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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 澳大利亚各行业投资展望,新财年投资机会抢先看!

 澳中商圈 2021-01-06

相比于去年平淡的预算案,财长Scott Morrison今年2017年的预算案有了许多新意,也给日益平淡的澳大利亚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预算案有许多内容,涉及我们社区的各个阶层和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印象是面面俱到,有传统的联盟党的核心政策,例如支持中小企业,延长对购置2万澳元以下的单项资产可以直接在当期税务中抵扣的政策到2018年6月30号。也有工党一贯支持的政策,例如提高全民医保税率0.5个百分点,用以保证全国残疾保险计划有足够的资金。同时也能看到绿党政策的影子,如对4大银行和Macquarie银行的负债加收0.06%的费用。

这样的安排是民主政体妥协的结果,照顾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因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预算案需要获得参议院(Senate)的批准,而执政的联盟党在参议院总共76个席位中只占到29席,因此还需要10位党外的参议员的支持才能通过,预算案中便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其他党派的色彩,因此有评论员说这个预算案有工党和绿党以及其他独立参议员的影子。

《商圈》的读者应该更关心预算案对澳洲经济的影响,因此我着重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一下2017年联邦政府的预算案。

2017年联邦政府预算案的中心还是经济增长。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工党政府采取了一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加上中国经济增长对澳大利亚经济的拉动作用,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中为数极少的避免了经济衰退的国家。但也种下了隐患,就是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长。在以往两个财政年度,执政的联盟党主要考虑如何降低财政支出,以减少财政赤字。但今年的预算案却一反常态,增加了总共130亿的财政支出。背后的逻辑是供应学派的理论,就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来提高未来的税收收入,从而减少未来的财政赤字,偿还国债。财长Morrison反复强调的是到2020-2021财政年度,政府要做到财政平衡,然后在其后的中长期保持财政盈余。

为保证这一点,这届预算案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两分法:即所有在社会福利,健康和教育上的额外的财政支出,都必须从额外的税收中支取,也就是不占新增的财政支出。新增的财政支出必须用于经济的增长,以平衡未来的财政,实现两代人之间的公平(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那么,新增的财政支出用以哪些项目呢?预算案提出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另外一个是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基础设施的建设

随着矿业的衰退和国内建筑业的减速,大家都在思考什么产业才是澳大利亚经济的下一个增长点,2017年的预算案作了回答,那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财长Morrison计划在今后的七年内,联邦政府支出750亿澳元来改善澳洲的公路、铁路和机场。其中53亿澳元投入到西悉尼的新机场。从墨尔本到布里斯班,修建一条1700公里长的内陆铁路,联邦政府的预算是84亿澳元。另外还有预算用于各地的铁路和公路的改造,翻新和连接。联邦政府也准备把澳大利亚最大的水利工程,Snowy Hydro Project从州政府手中买断,让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政府腾出资金来改善两个州的其他基础设施。可以这么说,这次预算案的最大的亮点就是联邦政府直接投资来改善澳洲的基础设施。因此,预算案出台以后,报章戏称财长Morrison为“Morrison the builder”(取自于Bob the builder,英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画片连续剧)。下表列出了预算案中主要的基础设施项目。

联盟党一贯秉承市场经济的信条,即使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也希望是由私营部门主导,公共部门参与,通过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例如墨尔本的M3), BOP(Build-Operate-Transfer,例如墨尔本的M1)。这次一反常态,公共部门唱起了主角。一部分原因是澳洲政府看到了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另一部原因是受到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新政的影响。私营部门确实有效率方面的优势,但也有承担风险方面的劣势。综合考虑,还是由公共部门启动为好,希望私营部门能够跟进。

许多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都看到了澳洲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滞后。这次联盟党下决心来改善澳洲的基础设施,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政策方向。这些项目看起来激动人心,但关键是怎样实施,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资金,怎样才能保证有效使用,避免2009年公共投资更新学校设施(总理陆克文的一个政绩)实施过程中的浪费现象,还有赖于很好的规划和运营。钱看起来是不少,但真的动工起来,这些预算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墨尔本到布里斯班的内陆铁路,84亿的预算,要建500公里新铁轨,更新1200公里长的原有的铁轨,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很多的配套资金。这给投资者提供了很多机会。

今年3月份李克强总理访问澳大利亚时,就曾经提出中国可以出技术和资金,帮助澳洲建高铁。中国有这方面的技术,也有剩余的产能,怎样结合两国的优势,以最低的成本建一条高质量的铁路,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希望两国的政府和业界人士能够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来极大化双方的利益。

