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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青铜金属工具的大量使用，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中国的古文明史由此发端，中国武术亦由原始状态下的武术雏形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形态。 一、青铜长兵 夏、商、西周三代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北方的平原开阔地带。因此，当时如遇争战，其主要形式是车战，车战的主要战斗人员是车兵——甲士。每辆战车载甲士3人，依左、中、右排列。左一人持弓主射，为一车之首，称“车左”或“甲首”；右一人执戈矛作战，称“车右”或“参乘”；中间一人驾车，称“御”。《禹鼎》铭文称大禹有“戎车百乘”，《吕氏春秋》则称成汤靠“良车七十乘”战胜了夏桀。周武王伐纣，则也所谓“革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车战时，先用弓箭遥射；待双方逼近，主要是长兵在发挥作用。因此，长兵是车战的重要武器。《周礼·夏官·司右》郑玄注：“车之五兵”，为“戈、殳、戟、酋矛、夷矛。”均系长兵。《诗经·秦风》：“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王于兴师，修我矛戟。”戈矛、矛戟都是长兵。《周礼·考工记》又云：“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使用的兵器不宜三倍于人体，那也是相当长了。 矛的构造形制近于后来的枪。矛有尖头，侧有二刃，中间为脊。殷代矛头较宽，柄有双耳。周代矛头加长而变窄，柄亦稍短。 戈是殷周时期使用最为广泛的兵器，一般认为戈由勾镰之类演化而来。戈的使用方法：一为勾割；一为啄击。殷代铜戈有两种形制：一类在木柄上凿孔，将戈插入木柄，缚牢即成；一为戈上铸銎，以柄穿入銎中。周代的戈则加长了戈“胡”，并增加护胡上的穿孔，这样戈与柄连接更加牢固。 矛仅能直刺，戈仅能勾啄，古人综合二者的特点制成了戟。戟是既能前刺又能勾啄的复合武器。现代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戟为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出土。初时，戟为戈、矛两装。西周时，又出现了矛与戈铸为一体的铜戟。《晏子春秋》云：“戟拘其颈，剑承其心。”可见戟勾割的功能仍是主要的。 作为“五兵”之一的“殳”，其形制与作用，学术界至今仍有分歧意见。《诗经·伯兮》云：“伯也执殳，为王前驱。《释名》云：“殳，殊也。长一丈二尺，无刃，有所撞挫于车，上使殊离也。”有人据此认为，殳本身并非一种兵器，而是车战中车马撞挂在一起后，拨打使之分离的器具。也有人认为：殳为类似于棍与锤的击打类兵器。湖北随县战国墓出土一种古兵器，头部呈三棱矛形，杆两端各有一个球形铜箍。铜箍为花球状和刺球状，杆长3.4米，而器上铭文即为“殳”。 商周时的长兵还有斧与钺。从山东胶县城西南西菴西周墓地出土的斧与钺看来，其区别在于斧刃较窄，而钺刃较宽。1972年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还出土了铁刃铜钺，即在铜制钺身上又嵌铸以铁质的钺刃。有人认为当时已有冶铁技术，亦有人认为铜樾的铁刃为陨铁加工。文字资料也表明了商周时斧钺的使用，如《史记·殷本纪》中即有“汤自把钺以伐昆吾”句。 二、青铜短兵与甲盾 文字资料与考古资料均已证明，商代已有剑。上海博物馆藏有传世文物商代人头纹铜剑。河北省青龙县亦发现商代已有羊首曲柄青铜剑，此剑双锋刃，长约30厘米。西周剑形制亦很短，由历年出土实物看，一般都介于20-40厘米之。1957年自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出土的青铜剑，形似柳叶。这种形制，可谓周剑之代表，故被成为柳叶剑。《管子》云：“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此剑之始也。”认为剑乃蚩尤所创制。蚩尤是神话中人物，但是否这个神话反映了夏以前已有铜制短兵，尚待进一步研究与发现。 殷商时已有青铜所制的刀。1976年春，中科院考古队在安阳小屯出土文物中发现商代铜刀。1974年，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也出土了商代铜刀10把。1970年8月，山西罗村公社又发现一把长36厘米、宽3.8厘米的商代铜刀。周代的铜刀亦有发现，形制与殷代有异。昆吾是殷商时代部族，善制剑，在一些古籍中均有记载，今天的“昆吾剑”用名即是对它的纪念。但昆吾不仅善制剑，而且善制刀，《古今图书集成·刀剑部》载：“周穆王时，西戎献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满杯，刀长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泥。” 