子虽然在厂子校任教十余年，却无望“农转非”。而县广播电视局正需要编辑记者，何不干脆调到县广播电视局，他可向县领导做工作，不仅我可与干部身份的人享受书报费等待遇，还可将我的妻子同时调到县上任民办教师，并承认我妻子在工厂子校的任教教龄，5年内不仅能解决我家的“农转非”，我妻子还有希望成为公办教师。他的这些承诺和设想，正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事。 令我不能忘记的另一件事是，1987年10月，因我在创办《红星报》中的表现，在以厂长名义奖励全厂3%的人员中，厂里还奖励我半级工资，使我再次感受到工厂对人才的重视和厚爱。 为了进一步扩大《红星报》影响，报纸创刊一周年前夕，我们便开始分头为报纸周年纪念活动奔忙起来。我除向直接与老家商州的宁有志、鱼在洋联系，又求助白浪，希望商州乡党、著名作家贾平凹能为副刊题字。1987年10月26日，白浪来信称：“你来信要贾平凹给你们报纸一周年题字，我已请平凹给你写了。在我处存放。” 我即赴西安，在白浪建国路住处取回题字，除在陕西日报制版，并在钟楼一装裱字画店作了锦裱珍藏至今。贾平凹为《红星报》副刊的这幅题字为： 一颗星，一颗星的组合，这便是天河。 贺红星报“星群”副刊一周年。 贾平凹 《红星报》一周年之际的1988年元月，报纸特意刊登了著名作家贾平凹、有关领导及办报同仁、作者的题字、题词、题诗及评论的文章。 时任省石化厅厅长李树元提词为： 祝 辞 写在《红星报》出版一周年之际 《红星报》作为化工新闻战线的一颗新星，在报道红化生产建设，宣扬企业精神和活跃职工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祝愿《红星报》在“十三大”精神鼓午下，办的更活，更富感染力。为把红星化工厂建成现代化企业，为我省化学工业的腾飞做出更大的贡献。让“红星”闪光生辉！ 李树元 一九八八年元月. 儿童文学作家鱼在洋的贺辞为： 贺《红星报》一周岁 是星星总会闪光 是种子总会发芽 是蓓蕾总会开花 是小树总会长大 时任厂长丁灿章也热切寄语《红星报》： 让“红星”在改革开放中、在我厂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生产搬迁中熠熠生辉！ 贺“红星报”一周年 丁灿章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化工报记者站、省石化厅生产处宋仁昌等也纷纷来信、来电祝贺。 1987年12月，红化厂领导让我参加了全国记协新闻学院和工人日报在北京举办的全国企业报主编新闻研修班，并从厂财务预借了参会所需资的资金。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一位领导临行时对我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你安心学习，回来后把咱们的《红星报》办得更好。如果钱不够，你马上发电报，厂里给你电汇。” 再说官波舟与我沟通之后，很快就我的调动与厂领导接触，尽管据说厂领导以“你们办广播需要小张，我们办报更需要小张”断然回绝了官波舟，但官波舟并未就此罢休，又让主管副县长白应文亲自出面，合盘托出官波舟对我的那些承诺和设想，在再三考虑我和家庭的前途命运后，厂里终于同意我的调离。使我于1988年2月，迈出了决定我和我的家庭命运的关键一步。 让我至今仍心存感激的是，就在商调函已经发出，厂领导仍以保持《红星报》与作家联系为由，让我赴西安和故乡进行回访，使我离开故乡多年后又重回商州，与宁有志见面，与鱼在洋漫步商州城，回顾我们在儿童文学讲习班的相识相交，谈家乡的变迁，交流儿童文学创作的体会。众多痴爱文学和关注《红星报》的商州文友，用纸包着牛肉、花生，提着白酒，赶到丹江饭店，与我就酒论创作，吃肉谈报事的场面至今令人难忘。 从办《红星报》开始，我便不忘给一些老朋友寄报，其中不乏一些老文友。如陈文恩、王德省等。我们都是在宝鸡文学笔会上由相识到相交，记得陈文恩曾任千阳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德省当时供职于岐山县察家坡镇党委办公室；从年龄上讲，他们都比我长，在文学创作上，当时也都高我一筹。当他们从《红星报》报上看到工厂将搬迁的信息后，相继来信，既流露出文友间的真挚情感，又不乏对工厂将搬离的惋惜之情，字里行间也透着值得欣赏不同的文风与幽默，这里不妨照实抄录。 王德省来信如下： 张文友：您好！ 惠寄报及信收悉，深谢！ 秋风落叶日，见信倍思君。宝鸡去秋一别，犹如几日之隔，人生转 眼即百年，然友谊之树长青，根深叶茂，永不凋谢。去年秋天，咱们畅 谈于宿舍，漫步于街道，谈文学，议构思，赤诚相见，心心相印，君直朴 善良、乐于助人的点点滴滴尚历历在目，君之人品、文品，乃我之楷模。 目前君放弃人所欣蕞之职业——汽车司机倾心于《红星报》的编辑工作， 并联系本厂文学爱好者成立文学组织，开展文学创作活动，且成绩显著， 此乃君之德也，君之望也。 