金融创新和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

2017年预算案计划投资11亿澳元,用以国家创新和科学发展计划和金融创新计划。里面涉及很多的政策性的创意,例如,和澳大利亚审慎监管机构(APRA)合作,降低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允许拥有5000万澳元以下资产的有权吸收存款的机构称为银行,购买数码货币免除GST,允许私人企业通过众筹来吸收股权投资,减少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管制等等。

这些政策上的创新,给有志于在澳大利亚金融领域投资的投资人创造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通过数码技术,创造出新的金融产品,也能有效地降低融资的成本和分散风险。政策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现在是精明的商人开始布局的时候了。

2017年的预算案还有一些和投资紧密相关的内容,例如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业。

提高住房负担能力

对于大家非常关心的房地产市场,联邦政府推出了一套组合拳,力图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提高首次购房者的购买能力和提高房屋的可负担性(如下图)。政策的重点是鼓励开发新住宅或者有效利用现有存量的住宅,以达到增加市场住宅供应的目标。

从需求方面,为帮助首次购房者进入房地产市场,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称为First Home Super Saver Scheme, 让首次购房者把3万澳元存入养老金账户用于购房。这个措施是否有效,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一是3万澳元对购房来说是杯水车薪,二是增加了需求,会间接推动房价的上涨。

更有力的措施来自于供给方面,而这方面的力度不小。

第一个措施是建立一个国家住房基础设施计划(National Housing infrastructure

Facility)。在未来5年内,联邦政府向该计划注资10亿澳元,用以向地方政府提供优惠贷款来改善交通网络、水电煤气网络、污水处理系统,和地块的修复,使得更多的地块适合居民居住。在墨尔本,把原来的一部分军用地转为民用,用于住宅的开发。

第二个措施是鼓励廉价租赁房的供应。对建筑商建造廉租房子,有税收方面的优惠,资本增值的60%得到减免。这一点,对投资开放商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运用新技术,包括组装式活动房,在现有的非居民住宅用地建造廉价房,已经有些公司开始尝试,取得了不错的业绩。如果和税收优惠结合,投资的回报会更加可观。

第三个措施是鼓励老年人卖掉现在拥有的大房子大地而搬到比较小的房子,在出售10年以上的房子时,可以向个人养老金账户一次性存入30万澳元的税后退休金,政府给予税收上的优惠。

第四个措施是针对外籍人士,如果半年以上的空置,要付5000澳元的年费。对50户以上的新建多层住宅,外籍购买者能够购买的不超过50%。对外籍人士出售澳洲房产所得的资本增值,预扣税增加到12.5%,征收的门槛降到75万澳元。

对银行业征收额外赋税

对投资银行业的人来说,这个财政预算带来的是不利的消息。联邦政府向英国学习对4大银行和Macquarie银行会征收一个特殊的税种,四年内征收62亿的税,占5大银行利润的5%-6%。也对银行的高管增加监管的力度,因此这5大银行的股价会下跌,而地区银行会吸引更多的顾客,因此可以部分中和掉这个负面影响,促进5大银行改善业绩。

民众的评价

2017年的预算案面面俱到,会影响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我们最后来看看民众对2017预算案中各项政策措施的的评价。据权威的《澳洲金融时报》5月16号报道,民众对各项措施的满意度差别很大。80%的受访民众同意对中小企业2万澳元以下的资产购置作一次性抵扣,对老年人大房换小房的税收优惠也有65%的民众支持。但对首次购房者利用养老金来实现税收优惠的政策,只有1/3的民众同意。 

民众的评论也很有意思,我比较欣赏的评论有:

· 认为这个预算案是“民粹主义击败经济学”,

· “ 联盟党现在像工党一样,成为光知道税收和支出一群人”

· “ 这是一个政治上实用主义的东西,就想获得国会的批准”

评价不是很高,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可以预见的。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预算案,应该可以为Malcom Tunbull政府加分的。不足之处是对科技创新一块的资金安排还是太少。好在制度上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私人部门可以大胆跟进,来弥补政府投资的不足。

作 者 简 介

史鹤龄教授

史鹤凌是现任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商业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国库部官员培训班的主管和主讲教授。他是“澳大利亚商业论坛”的主讲人之一,澳中商会年度主讲人之一,澳洲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演讲嘉宾。

史鹤凌博士致力于中国经济和治理改革议题的研究已有长达20年的时间。在2005-2007年期间,史鹤凌博士担任中澳政府共同签署的《中澳管理项目》的澳方主管。在主持“中澳管理项目”期间,史鹤凌博士和发改委共同设计和执行了15个项目,促成了中国的12个部委级的机构和他们在澳洲对应的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史鹤凌博士列为澳大利亚1988-2000年度最好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对澳洲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经济改革、中澳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作了大量视角独特的评论、判断和预测。

此篇文章刊登于《澳中商圈》2017年6月刊,专家视角 EXPERT INSIGHT P20-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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