《释名》云：“盾，遯也，跪其后以隐遯也。”《说文解字》则云：盾“所以扞（捍）身蔽刃，象形。”盾即是防护身体的一种武器。《周礼·夏官》载：“司兵掌五兵五盾，司戈掌戈盾之物。”看来，周代的盾已有多种形制。所谓“五盾”，大致指大小形状有异，或木制皮制有别，或适宜于车战、骑战用途不同的盾牌。 三、商周射艺 殷商时已用青铜造镞，但由于箭发出后无法收回，而青铜材料在当时仍属珍贵，所以这一时期石制、骨制箭镞仍大量使用。不过殷代铜镞出土仍很多，镞形多为薄匕形、圆锥形、三棱形、平头形，一般都有脊和倒须。据《考工记》载：当时的弓，多以木为干、以筋为表、以角为里，再用胶和、丝缠、外加涂漆。 殷代官职中有“多射”之名，应为管理射事的官员。周代亦重习射，周天子亲自习射，并修“射庐”、“射宫”等专门习射场所。培养贵族子弟的教育内容“六艺”中，便有“射”一项。武士选拔，亦主要测试射艺。《礼记·射义》云：“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射之于射宫，……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不独统治者重射，周代表民间习射亦非常普遍，甚至渗入日常生活与风俗。《礼记·内则》云：“子生男设弧于门左。”《礼记·射义》云：“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家里生了男孩，要在门前挂上弓，并向天地四方射六支箭。 周地射术与礼乐制度相结合，便形成为“射礼”。射礼遵循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符合于周代贵族的思想道德规范，“礼”是射礼的本质。如《礼记·射礼》所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射礼行为与道德教化紧密关联。周代的射礼按等级区分为四种：一、天子与诸侯在举行盛大祭祀前为选拔参与祭祀的人选而举行礼射，名为“大射”；二、诸侯来朝天子或诸侯相互参拜时举行的礼射，名为“宾射”；三、天子、诸侯燕息娱乐宴会时的礼射，称为“燕射”；四、乡大夫举行乡宴的礼射，称“乡射”。 周代的“五射”，《周礼》郑玄注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白矢”，为射穿箭靶；“参连”，为三箭连发；“剡注”，为水平发射；“襄尺”，为平肘直臂发射；“井仪”，为四箭射透箭靶，形如井字。“五射”即射箭的五种要求或方法。 四、夏商周武舞 夏、商、周三代，巫、舞、武合一。所谓武舞，既有巫术，又有舞蹈和武术的成分。 据说夏代有所谓“干戚舞”。《淮南子·缪祢训》载：夏禹平定三苗时，三苗屡败仍不服。于是夏禹让三苗观看了威武雄壮的“干戚舞”表演后，三苗终于降服。“干戚舞”应属武舞的一种。 殷商甲骨文中多有“伐”字，罗振玉将之释为“武舞”。郭沫若将之释为“干舞”，也应是武舞。据说商代乐舞《大濩》也是一种武舞。 周代著名的“大武舞”，表现了武王克商的过程与功绩。据《史记·乐书》载：大武舞是手执武器，编为队列，象征战阵。孔子所云“夹振之而四伐”，郑玄注云：“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手持武器，一击一刺，也应属于武舞的范畴。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时，联合有巴蜀军队。“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跳着威猛的武舞，唱着雄劲的战歌，逼近敌人。巴人作战，一直保持这个传统。 周人的“象舞”亦是武舞。《诗经·维清》郑注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疏曰：“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为象舞。” 五、夏商周拳搏与角力 《史记·律书》云：“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夏桀能“手搏豺狼”，其徒手搏击技能非同寻常。 《史记·殷本纪》载：殷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均表明：殷代徒手搏击术正在发展中。 《礼记》云：“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又云：“凡执技论力，适四方，裸股肱，决射御。”周代冬季军训，选拔武士，“角力”是一项重要内容。“执技论力”中，无疑必有徒手格斗技能一项。徒手搏斗不光是人与人，也包括人与兽。《诗经·大叔于田》有“X裼暴虎，献于公所。”《诗经·车攻》禳云“搏兽于敖。”朱熹注《孟子·尽心下》云：“手执曰搏。”徒手格斗，便称为“搏”。 另值得注意是，《诗经·小雅·巧言》云：“无拳无勇，职为乱阶。”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典籍中最早出现的“拳”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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