贵报我全部看了一遍，文艺版我仔细读了一遍，君大作《拜师的罗 超君》我拜师了两遍，这些文学作品感情真挚，生活气息浓郁，或对人 生的思考，或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或对美好生活的讴歌，或对变态心理 的鞭挞，或对未来的憧憬，情真意切，发自内心，直抒胸臆，毫不做作， 这是生活在第一线作者之长，亦是贵会成员稳健的步履。近几年来，有 些文学作品令人不知所云，有的根本无法读懂，故作高深，其实读者却 不屑一顾，说到底，是生活的贫乏，是对艺术的嘲弄，君以为然乎？我 今年写了几篇散文，在陕报，青海日报、老年报等报刊发表了七篇，写 了四五篇五千字左右的民间故事、新故事，由于身体欠佳，《坟》想改为 三万字的中篇，尚未动笔，谢君关怀。十一月份，我和正义将编纂民间 文学三大集成，这是上级任务，只得为之。生活平平，无所作为，思之 傀也。不知君今年耕耘如何？ 在贵报看到贵厂要搬迁，君搬否？如搬，请告友新址。 思之所至，信口开河，见笑见笑。 谨颂 文祺！顺祝全家好！ 愚友：王德省 （1987）10.16 陈文恩来信如下： 革风：我亲爱的文友！ 每次收到《红星报》，我心情就激动好一阵子。我把《红星报》 你等同起来。我其所以能无偿的阅读《红星报》，是因为秦岭腹地有我 的文友革风。愧然的是，我没有给贵报写过一篇稿件，一是对工厂不熟， 二怕拿出的东西让你作难，倒不是别的原因，请你理解，请你谅解。 阅读《红星报》中获悉，你们厂要迁到渭南，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 出的滋味。渭南的环境当然不错，天大地大，距省会近，精神文明的 冲击波就厉害；距离潼关也近，冲出潼关也容易一些。可惜在宝鸡属 区就会失掉－位朝气蓬勃、前程光辉灿烂的文友。一旦成了大名，也 成了渭南的，与宝鸡没有什么干系了，所以，我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 这当然有点自私了，精神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况且暂时都还限于陕 西，限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想到这里，也就释然了。真正的好 友，志同道合的朋友，即是有万水千山横亘，心也是紧紧相连的。除 却了怅然之感，剩下的会成了睁大眼睛，盯住署名曲歌的文章。令人 高兴极了，昨日你给我寄报的同时，报中夹的那封短简，使我得到最 大的满足啊！你要扎根凤县的土地上奋力拼搏，这太好了，太美了。 县城，是一个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国家的缩影，是个小国 家，能从凤县感受到北京的脉搏跳动，远比工厂眼界宽、接触得多， 会使你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得到升华。把常 人眼中的常事，都会成为你笔下流畅的文章，我举双手赞成你留在凤 县，成为凤县的选民。 我能觉得出，自你办《红星报》以来，风雷激荡、进步快极了， 四面开花，文章一篇接一篇，有高雅的诗词也有生活知识，连凤县的 臊子面也上了《陕农报》，我边看报纸，我边回忆起天运妻子那手巧 妙的烹调技术，我偶尔来凤县，没有别的奢望，只盼望吃上天运妻子 作的一顿臊子面，也就心满意足了。读你的文章，竟使我垂涎了。你 正在人生最旺盛的时刻，是沉沦下去，还是浮在上头，全在这几年的 努力奋斗上，拼搏，流大汗必然声名大振。正是你着力搏击的关键时 刻，我想你不会辜负宝鸡众朋友对你寄于的厚望的。 宝鸡的桃子，就是不能让渭南人摘。我等待阅读你的佳作，我若 有暇来凤，定来拜望你，聊叙别后情景。 虽然我不会再看上《红星报》了，但我不遗憾，只要你走到一个 合乎你脾性，能扬你之长的地方，我引为自豪。祝你新春一功都好。 文恩 1988.2.16. 写于农历除夕之晨 文友的这些殷切期望，成为我鞭追梦征程上的动力。斗转星移，三十年多年后，当我撰写这篇回忆时，再次重读珍藏的老友这充满真情的信件，不由感慨万千。 截止调离红化，我共参与《红星报》办报14期，每期出报，除编辑部存档10份，我均诊藏2份，本想有朝一日重返红化，与朋友们展开珍藏的《红星报》，回忆让人难忘的办报历程，回味红化留给我的殷殷深情。岂料在我离开红化没几年时却得知，因搬迁忙乱中，留档的《红星报》丢失，为评职称，《红星报》几位同仁不得不来到凤县，取走了我珍藏的一份14期《红星报》，而我牵挂的红化厂也最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遭遇破产的厄运，文友和办报同仁也各奔东西，真是岁月无常，物是人非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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